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平民百姓想要做官的话，大都只能靠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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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扯个闲篇。

话说在十几年前我大学将要毕业时，曾因就业问题与家里发生了一些争论——家人的意见是考公务员，而我那时候年轻气盛非要自主择业不可。最后我去了个小破公司，结果拿到的薪水却比拥有30多年军龄、已经是副师级干部的老爸还高（当然，俺早就被老爸重新反超，并被甩出好几里地）。

而这种事情在古代绝不可能发生。

古时有句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事实上也就是说说而已。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只承认平民阶层中有“士农工商”这“四民”，除此之外大都为贱民。即便是在四民之内，商人也一直受到上至统治阶层下至被统治阶层的一致鄙夷，最大的理想差不多就是发财了后捐个官以求社会认同；工匠常常被视为执贱役者；农夫虽受到官府的鼓励但始终是最大的被压迫对象。唯有士人，也就是读书人才能站在平民阶层的金字塔尖，晋身的前途才不会撞上天花板，才有成为人上人的可能。

所以《神童诗》中才会吟出那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能有做官的机会，而做官几乎是那个时代平民百姓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如今网络文学盛行，穿越的题材比比皆是——但是各位写手和看官要注意了，除非您扛着飞机大炮甚至核武器打算穿回去造反，否则并非在哪个朝代都能实现您升官发财，最终治国平天下、甚至征服世界的梦想。

很可能在起步之际，您就会发现自己连当官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在古代什么人才能当官呢？其实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投个好胎。

在中国基本可考的四千多年的历史中，起码在前三千年里，想当官、尤其是大官除了投胎几乎别无选择。

中华文明号称五千年，排除掉神话传说中的年代，从夏朝开始至今大约有4000多年。然而从夏朝到北宋的大约3000年时间里，尽管选官任官制度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甚至出现了科举制，但实际上大都是换汤不换药，平头百姓想要搞到一副官身，大都还只能是个梦想。

1、当官纯粹靠投胎的世卿世禄制，可能持续了长达1300年之久。

所谓世卿世禄制，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并享有所受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的制度。简单说大概跟世袭制差不多，贵族哪怕生出个傻子也可以照样当官，并享受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生活。而那些那些投胎没投好的最好就不要有当官这个妄想，老老实实做个平头百姓接受欺压就好了。

虽然因为考古资料的匮乏，世卿世禄制的起止时间至今还存在争议，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制度起码在西周时期已经普遍开始施行。不过依着我这样经常不靠谱而且不严谨的家伙的意见，夏商两朝的官制应该也是如此，起码是世袭制。

夏朝就是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与原始部落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因此，夏王（夏朝的最高统治者在位时其实称为“后”，去世后才被称为“帝”）以及贵族必须保证严格的血缘划分和区分姓氏，并以此为壁垒区别社会阶层，这样才能保证新生的国家形式得以维持。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史学界曾秉持“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并将我国历史往这个学说中硬套。事实上中国历史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说夏朝就具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三个特征——前两个不用解释，夏朝王室已经开始分封部族，除保持他们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氏”，大夫以邑为氏——封土建国，即是封建。

在夏朝的王室与贵族之间，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形成了国家这一组织形式。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是沿袭于原始氏族制度，但在实际上是以宗族家长制为核心，并按其辈分的高低和血缘的亲疏来确定相互间的等级地位，并严厉隔绝外来（尤其是他们认为“低级”的）宗族及血统混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世袭制，与世卿世禄制大同小异。

与夏朝相比，商朝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家机构——设立了各种职官，有常备的国家武装，规定了礼仪典章，开始制定法律等等。在任官制度上，我们可以明确的认定实行的是世官制度。

所谓世官制度，是指以宗族为单位可以世代为官，而且具有世袭官职的特权。不过与世卿世禄制相比，世官并不等于世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担任某一固定官职。世官制严重依赖于宗族，宗族是世官的基础，其成员随时有可能出任重要的官职。

到了西周，基本正式确定了世卿世禄制：

“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战国史·第六章》杨宽著）

比如著名的周公，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召公的长子封在燕国，“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在200多年后周宣王时期，史书中又出现了周公、召公二相行政的记载，这显然是世卿世禄制的结果。

虽然在《尚书》中出现过“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之类的记载，《新唐书》中也说过“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就是说张仲的后代因为不能在周王室世袭，所以跑到晋国去打工。但是个人认为这些大都是宣传口号或是个例，不能作为否定西周施行世卿世禄制的证据。

在世卿世禄制下，夏商（西）周三朝的平民百姓要想当官，别说门了，连窗子都没有。

2、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激烈竞争使得世卿世禄制走向没落。

周幽王姬宫湦为了撩妹搞了一场大型烟火秀（烽火戏诸侯），不但把自己玩得身死国灭，而且还把周王室的权威给玩没了。从此“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诸侯不再把周王当盘菜，有出息的开始玩了命的开疆拓土，没出息的也得玩了命的保家卫国，诸侯国之间的征伐吞并成了家常便饭，时局开始剧烈动荡。

