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陈晋:1949,新中国是怎样成立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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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晋:1949:新中国是怎样成立的 (下)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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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演示宋庆龄到北京时, 汇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 还有1898年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张元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风云人物张澜, 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化人, 比比皆是。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和领域都散发过光彩, 在历史的轨迹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争、迷惑、痛苦。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 他们挟带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 加入1949年大变局交响曲。他们真诚地相信, 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民族复兴。共产党更是真诚地邀请他们, 参加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 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 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协筹备会议, 有23个党派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 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 制定评选国名、国旗和国歌方案等。总之, 是要把所有开国的一些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 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 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作新政协, 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加入世界的“户籍”当中了,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最初的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著名教授张奚若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对国家政体来说, “共和”同“专制”相对, 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后, 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还有感情, 具体主持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 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 里面写上“中华民国”, 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 周恩来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 人们发现,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 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 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 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 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 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 一改就要改好, 仍然叫“中华民国”, 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 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 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 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 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 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也提供了一张图稿。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 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 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 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已经打算放到以后再说, 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 没有国歌毕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将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 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 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 周恩来解释说, 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我们的国歌, 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 具体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 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等, 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共同纲领》里确定下来。

  对这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道: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 是采取议会制呢, 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 我们叫苏维埃, 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 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 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 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

  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 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国家的性质, 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 有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参加讨论的民主党派人士孙晓村记载:“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 发言很热烈, 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特别是《共同纲领》中没有写明‘社会主义’, 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 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的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 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并且“几种观点争论热烈, 相持不下”。

  为避免扩大分歧, 周恩来于1949年9月22日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做的报告中对不写“社会主义”的做法做了专门解释。他说:“筹备会讨论中, 大家认为这个前途 (社会主义) 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的, 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 才会真正承认它, 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 不是否定它, 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 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 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 于是《共同纲领》规定, 新的国家“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此相应, 新国家包括5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 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内阁”人员的安排。新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 副主席中3位共产党人, 3位民主人士。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后, 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为此, 他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 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对他说:现在不同于旧社会做官, 现在是人民政府, 做官就是做事, 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反复考虑, 终于答应。孩子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到了70岁还要出来做官, 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经过周密安排, 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 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 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 民主人士占了49个。

  国名、国旗、国歌和开国“宪法”的诞生, 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和安排, 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 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主演示。它告诉人们, 什么是人民民主, 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 就是今天的中国还在实行的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结合。

  和历史约会1949年9月30日下午6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结束后, 筹建开国盛事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题写的碑文, 祭奠和告慰了“三年以来和三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 同时也祭奠和告慰了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一句, 绝非闲笔, 它点出了这场大变局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历史内涵。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 为中华民族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第二个任务是发展经济, 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两大历史任务, 就是两大历史约会。

  事非经过不知难。曾经沧海, 大浪淘沙,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最终把走向社会总崩溃边缘的中国带出了死亡峡谷。从1840年以来伸出的约会之手, 经历百年坎坷奋斗,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才有另一只手把它握住了。这当中一个生动的注脚是, 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 在整整90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中国人没有管理权, 直到194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的成立, 中国国门的钥匙, 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走向和历史第二次约会的行程, 则更为艰难。这段行程的起点之低, 为世人共知。1949年的中国, 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 那一年,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 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 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搞现代化建设, 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历史大课题。从1949年开始, 中国人民踏上了第二次约会的行程, 并且还需要100年的时间, 还需要几代人的探索奋斗。

  握住第一次历史约会之手的人们, 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的经典画面, 后来反复在影视作品里出现, 我们已不陌生。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 一部电视纪录片配着这些画面有这样的解说:“九州方圆, 华夏风云, 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 百年奋斗, 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 大浪淘沙, 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的中国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举动。

  1949年10月1日, 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 正在回国途中, 他乘坐的是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海船。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机。那会儿已经知道, 10月1号要宣布成立新中国, 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 把天线接上, 然后听新中国的广播。听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啦!还听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的庄严宣告。船上所有进步同学都欢欣鼓舞, 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听到是五星红旗, 到底五个星是怎么个放法谁也不知道, 只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 拿一块红布, 然后剪了五颗星, 也知道有一个大星, 四个小星, 结果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中央, 然后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 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当时的新中国, 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游子。”

  新中国成立时有一个决定, 采用公元纪年。什么叫纪年?就是记载年份的方式, 比如, 1949年, 此前的民国政府在正式文献中不这样说, 而是写成“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以民国纪年, 是从1912年开始的。新中国采用了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公元纪年。1949年, 由此也被称为新纪元的开始。凑巧的是, 诗人胡风当时写了一首诗, 题目就叫——

  “时间开始了!”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本期责编:郭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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