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苏州，才能读懂中国：繁盛千年的城，凭什么？

在诱降太平军八位将领后，1863年，淮军首领李鸿章随即翻脸，将以郜永宽为首的八位降将刺杀斩首，随后，清军对已经弃械投降的2万太平军将士展开了大屠杀，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城，迎来了屠夫李鸿章的血洗清城。

对于李鸿章来说，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了三年之久的苏州城，满城军民皆不可靠，所以他先是以卑鄙手段诱降太平军，再以残酷手段进行屠杀“洗城”，对于苏州这个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建城的古城来说，它即将迎来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

历经三年劫难，尽管终于“光复”，但苏州，即将从以往明清时代全国经济中心的高光时刻急剧陨落，而1863年李鸿章的诱降屠城，正是苏州城市命运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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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王6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继位后，下令大臣伍子胥建造阖闾城，这也是苏州城市建设的开端，到了开皇9年（公元589年），隋朝以城西有姑苏山之故，将吴州改名为苏州，这也是苏州得名之始。

此后历经一千多年发展，到了宋代，苏州与杭州更是并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清代中前期，苏州更是发展成为与北京、汉口、佛山齐名的全国四大商业中心城市“天下四聚”之一。

但从1860年被太平军占领后，到1863年淮军屠城，历经三年太平天国之乱后，苏州“已为废址，破瓦颓垣，凄凉满目”，在被清军收复后的第二年，1864年，时人毛永麟在路过苏州时写道：

“（苏州）金阊门外瓦砾盈盈，城中亦鲜完善。虎丘一塔幸存，余皆土阜。”

除了劫后残生的虎丘塔，当时苏州城内几乎皆化为废墟，这个当初被称为“东吴繁剧，首冠江淮”，在曹雪芹（约1715-约1763）的回忆中“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历史名城和经济中心，从此告别了巅峰时期。

▲1759年，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

按照海关档案记载，在太平军之乱前，作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和轻工业城市，当时苏州城内共有织机12000多台，但历经动乱后，即使是到太平军已经平定15年后的1878年，苏州的织机数量也只恢复到了1816台，即使是到清朝灭亡前一年的1911年，也只是恢复到了7000多台，作为当时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产业，苏州的棉布业和丝织业，当时在进口商品和国内其他城市工业发展的冲击下，虽然有所恢复，但已经大不如前。

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的核心城市发展起初是沿着黄河流域，从西向东沿着长安-洛阳-开封一线迁移，从唐朝后期开始，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以长江流域为主角，从西向东迁移到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地。

另外，中国经济中心从北向南的发展趋势也不断加强，从唐朝中后期到宋元两代，先是滨海的广州和泉州迅速崛起，到了明清两代，在扬州-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之外，从北京-汉口-佛山-广州一线的南北经济带也不断崛起定型，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更多通商口岸的开放，这种中国经济中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上海的迅速崛起。

而苏州的相对陨落，其根本原因，正是上海的崛起和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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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上海开埠后，原来局限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棉布、丝绸、茶叶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迅速转移至上海地区，由于更加靠近长三角这个商品产源地和销售地，加上进入海洋时代后天然的港口优势，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外的人口聚集地和资本集中地，并逐渐从单纯的商业中心，发展成为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

太平天国之乱时期（1851-1864年），包括苏州在内的整个长三角的大量人口和产业资本纷纷迁移到了上海的租界内避乱，这更加促进了上海的大发展，在太平军之乱初期的1852年，当时上海人口为54万人，但是到了解放前夕的1949年，上海仅城市人口就飙涨到了542万人，人口增长达十倍之多。

随着经济中心的迁移加上战争的动乱，苏州的人口则从太平天国之前的最高峰150多万，跌落至太平天国后的17万人，即使到了1949年，苏州的城镇人口也仅仅只是恢复到了40多万，相比清代的巅峰时期急剧陨落。

