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斗士”个性,一般人还真学不来,他的言论往往十分刚直而且一针见血。鲁迅与圈内文人进行的一场又一场的大论战简直像是家常便饭。他因不满郭沫若的为人毫不留情地骂道,“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被如此对待的还有梁实秋,鲁迅不赞同他的观点,直斥其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除此之外,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一系列人遭到过鲁迅的口诛笔伐。最有意思的是鲁迅还自有一套骂人理论,“现在我必须要指出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关于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品文这种体裁,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又是不同之行。鲁迅直接批判小品文,林语堂身体力行大力倡导小品文,这场交锋究竟谁更胜一筹?
《小品文的危机》是鲁迅专门用来批判小品文的作品。“这种小品,上海虽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小品文在鲁迅眼里,似世俗女子拉扯生意般实在是登不上台面。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善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用一个收集“小摆设”的名人的去世来开篇,暗讽小品文也跟这人一样存不久远,遣词中别有一番深意。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铜铸的三脚癞蛤蟆,就是鲁迅口中的“小摆设”,还有诸如五彩绘画的磁瓶等士大夫的“清玩”,这些东西谁有那闲工夫来欣赏?正如文学上的小品文,吟风弄月的存在,在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
鲁迅这样说自然有他的理由。小品文的旺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庸。”他担忧“雍容、漂亮、缜密”的小品文使人玩物丧志,使人沉沦逃避,使人在30年代的复杂的斗争中失去了动力和血性,只懂得偏安一隅,其实这正体现着鲁迅战斗的文风以及对国民的深沉的厚爱。他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去唤醒人们,看到有可能软化国民思想的小品文的流行,自然心中充满焦虑。
但鲁迅也并不是觉得小品文只有死路一条。“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哪怕是给人愉快和休息,也是为战斗而作的准备。横眉怒目的态度,也难得有一丝宽容,但是,说到底,鲁迅始终在坚持着自己的战斗理想。
相比之下,林语堂显得温和许多。他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登小品文的杂志,并自信地高言“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独抒“性灵”是林语堂心中满意的小品文状态。然而,林语堂也不是一个不明智的人,他也仍然认为小品文应该“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也。”其实这一点,和鲁迅不谋而合,只不过两者的侧重不一样。
这个时期,每个人都有直抒己见的权利,鲁迅不喜欢小品文,是因为他太过入世,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也不一定就是出世。只不过两人个性不同,所以导致小品文究竟该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也没有绝对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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