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为何厚葬崇祯皇帝？除了安抚中原，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因素

马克思曾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要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明末清初之际，北方清朝经济文化比中原落后，但清朝入关，定鼎燕京后，开始一系列的汉化工作。

说汉话兴汉俗

清朝入关之初，也一直保持满语、骑射等民族传统，但自顺治康熙后，满洲的贵族及子弟“日甚一日沉溺于汉族文学 、书法、绘画”。不仅精通四书五经，佛老之道也有所探究，除皇室以外，八旗将干学汉话，其姓氏也从原来的复姓改为单姓，有的甚至直接采用汉姓。

后来八旗兵不会说满语了，乾隆曾为专门颁谕八旗：“须以清语，骑射为常务”，“如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此时乾隆意识到汉化的太快，满洲传统要丢失，因此才如此下令。尽管乾隆强调满洲会试先试弓马，合格者方许入试，但由于和平太久，很多满洲人的骑射基本不会。《清文鉴》、《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也没能阻止八旗子弟学习满语的兴趣。

弃旗地兴汉规

清朝八旗子弟都旗地，这是满族固有土地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但严禁土地买卖、典当，以庄园的方式组织生产，以劳役地租方式为方，这是建立清朝国有土地最初的形式。

尽管旗地严禁严禁典当买卖，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征役甚烦”，“时有急需，称贷无门”，只得“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其实与卖无二”。旗地典当买卖日盛，康熙九年分布允许旗地在旗内买卖的谕令，以其遏制旗地外流入民。

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朝再让让步，同意旗地可以越过旗地买卖。

八旗兵丁在圈地后，“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有收成”。但为了维持生计，八旗兵就把土地租汉民租种。

不过清朝还有按照庄园制进行经营的，只有皇庄、王庄。而皇庄、王庄又分为投充庄、老圈庄。据《光绪会典》记载：“顺治初年，畿辅之民携地前来投者，各就共地而立庄，计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每地一亩征银三分，草一束”。投充庄在建立之始既以汉族租佃方式组织生产。

只有老圈庄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了旗地的经营方式。但在老圈庄内从事劳作都是被掠汉人的后裔。为保证皇室、王府的供应，一些庄头将庄园内的土地出租给庄园内的壮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庄园制。

乾隆十年，乾隆帝下达放丁为民，“听其自谋生路”的谕令。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影响下，满洲贵族不得不放弃原有经营方式。

学儒学兴国学

清朝入关前，并没有一套成型的统治理论，所有清朝入关后，能够迅速吸引汉族的治国安邦之道。顺治十四年，顺治在为位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撰写的碑文中写道：“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首；所霁求者，精一执中之理。”

康熙继位后，把程朱理学尊为正统，他自己“潜心理学，帝阐六艺”，并于康熙九年颁布谕令16条。提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自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丛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朕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十六年他为《四书解义》作序：“盖有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其……。”

倡纲常兴伦理

清朝还在皇室及满洲民间推行汉族的纲常伦理观念。顺治初年，顺治帝为崇祯帝厚葬，并对前明的一些大臣褒奖。顺治九年修明史时，理学名臣汤斌建议：“《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神、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书。”

乾隆修史时，特扶持设《贰臣传》，对投降清朝的明臣，也列入贰臣之名。而对于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员，建祠厚赏。这也是清朝汉化的一部分，皇帝这样做告诉清朝大臣，只有忠心才被后人纪念。

另外，清朝入关后大力倡导孝悌观念。顺治亲政后，亲自主持修订了《孝经注》、《孝经衍义》颁布天下。康熙继位对祖母、嫡母很孝敬。康熙晚年年老时，对皇太后有病，还要拖着病身去探望。皇帝这样做，民间也要这么做，这主要倡导一种和谐氛围。

兴文治编书籍

清朝入关也重视文治，顺治时编纂了诸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等书籍。康熙继位后，也编纂了《易》、《书》、《诗》、《春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等书。乾隆主持编纂了《周易述易》、《诗义析中》等书，特别是有名的《四库全书》。

兴文治编书籍的目的就是汉化，也以此促进教化为民的目的，巩固清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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