▲上海的崛起，背景是苏州的衰落

到了1890年代，上海已经全面超越了苏州，昔日“江南一切以苏城为依归”，变成了“苏州商市行情悉依上海为准”的局面，而历史上曾经作为苏州的卫星城市被称为“小苏州”的上海，反过来成了全国中心城市；而苏州则反过来成了上海的卫星城市，被称为“小上海”。

对此，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

“事实上，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即是苏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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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州在近代的陨落相似，作为江淮地区的另外一个商业中心，扬州的陨落则来得更快和更为彻底。

早在鸦片战争前，道光十二年（1832年），作为两淮盐业中心的扬州就由于票盐法的实施，导致作为扬州经济最重要支撑的盐业迅速衰落；太平天国之乱期间，先是太平军攻破扬州，随后湘军反攻又大规模在扬州城内焚烧掳掠；而由于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的决口淤塞京杭大运河，致使扬州最后的河运和漕运业也随之衰落。

经历重重打击后，支撑扬州的各个经济支柱最终逐渐破灭，从而使得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繁盛达千年之久的扬州城最终彻底陨落。

▲扬州城旧景

但比扬州幸运的是，苏州则搭上了近代交通转型的便车。尽管在大航海时代中，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苏州风光不再，但铁路却给了苏州以重生的机会。

1908年，从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通车，沪宁铁路沿途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六座城市；1912年，从天津至南京的津浦铁路也全线通车，并在南京浦口与沪宁铁路隔江相望；1968年，随着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津浦铁路最终与沪宁铁路合并，更名为京沪铁路。

作为与京广铁路同等的中国两大铁路动脉，连接京津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京沪铁路，也使得苏州得以在铁路时代仍然保有竞争优势，并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与之相反，被京沪铁路绕道而过的扬州，则从曾经的全国经济中心，彻底沦落成为长三角一座普通的边缘城市，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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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苏州城也进入了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

为了保全苏州，避免再次遭遇战火蹂躏，时任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士绅的请求和人心所向下，最终决定“反正”参加革命，当时，两江总督驻扎南京，江苏巡抚则驻扎苏州，随着苏州和江苏的宣布独立，清廷在江南的统治也迅速崩溃。

对此，后来鲁迅在杂文中嘲讽程德全，说他宣布江苏独立，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所破坏，就叫人捅掉了江苏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以意思意思一下，但是鲁迅有所不知的是，作为一位曾经不惜以死保卫东北国土不失、又和平护卫苏州和江苏独立的英雄，为官清正的程德全也为保护苏州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1912年民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苏州的行政地位也不可避免地随之陨落。民国时期，曾经作为江苏巡抚和苏州府驻地的苏州被废府改称吴县，沦为了长三角区域内的二流城市。

对于这个曾经名震全国，产生过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徐祯卿等晚明江南四大才子，从唐朝至清代共产生过45位状元、号称中国状元第一城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富贵风流地”，对于这种沦落只能逆来顺受、默默等待崛起的时机。

▲苏州老城

尽管苏州相对上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苏州千年繁华培养起来的各个世家大族，则一直在守护着这个城市的火种。

作为曾经在清代出过两位叔侄状元（嘉庆七年（1802）状元吴廷琛，道光十二年（1832）状元吴钟骏）的苏州吴氏家族后代，在太平天国之乱中迁居上海的吴韶生，则始终心心念着苏州和家族的发展。

有鉴于庚子事变后苏州吴氏家族的零落，就在1911年，吴韶生于是在苏州购买捐献1300亩田地，并联合宗族里的其他成员，共同成立了洞泾吴氏义庄，以扶持宗族里的孤寡贫弱，对于自己在苏州的建设，吴韶生写诗言志说：

“景仰先贤范义庄，今生奢愿竟能偿；

烝尝百世宜虔敬，创业艰难泽自长。”

