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予和袁泉太好了 | 专访《中国机长》监制李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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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锦文。 图/受访者供图)

  9月30日,《中国机长》上映了,这部电影由刘伟强导演,张涵予、袁泉、欧豪、杜江、张天爱、李沁等一众明星饰演,是国庆三部献礼片之一,和《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一起迎来了国庆档。

  影片改编于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当日,航班遭遇风挡玻璃破裂,幸而机长刘传健等全体机组成员沉着应对,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全部平安落地。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豆瓣、知乎等社交网络上,亦不乏将这两部电影相提并论的声音。

  《中国机长》监制李锦文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在她看来,《中国机长》是事件原貌的呈现,而《萨利机长》延伸开来,探讨的是人和官僚制度的抗争。两者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

  接受采访时,李锦文留着一头短发,说话穿着行事都颇为干练。在哥伦比亚电影(亚洲)公司时期,她参与了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的制片和监制工作。《功夫》《双瞳》《卧虎藏龙》《可可西里》《一个都不能少》的背后,都有她的身影。在业内,李锦文的名声很大,是众多电影人敬重的前辈。但却并不算“出圈”。

  在接受采访之前,她特意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仅仅讨论电影就好,就不要过多写我个人的事了,我不希望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关注度。

  在影视行业内,“监制”这个职位定义较为模糊,在不同的人手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李锦文属于事必躬亲的那一种。除了导演拍摄之外,所有的事情同其有关系。包括预算、妆容、合约、器材、演员档期,工作人员的吃喝拉撒,甚至于调动一台车去接演员,都在其工作范围内。总而言之,就是要把所有的细节和流程都安排好,俨然剧组的大总管。

  李锦文和刘伟强之间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在80年代的香港,刘伟强还只是一名摄影师、李锦文还在担任制片助理时,两人就已经开始了合作。关于刘伟强,李锦文的评价是“雷厉风行”,具有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能力。

  尽管有着多年的默契合作经验,但《中国机长》的难度之高,对两人来说依然是挑战:全新的题材,陌生的领域,献礼片。最大的难题还是时间有限。2018年5月,川航紧急备降事件发生;没过多久,博纳拿到了题材,找到刘伟强,开始进行项目筹备工作;今年1月3日,剧本写完,开机;3月中旬,拍摄停止,进入后期阶段。紧接着发行和宣传工作就都开始了。

  拍摄期间,刘伟强没有休息过,也几乎没有给团队放过一天假。这和他往常的习惯相悖。在刘伟强的概念中,人只有在劳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连轴转只会带来损伤,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了例。

  “他(刘伟强)喜欢休息多一点。他从来认为人要调整,不能一直拍。可这一次,我相信是刘导唯一一次真的没有休息,转场就当是休息了。”李锦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压力之下,人往往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机长》的完成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紧锣密鼓的工作后,影片终于如期上映,并且在9月28日的点映场中,拿下了当日最高的票房。但关于最终的结果,李锦文并不想作过多的预测。“我们每一个人尽责把项目做到最好,至于票房,就让老天爷来决定好了。”

  

  我们太难了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中国机长》做前期调研时,得到了民航方面的很多帮助,分别体现在哪些细节上?

  李锦文:对这部电影,民航开了很多通道。所有的英雄机组成员,我们全部去访问了,而且不是简单的访问,是一次又一次,和他们一起回忆当时所有的细节。比如说,驾驶舱里发生了什么?客舱里乘务长怎么安抚、控制所有的乘客?然后把那些口述的画面还原,再做一点点精彩的艺术加工。

  在筹备和拍摄阶段,民航也委派了飞行、乘务、空管等各方面的专业顾问,全程为《中国机长》提供专业的指导。

  不过,乘客方面,出于电影的戏剧化考虑,我们没有百分之百还原。我们收集了基本资料之后,根据资料和戏剧化需求配了119名乘客。有一些藏族人要回家,有一些小年轻去旅行,还有两名外国乘客。

  因为这毕竟是一部电影,不能那么平,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层次感在里面。所以就虚构了一些角色。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只有一年时间,时间紧急,有什么影响吗?

  李锦文:《中国机长》的编剧和《烈火英雄》是同一个人。《烈火英雄》结束之后她马上就进入这一个新项目。真的是没多少时间。

  我们太难了。你算算,《烈火英雄》是2018年10月开机的,《中国机长》是今年1月3号开机的。所以给小于(编剧)写这个剧本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个半月。

  而且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走访。我们没有人对民航整个体系有了解,所以去了很多次重庆、成都访问。因为只有把区管、进近、塔台,机场的各部门,所有的机构全部访问透了,才能动笔写剧本。

  举个例子,电影中有一名现场总指挥,我们也访问了他。结尾看到的消防车、救护车,就是完全根据他告诉我们的应急制度来安排的。每次发生情况,启用几号应急预案,派什么车,多少台车,说什么话,都是严格地按照民航的制度来进行。

  至于真正的拍摄反而没有拍很长时间。因为演员需要保持情绪,如果时间拖得太长,情绪不会一直到位。这一点,刘伟强导演控制得很好。非常有制度,之前全部有彩排,不需要临时到现场再慢慢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拍摄过程中,用了哪些特效技术来还原川航事件当时的情景?碰到了哪些难题?

