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宝——这两方宝玺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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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御宝 金石永年

  ——铜点金异兽钮“乾隆御览之宝”宝玺及寿山洞石“乾隆宸翰”宝玺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来粗略估计,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玺印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达一千八百余方,令人深深折服。

  作为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皇帝是在长达六十余年卓有成效的统治期间创造了清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而名垂史册。乾隆盛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其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时期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本次春拍的两方乾隆早期玺印极为殊特,是乾隆皇帝诸多御用宝玺中相当特别的两方。

  

  

  两方宝玺皆于《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及制作时间,其一为乾隆三年所制的铜点金三螭钮“乾隆御览之宝”宝玺,另一为御制寿山洞石“乾隆宸翰”宝玺。

  

  清 郎世宁 乾隆朝服像轴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绘于乾隆元年)

  1735年,雍正皇帝薨逝,皇四子弘历继承皇位,年号乾隆,历史从此进入“乾隆时代”。按照通例,每当新皇帝继位,都要镌刻相应的宝玺,以为书墨染翰艺文鉴赏之用。这种早期刻制的宝玺,虽因钤用方面的不同印文会有差别,但大部分会含有新皇帝年号,表明其专有的属性。一般包括“某某之宝”、“某某御览之宝”、“某某御笔之宝”、“某某御览”、“某某御笔”、“某某鉴赏”、“某某宸翰”等。如康熙帝有“康熙御笔之宝”、“康熙御览之宝”、“康熙宸翰”、“康熙御览”等;雍正帝有“雍正御览之宝”、“雍正御笔之宝”、“雍正宸翰”等;乾隆帝则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御笔之宝”、“乾隆御笔”、“乾隆宸翰”、“乾隆鉴赏”等。当然,每一年号玺都会刻制不止一方,质地不同,大小各异。这类宝玺专为某位皇帝所独有,单从印文便知其所属,皇帝前后不能继承钤用,在皇帝闲章中使用频率较高。新皇帝继位后多把其当作前朝遗物妥善保存起来。

  

  

  5180

  清乾隆 铜点金异兽钮“乾隆御览之宝”宝玺

  L9.1×9.1cm, H10.1cm,重3770g

  估价待询

  备注:

  1.巴黎Htel de Drouot,Octave Homberg收藏专场,1931.06.03-05,Lot238;

  2.巴黎Htel de Drouot,Marquis De Ganay(Ganay伯爵)收藏专场,1952.05.07,Lot36,落锤价80000法郎;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七

  

  印面

  

  印文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 乾隆卷一 页七

  首先,作为乾隆皇帝御用玺印中唯一一方铜质印章,此铜点金三螭钮“乾隆御览之宝”选材特殊,为精铜铸造。虽然铜是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运用广泛,但到了清代则多用于制作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印,用于制作皇帝御用玺印的情况则极少,可谓凤毛麟角。而此方“乾隆御览之宝”恰恰是以不太常用的黄铜制作,这在以玉、石为主要材质的清代帝后宝玺中显得极为特殊,颇引人注目。

  

  乾隆三年正月刻字作档案,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08》,页160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档案记载:“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出铜宝一方,传旨:着刻‘乾隆御览之宝’,钦此。于正月初十日篆得阴文、阳文字样二张,司库刘山久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着准阴文,钦此。于二月二十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理白世杰将刻完字铜宝一方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进讫。”(乾隆三年正月刻字作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08》,页160)

  再次,此宝的制作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有明确记录,为其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样是铜宝,都是“乾隆御览之宝”印文,都是阴文刻法,可以肯定档案记载制作的铜宝就是即将拍卖的这方“乾隆御览之宝”。通过档案可知此宝制作于乾隆三年正月至二月,单是印文的刻制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其次,此方铜宝9.1厘米见方,印纽为形态各异的三只异兽,皆四足,兽身,强健而有力,头部各不相同,或龙头,或兽头,或凤头,样貌凶猛,应为传说中神兽。三兽虽相互纠缠在一起,但各自体态造型交待清晰,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铸造技艺水平。三螭身上的云纹、身后的花尾,与雍正时期寿山石玺印的艺术风格一脉相承。此种肌肉有力的瑞兽应为乾隆帝所喜样式,如乾隆时所建的北京十七孔桥,桥上石雕极其精美,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都雕有神态各异的狮子,大小共544个。两桥头还有石雕异兽,十分生动。又如景山寿皇殿前的三座牌楼,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距今已有二百余年,其建筑形式是典型的皇家牌楼,也是牌楼中规制最高者。牌楼为四柱三洞九楼制式,下雕石兽。

  

  清雍正 寿山石雕瑞兽钮“敬天尊祖”方玺

  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寿山石雕瑞兽钮“朝乾夕惕”方玺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孔桥上的石兽

  

