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探索骨髓移植“北京方案”……他们用拼搏实现了逆风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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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赶上时代。”邓小平说。

  封闭已久的国人再次猛然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他们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中国排球项目的突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的五连冠,“女排精神”广为传颂。

  “铁榔头”郎平说:“我们扣下的每一个球,都有医生们的功劳。”自1959年,曲绵域在北医三院建立中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机构以来,袁伟民、郎平、孙晋芳、陈镜开、李宁、邓亚萍、姚明、郭晶晶等一大批运动员、教练员都经过他们的诊治。80年代,中国的关节运动损伤手术还是传统开放化手术。敖英芳在日本研修了关节镜技术回国后,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几年之后,他们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某些高端技术国际领先。以敖英芳等为代表的中国关节镜微创外科被国际同行称为“后来居上”。

  当王海燕考取教育部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时,中国的肾脏病专业只认识两个病:肾炎和尿毒症。“如饥似渴”、“日以继夜”,王海燕要把这个差距追回来。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王海燕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2011年,王海燕领导团队完成的研究被列入了国际肾小球疾病的临床指南,成为IgA肾病蛋白尿的治疗依据。曾经,中国肾脏病学界连“肾炎”分为多少种都不清楚,今天却已经能够与世界发展进度保持一致,能够跟国际一流的专家平等对话,能够指导和协作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当张丽珠开始研究试管婴儿时,世界首例试管婴儿早已在1978年诞生。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张丽珠的工作又受到了质疑:“计划生育规定少生,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查阅了相关政策后,张丽珠发现上面除了写着:少生、优生,还有一条:帮助不孕的病人怀孕。看到这一条,张丽珠心里踏实了,要知道,北医三院的妇产科已经收到了数千封不孕患者的求助信。她继续与北医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刘斌合作,依靠极其简陋的设备,以无畏的勇气,大胆尝试、屡败屡战。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降生。张丽珠穿着白大褂,怀里抱着小宝宝,脸上满是慈爱笑容,这张照片第二天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在张丽珠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乔杰也始终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见证了“中国首例”的诞生,乔杰创造了她的“世界首例”。她通过与北京大学谢晓亮、汤富酬教授的合作,将MALBAC扩增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研究。2014年9月19日,世界首例 MALBAC宝宝在北医三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张丽珠搞试管婴儿,一根取卵针要消毒后反复用,针头钝了就自己去钟表铺找师傅给磨尖,条件艰苦得很。在人民医院,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满脸书卷气的陆道培,找到院长杜如昱,一张口就是要房子。杜如昱被逼的没有办法,灵机一动把男厕所改造成实验室。陆道培高高兴兴地钻进实验室搞研究去了,杜如昱还得向整层的男同事做工作,让他们到楼上去解决“个人问题”。

  陆道培在实验室想要攻克的是白血病这一恶性肿瘤。早在1964年,陆道培便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但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作出的成就。文革后,陆道培带领血液组,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多年的骨髓移植工作,并再次走到了世界前列。

  而今,他的学生黄晓军挑战禁区,建立了“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植”方案,用中国思路解决了国际血液病专家解决不了问题,大大拓展了骨髓移植可选择的供者来源。这个方案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并日益成为主流。昔日那个设备简陋的血液病房,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血液病研究中心。

  刻苦钻研、顽强拼搏,中国人靠着这股精神,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将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步步缩小,最终超越。

  上医治未病,北医的大夫们的视野绝不仅是小小诊室。

  在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以高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的严仁英,出人意料地从临床改行,开始做起了当时不受重视的“围产保健”。这是一门新兴学科,目的就要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婴健康。严仁英说:“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她深入最基层的农村做“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她教会准妈妈们吃叶酸来预防神经管畸形,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口腔医院院长的张震康,对我国口腔卫生状况忧心忡忡,70%的国人没有养成刷牙的习惯。1988年,他做了一件大事,组织筹建中国牙病防治指导组。他们在全国普及口腔健康教育,开展口腔预防工作。

  而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徐光炜带领医院在临床治疗的同时,也侧重抓好肿瘤的预防工作。1987年开始,医院应用乳癌普查车和胃癌普查车深入基层,开展筛查。

  1992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动身南巡,一路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正式提出。

  这时,已经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王德炳,正全力以赴,主抓“211工程”的申报,争取首批进入。“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早在1984年,北医便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这一年,北医创建护理系,成为中国首批恢复高等护理教育的院校之一。赵炳桦担任第一届护理系主任;这一年,北医隆重举行了首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博士生马绪臣第一个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了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培养的第一位医学博士;这一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启动,王夔、张礼和抓住机遇,我国第一个药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北医。

  对于北医,首批进入“211工程”似乎应是顺理成章,但出乎王德炳的意料,这个申报过程历经艰难、一波三折。情急之下,王德炳不惜以个人名义,给卫生部部长写信,递交辞呈:“失去进入211工程的机会,我就成了北医的罪人!”至1996年,北医正式通过了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项目的论证,王德炳终于长舒一口气。

  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代。新中国伊始,80%的中国人目不识丁,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遍及祖国边疆角落。如今,中国文盲率下降至4%,高等教育在校生高达3800万人。中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了人口红利。

  1999年,药学院张礼和院士发表文章《新药研究必须走多学科协作之路》,他对学生周德敏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他建议学药物化学的周德敏去美国做博士后,跟随国际化学生物学之父舒尔茨。

  1999年,人民医院眼科大夫黎晓新收治了一名特殊的眼病患者。他是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一等秘书曹荣飞。这一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三名工作人员以身殉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袭击。曹荣飞在轰炸中身负重伤,左眼出现外伤性黄斑裂孔,面临失明的危险。就在诸多眼科专家束手无策之时,“玻切女王”黎晓新用40分钟的手术,为曹荣飞留住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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