商周时期，天下诸侯国数以千计：“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基本上就剩下了“七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异常惨烈，动辄便是身死国灭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头脑稍微清醒些的诸侯都应该知道，凭借世卿世禄制才身居要职的那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甚至是傻子大都是指望不上的。要想保家卫国甚至开疆拓土，只有降低做官的门槛，吸引人才。

于是乎人才就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宝贵的财富，各大诸侯国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不拘一格、不惜代价的招揽人才。这才有了做过卑贱的商人还当过逃兵的管仲成为齐桓公的“仲父”，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成就了秦穆公的霸业，杀人犯出身的吴起可以历仕鲁、魏、楚三国，成为彪炳百世的一代名将等等，类似的事迹在当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但是只要查一查春秋战国时期这些牛人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们大都还是出身贵族，剩下的要么是没落贵族的后裔，要么就是来自中下层官吏，真正是平民阶层出身的似乎只有苏秦一个。

其实这也不奇怪。

首先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术，以竹简为载体的书籍价值极其昂贵，没有一定家底的别说读书了，根本就没有书读。庄子用“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来形容读书多、学识渊博——一部50万字左右的《史记》刻在竹简上差不多就有1吨重，当时的5辆车能不能装得下都难说。而惠施作为魏国的宰相，尚以5车书自傲，可以想见当时获取知识的难度是极大的，普通的平民百姓根本负担不起。

其次当时的平民除了要劳作养家糊口，还得承担沉重的赋税，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各诸侯国大都实行“兵农合一”的体制。老百姓在生活压力极为沉重的情况下，还得随时扔掉锄头去打仗，一不小心连命都没了，谁还有心思读书？

再者，当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想到过平头百姓还有当官的可能吧？

所以苏秦的逆袭在当时只能是个奇迹，除了他的天才和坚定的意志之外，运气可能是他取得成功最大的因素。

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

春秋战国时期做官门槛的降低，意味着世卿世禄制度的逐渐没落。

而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以“辟田”和“军功”作为选官的唯一依据，而且随着秦灭六国，则是彻底的摧毁了世卿世禄制。不过秦国的选官制度对后世影响不大——一来这种制度更像是一种战时体制，并不健全完善。二来因为秦政苛暴致人反感，所以这一制度也随着秦二世而亡被废止掉了。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要是没有苏秦的天才和运气，平民百姓还是没有当官的机会。

3、两汉采用察举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和进步，可惜最后又倒退回了世袭制。

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考核通过后任用为官的选官制度。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方法，在当时被称为“选举”，由汉高祖刘邦首开先河，下求贤诏要求各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此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使得察举选拔人才有了依据和考核科目；从汉文帝开始，察举的目标开始明晰，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孝文本纪》）；到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以及基本达到完备，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考试科目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所有的科目中，都要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被举者须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被量才录用。相较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彻底推翻了由门第和血统筑起的高墙，在真正意义上使得来自中下层的人才有了晋身高位的可能性，比如晁错、董仲舒、董钧等。后来在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实际上就是两汉察举制的一种发展和改良。

但是察举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受人为因素影响太大。一者即便考试很公平，但若是地方官员不肯推举，那么贤才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二者“官官相护”的传统可谓历史悠久，当时被推举者绝大多数都是现任官吏，极少有平民；三者就是察举重德而轻才——相比科举最重进士科，察举最重的则是孝廉科，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东汉末期随着吏治败坏，在察举的过程中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豪门大族完全把持了察举的结果。“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抱朴子》晋·葛洪），察举完全失去了为国选材的作用。熟悉《三国》的朋友大概都听过“四世三公”、“累世公卿”之类的说辞，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此时的察举制已经蜕变回了变相的世袭制。

在两汉时期，官场仕途曾向平民百姓打开了一道门缝，不过很快又关了个严严实实。

4、九品中正制作为察举制的一种改良和发展形式出现，结果又走上了后者的老路。

两汉之后又是乱世，每逢乱世人才就会成为保值增值最快的财富。所以曹操才会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不但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而且针对察举制的弊端特意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哪怕道德上有瑕疵或是出身不高，他也不吝任用。

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颁布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科举制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一直延续使用到了初唐，但是其实际影响直到唐末仍未彻底消除。

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地方各州郡设立品评人才的中正官，并按照统一标准（共分九品）对与其同籍的士人进行品评，并将结果报告中央政府，以此作为对官吏进行选拔、升迁和罢黜的依据。

中正官品评士人的内容有三：首先是“家世”，即士人的家庭出身和背景，主要指其父祖辈的仕宦官爵背景；其次是“行状”，即对士人道德品行的评价；最后是“定品”，即确定士人的品级，理论上定品主要依据行状，家世只是作为参考。

中正作出的品评（也叫“乡品”）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政府对士人任官的品级必须与乡品大致相当。而且乡品高者往往能得到“清官”的职位，升迁既快又受尊重，而乡品低者只能任“浊官”，升迁既慢又被人轻视。

相比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了进步意义——强调德才并举，拓展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剥夺了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官吏任免的权力收归中央，相对而言选拔人才更加公平公正，也强化了中央权力。