  北京景山 寿皇殿牌楼下的石兽

  其表面处理的技术非常之高,先是在兽身和印体表面做出暗红色皮壳,其上再敷以枣红色、绿色锈斑和金色斑纹,各种颜色之间搭配巧妙,过度自然,相互间粘结非常牢固,与自然锈蚀的状态非常相似。根据档案记录,在清宫造办处内有专门的工匠从事这种铜器或其他器物的做旧工作,被称为“烧古”或“烧色”。这些烧古匠都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其作品多进入宫廷收藏系列。此宝表面的烧色技术纯熟,非常精致,是考察清初铜器表面烧色技术的范本。

  

  清乾隆 铜四轮天鸡尊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兽形水注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清乾隆 仿澄泥虎伏硯 原藏文源閣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Octave Homberg 一世 & Octave Homberg 二世

  最后,此方“乾隆御览之宝”宝玺递藏有序,传承脉络清晰。根据现在已有的拍卖资料,可知此宝最早为法国收藏家Octave Homberg收藏。Homberg家族是法国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历史上曾出过多位重要人物,包括官员、商人、银行家、金融家、军事家等。其家族中的Octave Homberg一世(1844-1907)和Octave Homberg二世(1876-1941)父子在收藏界一直声名卓著,与巴黎各大博物馆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1931年Octave Homberg 收藏专场图录封面

  

  

  本品所在頁面

  Ganay家族是法国为数不多的一直延续至今的贵族家族,历史上也曾出过多位政治家、军事家、教士、外交官和艺术事业的资助者。这个家族后代一直拥有法国巴黎近郊的Courances城堡,其内一直保存并展出很多珍贵的家族收藏。该家族中的Hubert de Ganay(1888-1974)伯爵是法国著名收藏家,法国国家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卢浮宫之友协会的副主席。其家族的藏品亦曾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多次以专场的形式被拍卖。后来此宝被法国北部敦刻尔克一家庭购买,并被其后人保存至今。这些拍卖资料表明此宝二十世纪早期即流失法国,为多个著名收藏家依次递藏至今,流传有序。

  

  1952年5月7日Ganay伯爵藏品专场拍卖的封面

  

  1952年图录首页标题:远东艺术藏品玉器和铜器的发掘

  

  拍品所在页面

  

  清乾隆四年(1739年) 郎世宁 乾隆大阅图轴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皇帝宝玺种类繁多,包罗极广,单就印文所显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爵位姓名年号玺、宫殿玺、鉴藏玺、嘉言诗词玺等。这些宝玺尽管种类不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质,但在反映皇帝的思想、意趣方面的价值却有共通之处。特别是爵位姓名年号玺,由于归属明确,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此方乾隆皇帝的“乾隆宸翰”玺,就属于乾隆皇帝的一方爵位姓名年号玺。

  

  “乾隆御览之宝”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 乾隆卷一

  根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乾隆玉玺印谱)一书记载,除了本件铜点金三螭钮宝玺外,乾隆在位期间共刻制了七方“乾隆御览之宝”。材质、尺寸各有不同。“乾隆御览之宝”之所以要刻这么多,因为它大有用场。乾隆皇帝酷爱收藏,编有《石渠宝笈》等多部著录,为其所欣赏的书画作品登记造册。

  本件铜质“乾隆御览之宝”不仅尺寸颇大,其重量亦达3770克,其作为乾隆登基后最初制作的玺印,象征身份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而非用于钤盖书画。譬如故宫所藏最大的“太上皇帝之宝”从不钤用,只是作为乾隆太上皇身份的象征物陈设在皇极殿御案上,其余的才钤盖于书画之上,是为同一目的。

  

  此宝铜质,异兽钮,印面9.1厘米见方,通高8厘米。阴文篆书“乾隆御览之宝”六字。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

  一是材质特殊,是乾隆皇帝御用玺印中唯一一方铜质印章;二是整个宝玺的铸造焊接和表面处理技术具有典型性;三是此宝的制作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有明确记录,为其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四是递藏有序,传承脉络清晰。综上所述,此宝是一方相当重要的乾隆御用宝玺,不仅印材特别,而且印体制作和印文刻制都很精彩,它的发现对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乾隆宝玺的面貌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郭福祥《关于乾隆帝铜点金异兽钮“乾隆御览之宝”》

  

  

  5184

  清乾隆 御制寿山洞石“乾隆宸翰”宝玺

  乾隆十一年(1746年)叶鼎新刻制

  L4.2×4.2×9.1cm,重363g

  备注:法国重要私人收藏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六册,乾隆卷二,页九十五

  

  印面

  

