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人揭露了赋税的黑暗及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这人便是柳宗元,一篇《捕蛇者说》名扬千古,笔锋犀利地揭露出苛政猛于虎的残酷政史,细致勾勒出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
《捕蛇者说》的背景,刚好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安禄山之乱后,中央政权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人民加重赋税。除法定的夏、秋两税外,还加了各种繁杂的科目,搞得民不聊生。
八百年后,大明万历年间,一个账目为“人丁丝绢”的税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六县大战。这是一场由学霸引发的事端,学霸名叫帅嘉谟,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在歙县库房里里做事。
帅嘉谟没其它长处,唯有这数学特别好,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在那种时代,这种天赋也只能运用在钱粮税赋上了,在帅嘉谟一腔“我要做题”的欲望之下,他终于找到一个能发泄的地方,那就是歙县的库房里,这里藏着陈年税粮账册,刚好可以满足他做数学题的欲望。
做着做着,帅嘉谟就做出问题来了,他算出了其中一笔税存在的漏洞,徽州府每年需要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笔叫做“人丁丝绢”的税收,每年要缴税8780匹生绢,折银6146两。
帅嘉谟经过仔细查阅,确定这笔“人丁丝绢”在以前确实是由六县一起承担的的,但由于有人从中做了手脚,结果让歙县白白承担了两百多年,这可真是太亏了。
徽州府下辖六县,其它五县都没有,就只有歙县有,也就是说,这笔税收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在帅嘉谟看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再说了,这笔账目在《大明会典》里说的是由徽州承担,又没说由歙县一县承担,为啥歙县要当这个冤大头呢?
所以可想而知,帅嘉谟捅破这件事后,歙县百姓心里不爽,为自己每年多承担了那么一笔赋税而愤愤不平。其它五县冷眼,拒绝一起承担,因为这笔税他们就从没付过,谁愿意白白多付这突然出来税钱!
于是歙县阵营和其它五县阵营互不相让,各自使出自家最强有力的人脉和力量百般争辩、抗争,徽州民风彪悍,好打官司,动不动就写诉讼书,各个文笔绝佳,为了这件事,双方各自动用当地知名人士、乡绅、官员,为自己博得有利地位。
期间经历了各种当地人上访投诉,连官员、讼师都换了几拨了仍没有消停,甚至差点引发了当地的大暴乱,百姓都快动起手来了。
赋税对百姓来说可是太敏感了,谁也不想让步,即使这笔多出来的数目只有6000多两,据说明末的文学家张岱还曾为了一块心爱的木头,花去了十万两雪花银,这相比起来,真的是让人唏嘘。
丝绢案的结果,是人丁丝绢仍由歙县承担,但实际上的银子却是由其它方势力分担了,把负担压力分付到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几千两银子,其余五县也没有负担,长达近十年的博弈后,各方皆大欢喜。
不过,帅嘉谟就不欢喜了,因为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持久博弈是由他而起的,各上级折腾了这么久,费力费钱的,不找个人来背负这罪责怎么行,在官府眼里,这起纷争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全怪帅嘉谟挑事。
所以最终,帅嘉谟的结局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在五县人眼里,帅嘉谟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可恶的闹事分子,而在歙县人眼里,帅嘉谟是帮他们减赋的英雄,他们在县志上为他留下了姓名、事迹和他该得的评价。
历史从来不是只有课本,一个朝代也不止是那薄薄的几页,而有些人根本没有在课本上留下姓名,但他们从来就不是不存在。在庙堂的王侯将相和文人墨客之外,还有一些活生生的百姓,《丝绢案》里无数的细节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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