沙龙︱包伟民、楼毅生：江南市镇的前世今生

从秦汉时中原人望而生畏的流亡之地，到唐宋时文人倾心歌颂的富庶水乡，在长江下游这片被统称为“江南”的土地，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江南市镇，是应该变身为一般的现代小城镇，还是包装为乌镇那样的古镇公园？千镇一面的局面应该如何改变？2019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携新书《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做客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邀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楼毅生作为嘉宾，与读者一起，共同围绕江南市镇的形成原因、历史变迁及现代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沙龙现场
江南市镇是怎么“长”出来的？
包伟民首先介绍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中心南移”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早期的首都位于今天西安附近，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相重合的，关中是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到公元5、6世纪，经济中心开始经过黄河下游，再慢慢向东南地区移动。一方面是因为东南地区渐渐发展了起来；另一方面，原来中心地区的容量不足，人口增长起来以后其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撑首都功能了。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有好几百年，到了唐代中后期这个趋势就很明确了。现在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12、13世纪的南宋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挪到了黄河的下游，然后再从黄河下游挪到现在的江南地区。当然在元代以后，由于政治、军事等等原因，政治中心北移，出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这里所说的经济中心所在，指狭义的江南，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江宁等八府，以及从苏州府分离出来的太仓州），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就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为数众多乡村小市镇的历史大背景。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模式。但即便是典型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也有着商品交换的需要。农民可以自己生产粮食、布帛，但是有些东西自己生产不了，比如食盐、铁器等等，这些生产与生活必需品就需要向市场购买。南宋时人对这个现象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描述：“举凡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只要有十户人家聚集的一个小村子，农民必然要购买自身所不能生产的商品，出售多余的农产品，就会形成一个小市场。他们能卖的农产品，主要是米，所缺的典型商品则是食盐。因此米跟盐就形成了当时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商品交换关系。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发展开始呈现一种新的态势：人口总是持续增长，但是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一方面只能把那些原来不用的土地都用上，就是湖荡海涂山地等等那些不容易开发的土地。例如大家都知道，绍兴地区有个鉴湖，东汉的时候有记载说鉴湖湖堤周三百里，面积巨大，但是现在的鉴湖只剩下一条河港，曾经的水面哪里去了呢？都被人们围垦成农田了。现在有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经常到山区去拍梯田，成片的梯田景观美轮美奂，但梯田的开发是非常费力的，如果不是因为平原土地不够了，人们是不会费那么大劲去开发那些山地的，耕作特别辛苦。此外，除了把大量淡水水面围垦成农田，人们还会去围海，围垦海边的滩涂。另一方面，就是努力提高农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所以江南地区的农业就这样走向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路线。
但是这些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地矛盾，于是江南地区就慢慢地开始发展起了“专业经济”。什么是“专业经济”呢？就是农民不单种植水稻、麦子等等粮食作物，他们还大量种植棉花、蚕桑等等经济作物。蚕桑是江南历史上就在种植的，此外还种麻，用以织布。元代以前人们所说的“布”指麻布，不是棉布。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开始扩展，到元代以后植棉普及，棉布把麻布的地位给挤掉了。为什么大量种植棉花、发展蚕桑业等专业经济以后，农民的劳动产出能够增加呢？因为如果种植粮食作物，农民在农田劳作之外，到农闲的时候就没活干了，最多用粮食制作一些糕点、酿点老酒。但现在农民种棉植桑养蚕，农闲时就也需要劳动，劳动力有地方可以投入，可以织布缫丝，出售棉布以及丝绵、丝绸等产品。这些手工产品所蕴含的劳动，不仅仅是田里的生产，还包括原材料收上来以后家里纺织劳作。通俗地讲，农民把纺织品卖掉换成粮食，这样每块地的劳动产出，比原来单纯生产粮食要高出很多。