在吴韶生看来，他倡议设立洞泾吴氏义庄的本心，就是要学习宋代范仲淹设立范氏义庄，重新凝聚四散流离的苏州吴氏家族的人心，而正是在类似吴韶生等苏州名门望族的维系下，尽管苏州日益衰落，但苏州的人文精神内核却从未断裂。

就在晚年将家事托付给儿孙时，吴韶生还特别对子孙强调说，他们是来自苏州的状元家族，以礼义诗书传家，并特别叮咛子孙切切不可忘记苏州：

“传家无别物，礼义守书田。”

而曾经在清代出过2名祖孙状元（康熙15年（1676）状元彭定求，雍正5年（1727）状元彭启丰）、1名探花，另有14名进士、31名举人的苏州彭家，也在家族内部创立了彭氏义庄，专门免费给宗族里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

为了激励子孙，彭家还将宗族一处宅院名为“茧园”，意思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刻苦学习、日后才能化蛹成蝶，成就功名。

和苏州吴氏家族一样，尽管苏州彭氏家族在太平天国之乱后也离散四方，但他们也始终牵系着苏州，并勉力维系着苏州彭氏义庄的发展。

正是在这些家族薪火相传的接力下，苏州尽管在近代倍遭患难，但苏州的文化和精神火种却从未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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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虽然衰落，但内里的底子还在，为了维系苏州繁华复兴的火种，明清两代在苏州繁盛延续的苏州贝家，则在民国颜料大王、贝家第十三代贝润生，以及金融巨子贝理泰（贝哉安）兄弟的支持下，在苏州城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幼儿园，为苏州的公益慈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此，作为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狮子林”曾经的主人，贝润生说：

“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

在苏州众多世家大族的共同维系下，苏州的复兴种子一直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到了1945年后，面对时代的巨变，苏州贝家再次出走四海，到了苏州贝家第15代贝聿铭，尽管在1945年后旅居美国，但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他却从未忘记苏州、忘记中国，贝聿铭甚至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

“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

意思分别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2002年，85岁的贝聿铭又亲自动手，为故乡苏州设计了极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当时，贝聿铭的儿子、著名建筑师贝礼中对这个设计也感兴趣，但贝聿铭却说：

“我的儿子中文已经生疏了，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我是苏州人，也是中国人，这个设计要我亲自来。”

正是这种世代相传的对于苏州人文精神的守护，最终使得苏州得以在历经百年衰落之后，在改革开放后再次逆境重生。

▲改革开放后，贝聿铭（左一）与苏州贝氏亲人合影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994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带着“新加坡经验”来到中国，在走访了中国内地多个城市后，新加坡人最终选择了人文底蕴深厚、又毗邻上海、容易接受上海辐射的古城苏州。

当年，苏州工业园区横空出世。没有辜负历史机遇的苏州，随后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创新了一大批制度，形成了对外经济合作的“苏州模式”，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学习效仿的对象。

此后，苏州经济逐渐超越江苏省会南京，再次崛起成为江苏经济一哥，尽管地位不复当年全国经济中心的辉煌，但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之一，苏州的重新崛起与扬州的衰落相比，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到了2018年，在江苏全省13个地市的经济对比中，苏州再次以18597亿元GDP的优越成绩领跑江苏，比第二名南京12820亿元GDP的成绩还高出5777亿元。

▲2018年江苏13个地市GDP排名

对于苏州的再次崛起，苏州人则将其经验归纳总结为十六个字：

“崇文睿智，开放包容，争先创优，和谐致远”。

尽管看似口号空虚，但在历经千年繁华和百年衰落之后，这十六个字却是一种对于历史的锥心总结，否则凭什么扬州衰落，苏州却能再次崛起？

只有读懂苏州，才能读懂中国。

参考文献：

赵金辉：《论近代苏州城市的衰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11期

胡勇军：《绝对衰落与相对衰落：近代苏州滞后发展及其原因分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陈为忠：《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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