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晚报道 | 钟丽梅：为深圳高速公路建设奉献青春

我来深圳到如今整整30年，参与了深圳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亲历高速公路建设的各项改革和创新，也见证了深圳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见证了深圳交通从传统管理向智能化管理的转变。如今的深圳，拥有完善的海陆空交通体系。我非常庆幸自己来到深圳，与交通结缘。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力量，也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我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钟丽梅

1964年出生，广东梅州人。政协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常委，曾任深圳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综合部负责人，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拓展部经理，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征地办主任，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东段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五级管理职员。

口述时间

2019年6月5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会议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陈春阳

壹

1993年，为建设高速公路，深圳市政府进行了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成立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由企业实体进行公路建设资金的筹措、建设、经营和管理，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创新之路。

从教师岗位进入深圳交通领域

我是梅州人，地道的客家人，曾在家乡当过教师。后因职业教育改革，需要一批专业教师，我被选中回大学进修，读电气技术专业，毕业后，我回到电子职业高中当专业教师，我和我的丈夫是大学同学，在同一间学校当教师。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百废俱兴，急需人才。30年前，我跟随丈夫来到深圳，进入深圳市运输局（现为“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客货运输中心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外来长途客货运汽车运营比较混乱，车辆乱停乱放，长途客车在外到处拉客的现象时有发生，碰到节假日运力比较紧张时，司机还会哄抬票价，欺骗顾客并超载。缺乏统一管理，其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存在安全隐患。为此，深圳市运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市规划并建设公用型客运站、成立深圳市客货运输中心，将这些外来的长途客货运汽车纳入统一进站、统一售票、统一发车、统一结算的“四定”班车管理，保证了车辆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营安全，脱缰的“野马”从此被驯服了。

后因深圳交通报扩版后人手不足，领导游说我去当记者。思前虑后，我决心给自己一个挑战的机会。1990年5月，我成为一名交通报记者，其间，我到很多交通运输企业采访，给他们做宣传，也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对深圳交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正是基础设施大建设大发展的时候，当时深圳市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差，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因此，深圳提出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战略。1992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主导下，市运输局完成了全市两纵三横高等级公路建设规划。过去，公路建设大多靠政府投资、事业单位建设和经营。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动辄需要十几亿元资金，要完成修建全市两纵三横的高速公路，资金缺口大，资金筹措问题凸显。

于是深圳市政府提出高速公路建设“不靠政府靠市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成了当时高速公路建设的主要模式，实行高速公路建设由政府统筹规划，走市场化的道路。1992年深圳市成立了我市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即梅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由常务副市长任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也正是在那时，我从交通报调到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担任综合部门负责人。

攻坚克难解决征地问题

1992年10月，深圳市首条高速公路梅观高速在龙华梅林坳正式动工。1993年10月，我们成立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我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市政府授予公司全市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营权，并进行全市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和建设管理模式的改革，采取了“一路一公司”的模式筹资、建设和运营我市高速公路。随后，我又牵头组织筹建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第一家二级公司——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正式开启第一条高速公路筹资建设工作。1995年10月，梅观高速公路一期完工迎来正式通车，机荷高速公路开工。

1996年，由于征地拆迁工作遇到困难，我临危受命，调到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任征地办主任。起初负责征地的同志是北方人，而当地人大多是客家人，双方因为语言的差异无法进行良好沟通，征地工作很难开展。为此，领导特意找到我，希望我能利用会讲客家话的优势，把局面打开。

当时我负责机荷高速的征地，机荷高速整条线长44公里，涉及8800亩土地，记忆中最难开展工作的是石岩镇水田村和东莞雁田水库的插花地。老百姓对征地不理解，认为征收按征地标准换算面积有问题。因为我们征收是按照投影面积来算的，但现实中，土地是肯定有山、水、田，地上有附着物如房子、植被等，他们就认为得按斜面去算面积。由于彼此对价格、征地标准、理解都不一样，征地工作一度陷入困境没法开展。

为了完成任务，我在石岩镇政府整整住了半年。我们在石岩镇政府设了个临时办公室，每周我们都组织开会、家访，同时按照红线梳理每家每户地上的附着物。我边做工作，边跟他们解释：建设高速公路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还会带来土地增值，我们所征公路用地面积不到10%，村民还有90%的土地未来会增值。