就这样，通过发展专业经济，农民从每一亩田里面可以得到比单纯种植粮食作物更多的收入，于是田里面的产出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增加了。这样一来农民肯定比以前更辛苦，农闲时间越来越少，晚上要劳作到很晚，但是他们的总收入毕竟有所增加，能够解决吃饭问题。于是种棉植桑与纺织手工业就成为了江南地区除了粮食生产之外的两大主业，田里生产原材料，再拿原材料来纺织，还有其他的深加工，渐渐的这个劳动就变成主要的了。从南宋后期开始，在江南八府一州的核心地带，其经济发展都是这个模式。
当江南地区大量的土地与劳动力转向生产纺织品，必然造成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是本地区粮食更加不够吃，需要大量从外地购入，这就有赖于全国市场的形成。到了清代，东北的粮食可以运下来，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等，变成了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也能运下来，以及海外也有粮食输入，供应江南地区。可以说，江南的人们在明朝后期就开始吃泰国米了。当时江南不仅从外地输入粮食，还输入棉花等原材料，因为这里变成了土布的主要产区以后，本地产的棉花也不够了。江南生产的土布也出口东南亚，我们出口的商品劳动附加值高。
商品要交换，就得有个据点，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不可能每天到县城里面去卖东西、买东西，那太远了，他们必须要当天能够来回，所以作为农村地区商业聚落的市镇就这么“长”出来了。

《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江南市镇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接着，包伟民着重分析了江南市镇为何会形成其独特的形态。
市镇有大小之分，市镇之间是有层级关系的。最低的层级是村市，村子里有小店铺，可以打酱油、买盐，卖鸡蛋，如果要买更多商品，就要到高一个层级——其市场辐射区往往包括十几个或者数十个村子的市镇。再高一个层级就是县城或者州城了。
那些一般被称为“中间市场”的市镇，它是农村的商业核心地带，大家所熟知的例如周庄、同里、乌镇、西塘等等，都属于中间市场。各地村落与这些作为中间市场的市镇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这是由交通条件所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民早上五六点钟出发，坐船或走路一两个小时，到镇上卖东西、买东西，还来得及回家吃午饭。如果路途过远，农民不得不在外面吃饭的话，成本就过高了。
如果在村子和市镇中间出于某种原因另外新“长”出某个市镇来，在它的旁边肯定就会有一个市镇被淘汰，因为那样的话，具有相同功能的市镇之间距离太近，农民前去赶集，会选择其中某个条件比较优异的市镇，另外那个市镇就会被冷落仍至衰败，退化为一般的村落。例如浙江海宁的长安镇，从明代后期开始，浙江粮食已经无法自给自足，需要大量的外来输入，因此长安镇从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一直是浙江省最大的粮食市场，但太平天国的时候长安镇被付之一炬，粮食市场转移到了硖石，到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以后，粮食市场就回不来了。
制约江南市镇形态的因素还有交通方式。江南市镇商家的门面房，必须要沿河开设，因为商家依靠河道船运，离开了河道，商业活动就会有困难。正如以前王江泾号称十里长街，其市街就是笔直的沿着市河伸展。在上世纪90年代公路交通真正深入影响到江南市镇之前，几乎没有例外。线型的一字长街之外，如果有两条河在此交叉，就会形成十字街，如果河道呈丁字形，那么市街也就是丁字形的，如王店镇就是那样。此外，由于技术条件的制约，过宽的河面造桥不便，也会影响市镇的形态。比如乌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分别是属于嘉兴桐乡县的青镇与属于湖州乌程县的乌镇，因为将乌镇与青镇隔开来的那条大运河太宽了，造桥不便，河的两岸无法融汇成单个商业聚落。一直到1950年，这两个镇才在行政上合并起来，简称乌镇。
交通因素对市镇形态的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嘉兴王店的火车站，宣统二年建成，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车站周边一直没有商业化开发，镇区也不往火车站那边靠拢，仍然沿着河道发展，因为在那个时候，火车并不是当地居民常用的交通工具。
至于市镇中的建筑以及商业的分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需要考虑地理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因素。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的房屋不能够满足居住的需求，但如果沿着河道不加节制地延伸开去，街道就会过长，不利于商业经营，因此除了前店后家式的贫民下户之外，市镇不少建筑都会向背后纵向拓展，三进、五进、七进，甚至更多。也有少数市镇非营业性的居民建筑一重一重地向深处层叠建造，比如西塘就是那样，民居一层层前后紧挨着建造，房屋一侧建有狭窄的小巷以供进出，巷子内非常阴暗。通常这样的小巷子只有一个出口，面向市街。这种叠建的民居常常深达数十米。
假如一个市镇的起源不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要，那它就会长成另一个样子。如明代初年的卫所，它们是为了军事防御需要而建，外有围墙，街道就不一定沿河延伸了。例如慈溪的观城卫，四方的形态，外围筑墙，内有十字街。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作为商业交换中心的商业聚落长出来江南市镇就是这个样子。