  李锦文:因为只有空客 A319能飞高原,所以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一比一的A319模型。然后为了拍摄机位可以更多一点,又把它分开成三段,一段是驾驶舱,一段是头等舱,一段是经济舱,在三个空间分别来布置机位。

  

  (《中国机长》片场。 图/受访者供图)

  电影中,飞机是有颠簸的,所以我们在模型的下面做了运动平台。每一段我们都布置有一个单独的平台,要拍摄哪一段机舱的颠簸画面,就启动哪一个平台。

  

  

  (《中国机长》片场。图/受访者供图)

  最麻烦的就是拍摄整个飞机运动的镜头,搞三舱联动的时候。首先三舱之间有接口,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平,不然观众会看出来。然后三个平台,三段模型,如何能让它们的运动保持在同样的频率和幅度上,同时中间完全不出现缝隙?这个最难。

  关于这个,我们做了很多次实验,才终于让它一点毛病都没有。西安做这个飞机模型的公司一直在帮我们调试。所有人的头都大了。

  定海神针

  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经常有网友把《中国机长》跟《萨利机长》放在一块比,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种比较的?

  李锦文:我个人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电影主题。《中国机长》基本上就是在还原这个35分钟的事件原型。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比他们更惊险,更完整,更有视觉效果和冲击力。

  《萨利机长》延伸开去了,他们讨论的是机长和官僚制度抗衡的过程。其实跟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题材,不太好比较。

  中国新闻周刊:请稍微点评一下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

  李锦文:所有主演都非常好,整个机组和乘务组的塑造都很棒。但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说到。

  首先机长没得讲了,张涵予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他现在跟机长刘传健本人就像兄弟一样。在这部戏拍摄之前,他们就留了联系方式。涵予哥一有任何想法,或者对角色的新理解,马上就会直接跟刘传健沟通。涵予哥的戏很稳。坦白说,这一部戏如果不是他,我也想不到哪一个人可以演机长。

  还有袁泉,真的,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她跟涵予哥是一样的类型,真的好内敛。不夸张地说,她能演出一种力量,都不需要多少台词,她的气质、眼神、讲话的方式,就能hold住整个后舱。整个团队我认为选角选得真的非常对,尤其是张涵予和袁泉,真的太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拍完,还有什么遗憾吗?

  李锦文:每一部电影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遗憾,但其实我们团队已经很了不起了。从去年的5月14日川航事件发生,定到今年9月30号上映,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把这部电影全部搞定,特技量还很大,用了超过一千个特效镜头。

  香港电影人在内地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哪一年全心全意北上来拍戏的?

  李锦文:之前一直断断续续有。如果真的是从头到尾来算,是2005年。那年我在内地拍了一部英语电影。叫《生死有命》,导演是元奎。剧组主演和制片人基本都是老外,其他人都是中国人。

  刚开始饮食不适应。我一点辣都不能吃,一点点都不行。现在我比一般人能吃辣,都是练出来的。

  而且,那时候我的普通话还不太好,再加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俚语,我没办法听懂。最痛苦的是,我看不懂简体字,剧本都看不明白。

  拍那部戏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桂林,然后转到横店。当时挺惨的,闹了不少笑话。在横店,经过一个地方叫义乌,可我那个时候就念成“叉鸟”,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差到了这种地步。

  我一直拼命地学。现在除了一些方言,我感觉我能听懂95%以上的话了。我自己的普通话也有进步,虽然到现在大家还是听得出我的口音,但我坚持一直在APP上学拼音。香港没有拼音,都是硬记字音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的背后,都有香港团队的身影。这两年,香港和内地团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你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转变?操作手法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

  李锦文:我不能代表导演,只能代表香港一些跟我心态比较靠近的电影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不要分什么内地、香港。我们都是统一的祖国。只不过当年我们在英国的统治下,还没回归的时候,就比较可怜,没有根,心态上就好像小孤儿一样。

  那到了现在,我只希望,把我之前在外国学的一些东西,以及香港的一些能跟内地影视圈匹配的好东西带过来。比如说,成体系的一套技术,一些不错的制度。然后在跟内地的团队合作过程中,边做边学边磨合,把电影做得更好一点。反过来说,我在内地也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

  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我的心情,那就是《中国机长》结尾那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选用这首歌一开始是涵予哥的想法,现在我们都已经爱上这首歌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国庆档,《中国机长》受到《我和我的祖国》和《攀登者》两部电影的夹击,你觉得有希望胜出吗?

  李锦文:坦白说,我也不是装大方,我是真的希望三部电影都好。因为只有三部电影都好,才能证明整个电影市场又好了。独大没有意义,独大并不代表电影市场好,只能说明出了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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