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邮而传令，未有重于此者焉”：谈谈蒙元时期的驿站交通建设

自封建社会始，驿站交通一直为历代所重视。“盖以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令，未有重于此者焉。”蒙古统治者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与此同时便需要采取措施保证其政令的实施以及帝国统治的稳固。而建立释站交通便是其中之一。

一、蒙元时期驿站交通建设

大蒙古国驿站交通的建立可以追溯至窝阔台汗时期。“他们(蒙古宗亲)说道：‘设置驿站，派遣管理驿站的人员、马夫，使得众多的百姓行动安宁，使臣往来也便捷。’”而后，窝阔台汗又规定了释站具体的管理办法，即："派出驿站的管理人员以及马夫，斟酌着在各处设置驿站，下令阿剌浅、脱忽察儿两人掌管整治释站诸事。每个释站包含马夫二十名"。但是，这个时期虽然有驿站管理人员，却没有专门的驿站管理机构。

随着蒙金战争的不断深入，原金朝旧地被占领之后，驿站也随之设立起来。当时的驿站主要沿袭了金朝旧有的释站体系，只是根据汗廷以及征服战争的需要而对驿站的设置进行相应的变动。

蒙哥汗时期的征伐战争进一步扩大，"(二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诏谕宋荆南、襄阳、樊城、均州诸守将，使来附。"至“冬十二月，大理平”。在战争行进的过程中，蒙哥汗"以只儿幹带掌传驿所需。"大蒙古国征服南方等地，自然接收大理等地的驿站，而为了攻略南宋的需要，大蒙古国又进一步休整驿道，建立释站。

除此之外，蒙哥汗针对"腹里"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封，使得河北、山东等地区的投下贵族势力愈加复杂，分封贵族与汉人世侯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使得当地驿道的修键以及驿站的管理问题日益深重。随着大蒙古国征伐战争的不断发展，至元世祖统一全国后，逐步建立了庞大的交通网络，这也使得驿站的发展空前繁盛起来。

元朝的交通系统以大都为中也向外延伸，几乎可以覆盖全国各地，并且元代的设驿标准一般情况下为60里一驿。在如此庞大的交通体系下，其驿站数量也十分可观。

《永乐大典》记载了元朝中期的具体驿站情况，其中腹里各路驿站总计198处，江西行省154处，湖广行省173处，四川行省132处。其中明确及到飞地的驿站有陵州站、禹城县站、登州站、莱州站、归州站等。在党宝海所著《蒙元驿站交通研究》中清晰地描述了元代的道路系统，在其中也明确提及元代的驿站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典》中对于元代驿站交通的记载并不是完全的，其中很多的地区有阙载的情况。以江西行省建昌路为例，其载有驿站五处，但是明确指出的只有在城站和蓝田站两处，因此，并不排除广昌县地区也设有驿站的可能性。

由以上论述可知，蒙元时期驿站交通体系庞杂，众多飞地中很多都有释站的设置。但是作为特殊行政区划的飞地对于驿站的管理、运营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二、飞地对于驿站交通产生的影响

蒙元时期驿站交通千分繁忙，驿站不仅担负着国家政务的上下通达，同时还承担着朝廷诸多的其他事务，为朝务的顺利进行提供辅助。

蒙元时期的驿站使用十分频繁，驿站需承担速递军情巧报、运送贡赋物资等职责，同时驿站还需要为投下封君运送五户丝等物资。

关于元代飞地行政区对于驿站的影响，主要从驿站管理与接济站户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1、蒙元时期的驿站管理问题。

大蒙古国时期驿站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驿站的管理与运营主要依靠地方官员。党宝海在其《蒙元驿站交通研究》中总结道，"各地驿站由当地长官兼管：在草原地区归千户负责，在汉地主要由各地世侯或达鲁花赤兼理"。如此，张柔、严实、史天泽等人均参与过驿站的修建、维护以及保证其正常运营的工作。

除此之外，窝阔台汗时期还有专门负责地方驿站事务的官员，但是这些官员的设置并不能覆盖到所有的驿站当中。因此，当时驿站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由汉人世侯与达鲁花赤来负责。