在狭义江南的周边地区，也存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如浙江的金华、衢州、台州等等，这些地区后来几乎每一个县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行业，东阳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雕等等。由于受当地经济与地理资源的限制，这些地区不能像江南中心平原河网地带那样通过发展专业经济，增加劳动附加值，以解决人口压力的问题，而只能通过劳动力输出的途径出来解决。所以，以前的农民往往比现在农民要更“能干”，因为几乎每一个农民都会一两份手艺，他们靠这些手艺来弥补自己农田耕作回报的不足。人们常说的“扬州三把刀”——“剃刀、扦脚刀、厨刀”也是如此。
江南市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长出了一种特有的一种形态。包伟民曾做过很多调查，到一个镇上请一些老人坐下来聊聊天，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经常会得到回答是：“我们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我们是镇上人。”这反映出市镇文化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既带有很浓厚的乡村文化特点，但是又不完全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江南市镇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既然市镇是“长”在农村经济上面的，依靠当时农村的专业经济，作为农村地区的商业聚落而存在，市镇居民就大多以商业经营为生，很少有从事手工业的，因为手工业本来就是四乡农民的主业，基本在农民的家里完成。只有那些必须集中经营的手工业劳动才会集中到镇上，比如榨油、碾米、踹布、染布等等。如果这种经济基础没有了，那么市镇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每一个江南市镇的人们都想办工厂，发展经济，大家都要拆掉老房子，盖新屋，建厂房。包伟民指出，江南市镇的工业化与传统是紧密相连的，是按原来传统的特征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市镇的面貌也必然随之而改变。工业化发展依赖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同时汽车也扩大了人们的交通半径，将更多的商业活动从市镇吸引到了县城，传统的江南市镇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江南地区，大多数市镇以工业作为它们的经济基础，少数则依靠旅游经济而存在。在传统市镇消失之前将之记录下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成为“文化主题公园”的江南市镇何去何从？
在读者互动环节，有读者指出，近年来，江南市镇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旅游。那些原来比较落后、没有受到太多破坏、角落里的市镇反而迎来新的生机，周庄、乌镇就是如此。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市镇，而是一个个“文化主题公园”了，其生存的基础是游客，而且存在“千镇一面”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工业化之后的江南市镇应该如何发展？
楼毅生认为，千镇一面的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需要考虑到这些市镇在传统时期本来就是“千镇一面”的。因为它们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风俗民情等各方面都很相近。同时，由于市镇里聚集了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评弹、戏曲，包括弹词、越剧、昆曲等等这些流行文化也是相似的。尽管如此，要改变“千镇一面”的现状，还得从文化入手。
此外，他还指出对于非江南地区的人们而言，对江南市镇第一个感觉是江南很“文”。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永嘉南渡作为一个节点。经济重心的南移带来了文化的南移。永嘉之变，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南迁，这对江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很深。在此之前，江南被称为南蛮之地，是流放之地。在当时的中原人士看来，南方“吴钩越剑”，充满着勇武之气。而南方比较“文”北方比较“武”这种文化上的转移，就是从永嘉南渡开始的。
包伟民补充道，虽然八府一州的河网地带，地理条件是一致的，但是在文化的细节仍有一定的区别。浙江当时不同地区经济基础尽管很接近，但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产业特征，例如棉与桑，会带来经济和生活上的某些特色。此外，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名人也是一种资源，所以也可以从文化资源入手。同时要注意，多与江南周边的地区做比较，这样才能把江南市镇的特点凸显出来。
最后，包伟民还指出，由于江南市镇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近年来一些代表性市镇旅游经营的成功，使得“江南市镇”成为了一种被人们广泛模仿的范式，就像以前许多城市因为经济繁荣，就会被称为“小上海”一样，在江南之外的一些地区，甚至北方，无论在景观设计还是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都存在着简单地模仿江南市镇的现象，这也是产生千镇一面现象的重要原因。这样的简单模仿不是太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