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曹雪芹埋葬在此，如今却鲜为人知

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在如今的北京通州，大运河的开凿成就了通州的辉煌。

通州于西汉建制，称路县。东汉建武元年，以濒临潞水之故，县从水名，改路为潞。从这一次改名，从此注定了通州与水的渊源。大运河开凿之后，随着漕运的兴起，通州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作为国脉根本，社稷大事的漕运，统治者自然是憧憬着漕运通济，遂将潞县更名通州。

在之后的八百年沧海桑田，或称州，或为县，泛着波光流动的“通”字，始终未改。

到了元明清时期，帝国的都城设置在北京之后，通州的地位显著提升。每年从南方通过大运河运抵通州的槽有300—500万石。清朝初年通州开设了3个槽仓，其规模排在京城槽仓的前三位，囤粮的数量占京城所有槽仓囤粮量的五分之四。在槽船跟货船数量上，仅仅明清两朝每年平均抵达通州的数量就有三万多艘。有数据统计仅仅在清道光年间，官方的漕船每年所携带的免税物资北上就达113.8万石，南下的物资为37.9万石。

漕运的兴起，也是通州城的兴起。特别是明清两朝，随着漕运的发展，在通州城内形成了大量的货栈和市场。各类的粮食、杂货的市场拔地而起，在运河西岸的粮食市场成为了当时北京城最大的民间粮食市场和批发基地。还有像瓷器、茶叶、水果、牛羊、鱼等市场也应运而生，规模在北京城里也都是名列前茅。除了市场之外，各地的商会也积极地在此建立自己的商会会馆，其中仅山西会馆就达3家，江西会馆2家。

漕运、商业的繁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往。作为运河的终点，通州城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商人。再加上北京城京师的地位，每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大部分都是通过水路到达。康熙、乾隆多次南巡也都是从通州城出发。巨大的人流量，进一步地促进了通州城的繁华。

对于当时通州的繁华，朝鲜著名学者曾记述：“舟揖之胜，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揖，则不识帝都之壮也”，“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震荡不宁”。

繁华的商业为通州带来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汇集于此的通州，建有多处州学、书院、会馆。运河的尽头，向西望去有一座铁灰色的高塔，这就是运河岸上最为著名的燃灯佛塔。这座始建于北周宇文氏时期的燃灯佛塔也是古通州及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除此之外，运河给通州留下的历史文物还有很多。可惜的随着运河的衰落，这些文物也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说起通州城的衰落，就不得不提到大运河。通州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

19世纪不仅是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军事入侵，更是文化的入侵。新兴的交通工具的引入，成本更低的海运逐渐取代了漕运。世纪末，大量铁路的修建，特别是津浦铁路的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于漕运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水路。清末黄河改道，运河山东段水量骤减，慢慢地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即便是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运河的河运价值逐渐废弃。

作为依赖于运河的通州也开始走向了没落，清末、民国年间的战争更是让整个国家停滞不前，在这样的背景下，通州自然也逃脱不了衰退的事实。

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州正式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这座盛极一时的千年之城，如今作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正在迎来一次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