但是这样的方式不能完全说服当地村民。最后我改变思路，用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在前几个月，我们把各家各户地上的附着物和斜面面积都查清了，并让工程师算账。最后发现，如果按照斜面征地的话，土地附着物整个的赔偿总额跟按投影征地算出来的账相差数目不多，且在我们预算控制范围内。于是我决定，把征地价格整体包干给村委会，由村委会进行村民的青苗和土地补偿分配，村委会组织人员配合我们和国土部门人员进行红线内附着物清点和确认，我们再按规范整理资料，换算出各家各户和村集体征用土地的投影面积，征地矛盾随之迎刃而解，征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因为公路走线地形复杂，村民的地块多，不规则，地上附着物也不尽相同，征地很容易引发争议和重赔。为此，我们创造了很多办法堵漏洞。比如统计数据，留存照片、证据等，并加强了现场的管理和控制，聘请了正在施工的队伍义务进行清表，即现场每签完一家的征地协议，就让他们上去将地上附着物清理干净，使征过赔过的地块能显露出来。这样就避免争议和重复赔偿问题。我们实行签一家、清一家的办法，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难啃的“钉子户”，方便我们找出问题焦点，分析偏差，针对每一个不同个体和实际，采取灵活办法一一把难题解决掉。

那时我还得了个外号叫“铁娘子”。征地前我体重是140斤，一年后，我瘦了整整30斤。原来我的皮肤很白，征地期间都晒得掉皮了。这是征地给我留下的烙印、一个幸福的烙印，因为我把这个难题给啃下去了。

▲1998年，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东段有限公司获得深圳市十佳青年文明号称号。钟丽梅(左)代表公司领取荣誉。

贰

我们通过公司上市解决了建设资金的缺口，使深圳高速公路进入大发展时期。

引进港资建设高速公路

除了征地问题，我们还有一个难题——融资难。

1993年10月，由财政借款1000万元人民币，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注册成立。公司通过深圳市运输局向银联贷了一个多亿元的建设资金，开始了梅观高速公路的建设。我们一边征地一边施工，没多久，就碰上了资金短缺的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交通流量很大，路费收入很高，可以把公路的经营权抵押给银行进行融资。由于资金不足，我们只好把梅观路分两段建设，第一期工程从梅林坳修到观澜的黎光，工程预算大约9亿元人民币。公路是一次性投资，建成后通过收费来获取投资收益。那时很少市民拥有小汽车，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盈亏情况，公路经营权不能算作优质资产，银行自然不肯再贷款给我们，面对建设资金缺口，我们只得另想办法。

我们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入股，后来我们找到香港惠记集团。由于外资控股有限制，所以我们设置了国企占股51%控股，外资占股49%的股权比例，双方成立一家合作公司——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来管理运营这条高速公路。

但是，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期建设资金9亿元人民币，我们在建工程投入大概一亿多，如果我们要占51%的股权，资产就得达到5个多亿。为此，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征用的公路用地拿来办理土地证，把它按商业用地性质评估，评估出3亿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加上在建工程一亿多评估出2亿多人民币的价格，最终我们国企的总资产达到五个多亿元，满足了控股比例的条件。这一创新，是全国首例。

控股地位是没有问题了，但无形资产毕竟是虚的，建设公路得有真金白银，缺口还是3个亿，于是我们又想出办法，就跟香港投资方协商，希望对方先借出资金建设梅观高速，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我们将路费收入扣除管理费成本后，剩余路费先还给港方，当我们把三亿元人民币的欠款还清了，我们再和港方按照51%跟49%的比例进行分成。经过友好协商，这个提议得到港方的同意。就这样，我们在高速公路建设初期，在投融资、引进外资方面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资产重组到香港上市

修建机荷高速公路西段时，由于国家对引进外资额度控制，合作方没有再跟我们合作，因此机荷西路所需十多亿元的建设资金缺口无法按照原来的引进外资模式解决，我们又得另谋出路了。

为了解决资金困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当时分管交通的市领导作出决定：我们走上市的道路，到资本市场去融资。他说：“去证券市场融资肯定是好的，我们所有投资人共享红利、共担风险。”

市领导的决策坚定了我们上市融资的决心。可是，对照上市条件，那时高速公路开发公司已经负债十多亿元，无法满足上市公司盈利指标和连续三年收益增长率的条件。于是我们财务提出资产重组的办法。当时深圳公路局资产管理公司（深广惠公司）运营的两条国道（107、205国道）每年大概有一个亿左右的收益，在市委市政府和市运输局等共同协调下，公路局属下的深广惠公司107国道和205国道与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下属的机荷东、梅观路进行重组，成立了深圳市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深高速”）作为融资的主体，到境外上市。

