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某些城市由于经济繁荣，实际地位超过上级行政城市？

自庆历三年三月内移起营往并州，在县只有居民百余户。人烟既少，客旅不来，酒税课利，无由趁办”。说明乐平县原先市容的繁荣全靠驻军，驻军一撤，市容随即衰落。元祐七年（1092）苏轼上奏陈说反对将宿州零壁镇重新升格为县的理由，指出：“准转运使赵偁状，称看详得元只是本镇官势有力人户，意欲置县，增添诸般营运，妄有陈状。”苏轼所说的“诸般营运”，显然是指零壁若由镇升格为县所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经济机会。宋代江阴一地的行政地位曾数次变更。宋初置江阴军，所辖只有江阴一县。熙宁四年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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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简单地讨论一下关于城市的行政地位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行政城市一般都秉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其选址的地理优势，占据要津，控扼一方；另一是其行政资源优势，有能力吸引或调集一方之资源。这两项实为古代城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由此可知城市经济与行政地位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宋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准与它们的行政地位，基本是相匹配的。当然，在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其发展的快慢差异，就得看当地区域经济的水准了。宋代两浙地区城市相对较为发达，自是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后本地区区域经济繁荣的结果。

城市

经济

经济中心

同时，根据城市相互作用和城市体系的中心地理论，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必然会有某些城市因各种因素成为本区域的中心城市，这在两宋时期大致可有如前所分析的各全国性大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各路治城市，同地区其他城市只能维持二级城市的地位，在这里行政地位与经济地位两者间也是基本相匹配的。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将行政地位视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那么行政地位的变更改必然也会带来城市经济地位的兴衰，宋代的史实可以印证我们的假设。

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因其都城的行政地位而发展成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行政地位之于一般州县城市经济的兴衰也有直接影响。北宋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曾试图并省天下县邑，以减轻民众的差役负担，遭到反对。范仲淹上仁宗皇帝《论复并县札子》，讨论此事，指出反对意见之产生，“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产业闲慢，或逐县公人，有巢穴已成，不愿更改者，因兹妄说不便，扇摇人情，致臣僚误有采闻，形于奏牍”。当时并省县邑所涉及的是京西地区同时期河东地区也有类似记载。据欧阳修说，平定军乐平县“不当驿路，旧有兵士四指挥军营在县。”

范仲淹

苏轼

建炎初复为军，绍兴二十七年又废军为县，三十一年复置军。绍兴三十一年复置军后，当地曾据尚书省所下达文牒立为石碑，留下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据此，江阴废军为县，“额贩不通，居民失业”，以致地方政府所征收的赋税也无法及额，“违欠上供诸色钱数至多”，宋廷只得再次复立江阴为军。一些州军城市的“溢出”城墙部分，即城外草市，也存在类似情形。嘉定八年，真德秀替建康府城南厢居民上奏请减免代输和买岁额，指出城南厢岁课和买折帛钱特重。

绍兴

原先“虽罹横敛，固不能堪，然马军行司移屯之始，连营列戍，军民憧憧，聚彼贸易，市廛日以繁盛，财力足以倍输，纵使过多，尚可强勉”。后来马军行司移驻外地，“军既殚乏，民亦流亡，居舍贾区萧疏颓废”，以至当地居民无法承受和买重课，不得不请求减免。这些记载无不印证着行政地位对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影响对两宋各地州县城市其实都存在。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城市发展也呈现了一些新现象，这就是论者所已注意到的某些城市由于经济繁荣，实际地位超过上级行政城市的情形。典型的记载就是所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

这无疑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史上极有意义的新现象，不过总体而言，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作为农村商业聚落的镇市，以及极少数的低级行政城市，对于绝大多数州县城市来说，行政地位仍为它们维持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这一特性仍将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居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性时，国家就会制订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时有进步，国家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也有演进。

乡村

唐宋之际，城市形态巨变，国家的城市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学界早已关注此一论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开创性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传统封闭式的坊制崩溃的论点。此后，除有不少中外学者在各自关于两宋时期城市的论著中涉及这一论题，更有学者专文探讨，近年代表性的有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