问题是九品中正制仍然无法摆脱人为因素的干扰，尤其是负责人物品评的中正官几乎全被世家门阀垄断，在品评的过程中，“行状”逐渐被忽视，“家世”几乎成了唯一的依据。遂使得两晋南北朝以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客观上形成了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推动了世家门阀的崛起，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严重分裂和对立。

但是在九品中正制下，平民百姓终于有了做官的官方认可，虽然仅限于小官小吏（或者说是“浊官”），除非运气特别好或本事特别大（比如刘裕），一般做到七品官就算到头了。

5、隋唐时期出现了科举制，但是处于发展初期的科举制对于平民百姓并不友好。

科举制仍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但它与察举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自己报名参加，而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推荐，这就在最大限度上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如此一来，就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一种梦想，平民百姓出身的的读书人终于有机会正大光明的跻身高品人臣，获得了施展才能治国理政的机会。

史学界对于科举制到底最早出现在隋朝还是唐朝目前尚有争议，但有一个事实却争议不大——那就是唐朝时期的科举对于平民百姓并不像两宋之后那么友好，“鱼跃龙门”的机会是有了，但实现的可能却不大。

有唐一朝总共录取进士不到7000名，而在与之国祚相差不多的两宋这个数字超过2万，而且即便被科举录用的进士也不像后世那般荣耀和重要。比如唐玄宗时宰相34人中只有7人是进士出身，唐肃宗时的16名宰相里进士出身者只有4人，唐代宗时期这个比例是12：4。唐代宰相大部分出身世家大族，入仕方式也以举荐为主，所以累世公卿现象仍连绵不绝，比如陇西和赵郡两李氏世家共涌现出27位宰相、清河和博陵两崔氏则出现了29位宰相。此外军功也是入仕的重要途径，军功拜相是当时士人的憧憬之一，这在两宋之后基本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科举在当时的诸多入仕方式之中并没有后世的显赫地位。

再者，世家门阀的显赫地位不仅体现在权力和财富方面，跟重要的是在当时他们垄断了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舆论（官场和士林）和教育资源。即便是平等的参与科举考试，平民百姓出身的子弟对比世家门阀也具有天然的、难以逆转的劣势，除了个别的天才人物以外，根本考不过那些豪门公子哥。

不过，经过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一番乱世的洗礼，传统的世家门阀基本被摧毁殆尽，平民百姓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黄金时代终于到来了。

两宋之后文官治政和科举制度的成熟，使得平民百姓终于有了平等参与官场竞争的权力，但是投胎依然很重要。

科举制的出现，首次打破了贵族对于高官、贵官的垄断。经过隋唐两朝皇帝持续不断的打压，尤其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动乱，使得士族门阀势力基本消亡殆尽。到了北宋，宋太祖又用一杯酒解决了欺凌皇权200多年的武将割据集团，于是通过科举发迹、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文官集团迎来了黄金时代。

文官政治和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方式、选官制度成熟的标志。相对于之前皇权所倚仗的的贵族、门阀及勋贵武将，通过科举爬上高位的文官没什么背景、控制不住军队，空有嘴皮子和笔杆子。就算把持朝政多年、门生故吏遍及朝野，皇帝想要将其打落凡尘也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如蔡京、严嵩、张居正等）。更何况“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科举制成熟以后的宋、明、清三朝基本没有发生由统治阶层引起的内乱。

在两宋时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放宽了录取的范围和名额限制；其次是确立了解试、省试和殿试这三级考试体制；此外科举确立了糊名和誊录制度，严格禁止徇私，保证了科举的公平性；此外宋朝还对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革。

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科举已经成为了晋身高官、贵官的唯一渠道，贵族世家天然的门第和血统优势从此荡然无存。而且通过读书考取进士成为了此后近千年间无论官场还是民间最为光宗耀祖的事情：

（狄）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韩琦）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默记·卷上》）

元朝灭亡之后，科举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明朝开始，学校（县学、州学、府学及国子监）教育成了参加科举的必由之路，并将科举考试正式确定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会试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清连中三元者仅有明朝的李骐、黄观、商辂和清朝的陈沆、钱棨、陈继昌6人而已。

看似如此美好，那么两宋之后平民百姓就都有机会做官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还得靠投胎。

首先女性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虽然民间有明朝的杨文俪、清朝的张氏等女性参加科举的传说，但实际仅为传说而已（太平天国时的傅善祥虽然考了个女科的头名，但她参加的并非“天试”，所以算不上状元，而且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也不是很正规）。

即便是身为男性，参加科举也有身份限制。比如唐代规定商人和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而两宋的不孝不悌者、还俗的僧道以及“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清·徐松）；明清禁止胥吏、官学训导、罢闲官吏和倡（妓女）、优（演员）、皂（行刑之人）、隶（衙役）以及居丧者应试。而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有为娼、优、皂、隶者，都属于家庭出身不清白，统统不准应试。此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都属于“身世不清”之列，他们的三代子孙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

可见在古代平民百姓想做官真是千难万难。像俺这么傲娇的不肯做官（其实也未必考得上……）的，在古人看来纯粹就是二百五一个，当然在很多今人看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