我们通过这种创新解决了建设资金的缺口，也走通了深圳高速建设和发展的道路。1997年3月12日，“深高速”顺利在香港上市，融资额达到17亿多港元，解决了机荷西路建设资金的缺口，拓宽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改革开放彻底解决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融资难的问题，使高速公路建设迈入了滚动大发展阶段。

叁

交通信息化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方便，还助力政府部门提高办事效率和效能。

科技为深圳交通

插上腾飞的翅膀

随着深圳更多的高速公路、快速干道以及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开通运营，很快，四通八达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形成。然而，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的交通管理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交通管理的需求，迫切需要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我市的交通管理水平。2002年，深圳市交通局进行机构改革，专门成立了深圳市智能交通中心，将深圳交通科技、智能交通的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进行归口。同年，我调任深圳市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开始了交通科技、交通信息化建设工作。

刚开始很多人对信息化不太了解，信息化技术和工具相对落后，经费也有限。那时，信息化建设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哪里需要信息化我们就在哪里研发建立系统。我们最早建设的系统就是办公自动化、运政管理系统，以及一些取代纸质的统计报表和简单的业务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信息化建设存在许多弊端，系统越建越多，孤岛也就越来越多。数据采集、共享能力很差，更不用谈与市其他它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利用，进行科学决策和应急指挥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论证，我们觉得要改变现状。2006年，深圳市的智能交通总体规划和深圳市交通信息化的总体规划项目得到立项和批准研发，项目由我牵头负责。我们提出深圳交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框架，提出建立深圳市交通数据中心，包括建设交通信息化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和提供方便市民出行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两年时间里，我带领项目组对交通行业进行了深入调研，对现有系统以及深圳交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梳理。2008年，我们完成了涵盖全市陆海空铁邮政五个交通运输领域，以及涵盖深圳市交警局信息化的全市范围的深圳市交通信息化总体规划总报告、深圳交通交通数据中心规划方案、深圳交通信息化系统整合报告以及影响全市交通的9个交通热点难点问题的分报告，一共13册。这也是全国第一本涵盖陆海空铁邮政的交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解决交通问题的详细规划报告和实施方案，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学习借鉴的一个项目。

有了规划和顶层设计，我们相继开发了深圳交通数据中心（深圳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深圳交通运输应急指挥调度平台、深圳交通运输行业GPS监管平台、交通运输行业视频监控系统。用科学的数据和平台监控，对危险品运输车辆、旅游巴士、的士、泥头车等敏感车辆进行有效的实时动态监控和指挥调度。使这些运营车辆的运营现状，运行情况、收入、人员管理一目了然，碰到问题在运行指挥中心就可以实现应急管理和指挥调度，完全改变了以往交通维稳全体干部职工必须到现场做工作、严防严控的落后状况。

2005年我们还牵头完成了国家科技部和交通部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深圳市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研究和成果应用。这个项目是全国智能交通十个示范市项目之一。我们研发的许多交通信息化项目还被评为科技部、交通部、省、市科技进步奖，比如现代物流信息系统获得交通部科技部的奖项，我参与研发的深圳智能车辆（GVA）系统获得省科技三等奖。在深圳市智能交通中心工作11年，我发表了许多科技论文，如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的《深圳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平台建设方案研究》等。同时我还兼任了两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安全和智能控制专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深圳交通信息化、智能化，不仅提高了我市交通管理的效率和效能，还提高了交通部门科学决策水平和应急指挥能力。智慧交通为市民出行带来极大方便，为深圳交通实现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

肆

2016年，我退休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退休后投身医疗帮扶

2016年，我退休后，开始关注社区养老和慈善。

2017年和2018年我分别协助九三学社深圳市委与深圳市裕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粤美特集团公司搭建了两个慈善基金会，并参与裕同公益基金会与九三学社合作的精准帮扶医疗项目和粤美特社区医疗精准帮扶等公益慈善项目。同时，我参与了中国慈善联合会社会救助委员会、深圳慈善会的一些公益慈善项目。

未来，我还会关注健康深圳建设涉及的公共卫生、养老护理，特殊人员的心理疏导和调适等科普公益项目。我希望退休后能继续发挥余热，做好一名志愿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积极整合资源，帮助一些弱势群体和一些困难家庭。我希望自己做一个平平凡凡、善良和有爱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