由于蒙元时期连年征战，因此驿站的使用十分频繁。在此一时期驿站的管理工作主要就是为乘驿人员提供住宿、食物以及驿马等。驿马尤其重要，是驿站日常维护工作的重点，"若非理死损，并勒提控官、亲管勾当官均陪。若因病倒死，即仰作急，货卖皮肉，遂旋补买，不得阙"，此种情况下，驿站管理官员的负担便加重了。

汉人世侯作为地方豪强势力，在其辖区内设置以及管理驿站是其基本义务。

因此，汉人世侯统领驿站之时，因其拥有雄厚的人力与物力支撑，驿站的运转颇为顺利。而窝阔台汗"画境之制"之后汉人世侯的势力辖区被彻底打乱，各世侯的辖区大大缩小，如此情况下势必会对驿站的管理工作造成不便。虽然有达鲁花赤进行监管，但是飞地行政区内的驿站管理可能会随着汉人世侯管理的缺失陷入困境。

元朝初年，驿站的管理工作曾出现多次变动。中统五年(1264年)五月，"圣旨谕中书省节该所奏随处汉地站驿宜属州府亲管。……铺马加以喂养，须管肥壮，不误走递"。这样，驿站的管理职责便移交到路州管民官的手中，直至至元十年(1273年)该项职责被取消。但是，州府管民官监管驿站的时间仍长达十年之久，此一时期飞地纷纷集中产生，这势必给驿站的营理工作造成困扰。铺马的及时补充、驿站房屋的整理、修建等问题，都因为飞地行政区距离遥远而出现滞后的现象。

故而，笔者认为，蒙元之际飞地行政区对于驿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驿站的日常管理工作上，飞地行政区的存在会为驿站的管理工作增添负担。

2、飞地行政区对站户救济产生的影响：

蒙元时期站户的征调主要依照民户的财产状况，一般选用中上户充任站户。

站户在赋役方面享有一定的减免权。但是，蒙元时期站户管理十分严格，在战乱严重的地区重新设置驿站之时，通常由政府进行马匹等物资的采购，"后又倒死，令站户补置"。虽然站户的经济条件照比一般民户略好些，但在战争刚刚平息的地区这仍旧是一项繁重的负担。

驿站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为使臣、官员等提供食宿、铺马；为朝廷运送军情巧报以及各项地方政务的需求，加之"诸王、驰马并内外官府不详事体缓急，动辄驰驿"。不仅如此，尽管蒙元时期针对乘择有严格的牌符制度，但是"诸处依前口传语，差取站车，并无所载物件斤重，中间夹带己物。"尽管朝廷多次下令整治此类事件，但是收效甚微。这种情形下铺马的使用数量便大大超出了驿站的承受范围，从而导致"驴畜瘦弱倒死，车夫消乏"，虽然有朝廷相应的补助，但是众多官员中饱私囊，致使站户负担加重，难以承受，站户便企图逃避站役。

但是元代站户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是十分困难的，故而站户便纷纷逃亡以躲避站役。面对越发严重的站户逃亡问题，朝廷除下令追捕外，也规定了严格的惩罚制度，同时朝廷也有系统的赈济站户的方法。

元代救济站户的方法主要是先由官员上报驿站的困难，从而向朝廷申请救济。随后朝廷便派官员前去主持驿站赈济事宜，"同各处正官点视各站实有车马数目，钦依给散。所据在逃人户，督勒合署招谕复业"，这些前来赈济的人主要是通政院官员，而地方官员则要给予协助。但是，如未得到中书省明文谕旨，通政院以及地方官员是不敢擅自救济站户的。而飞地距离本州治所甚远，往复不便。在申报救济之时便需花费更长的时间，等待救济仍要耗费较之其他地区更长的时间，因而从时间问题而言，飞地行政区的的驿站在接受救济方面耗费的时间要更长，而站户的困苦也在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蒙元时期驿站交通十分发达，驿站数量繁多。而驿站平日的运转与管理面对的困难也较多。在驿站的管理方面，随着元朝统治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但是，驿站的管理问题却一直都困扰着驿站的运营，尤其以飞地行政区其特殊的地理位畳，在蒙元时期为驿站的管理增添了额外的负担。而驿站繁重的任务，使得站户经济破产。朝廷赈济站户时，也因飞地行政区与本路州相去甚远，因而在申报救济、等待救济方面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使得民户的困苦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