  印文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六册,乾隆卷二,页九十五

  此玺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建筑景致,印文为阳文“乾隆宸翰”四字。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体量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根据《乾隆宝薮》的著录,此玺与“漪澜堂”椭圆引首章和“意静妙堪会”压脚章共同组成三方一组的组玺。此套组玺印文来源、制作细节等均有案可寻,在迄今为止出现的乾隆宝玺中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且此套组玺中的一方压脚章“意静妙堪会”曾于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出现过,可以与此方“乾隆宸翰”玺相互印证,对比观察。这里结合文献、档案和实物对此套组玺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以作为进一步了解此玺的基础。

  

  左:本件拍品

  右:乾隆帝御宝田白雕出游图玺(印文:意静妙堪会),香港苏富比拍卖,2014.04.08,Lot3039,成交价:HKD10,840,000

  

  首先,此套组玺的刻制源于乾隆皇帝自己的一首御制诗,反映出乾隆皇帝对古代书法艺术的深厚修养和研习实践。按照乾隆帝的行为方式,将其作为印文,刻制成玺印,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此套组玺恰是在乾隆诗作完成后不久刻制的,“乾隆宸翰”与“意静妙堪会”相互配合,正是乾隆皇帝学习古代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

  

  乾隆十一年四月牙作档案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14》,页297

  其次,此玺的具体制作雕刻过程有案可寻,是清宫造办处著名牙匠叶鼎新的作品。

  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文件》的记载,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冻石素图章二方、冻石花引首一方,传旨:将图书磨一般大,照引首花样,着叶顶新做,钦此。于本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冻石图章二方内一方照引首画得山水、人物、房屋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高些的照腰圆引首一般高,做出山峰。其矮的随形亦做出山峰。钦此。于五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改做得冻石图章二方、花引首一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如果我们将档案中的描述和此方“乾隆宸翰”玺以及“意静妙堪会”玺进行比照,就会发现二者之间高度吻合:首先在组合上,档案中所记的是图章两方、引首一方,而且磨成一样大小,很显然是为了做成乾隆通常使用的那种一方引首、两方压脚的三方一组的组玺,而且指明引首章的形状是腰圆形。而根据《乾隆宝薮》著录,此方“乾隆宸翰”玺正是三方组玺中的一方,与之相配的另外两方玺分别为“漪澜堂”椭圆型引首和“意静妙堪会”方形压脚章。组合方式和印章形状都与此条档案一致。

  而且材质上,档案中所记三方印章都是冻石材质,而《乾隆宝薮》所著录的“乾隆宸翰”组玺的材质也是冻石质,都与此方“乾隆宸翰”温润细腻、通灵剔透的特征一致;再次是钮雕内容和形式上,档案中记录当时的两方冻石图章是光素的,相关人员根据引首的雕刻画出山水人物房屋样,乾隆皇帝又进一步指示将两方图章做出山峰。可知当时所制作的两方冻石印章上雕有山水、人物、房屋等内容,外观呈山峰形状,具有相同的风格。

  

  最为重要的是,这条档案还使我们得知该玺的制作者即是内廷大名鼎鼎的牙匠叶鼎新。

  叶鼎新,档案中有时也写作叶顶新,是雍正、乾隆年间服务于宫廷牙匠中的代表人物。从档案的记载来看,他来自于江南,早在雍正四年(1726)就已经在内廷造办处牙作服务。关于叶鼎新早期活动的档案是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奏称:叶鼎新等人俱在圆明园长住,做活甚勤,奏闻雍正帝赏赐,雍正帝回复“酌量按等次赏给”,同一天海望定得被赏赐的匠役花名及银两数目,其中叶鼎新被赏赐银十两,说明他在雍正朝已经获得了高度认可。进入乾隆朝以后,叶鼎新的手艺更为精进,甚至有时候乾隆帝钦点他制作某项活计,可知乾隆时期制作御用玺印也是叶鼎新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第三,此玺的雕刻工艺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在清代中早期,内务府造办处并没有专门雕制石质印章印钮的工匠,一般石质印章的印钮雕制多由牙匠来完成。内廷牙匠将成熟的牙雕工艺技法施于石质印材之上,制作出的印钮精细而富神韵,和同时期牙雕的表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从此方“乾隆宸翰”玺的钮雕便能明显地体察到这一点。整个印钮采用平地阴线浅浮雕技法,整体景物布局繁简有致,远近的层次感极为分明;不同景物的表现方式也丰富多样,建筑、树木多用线条刻画,或粗犷或精细,生动流畅。山石以线条勾勒轮廓,表面微微的凹凸在光线之下给人以极强的立体感;景物之间位置的左右前后关系清晰明了,看似不经意,实则处处巧妙安排,不露痕迹,耐人寻味。

  

  王献之草书手卷《中秋帖》(局部)

  纸本,纵27cm,横11.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佚名 会昌九老图卷 绢本设色

  清宫旧藏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佚名 会昌就老图卷(局部)

  

  

  

  

  南宋《潇湘卧游图》

  纸本墨笔,纵30.2厘米,横399.4厘米

  

  南宋《潇湘卧游图》(局部)

  

  唐寅《秋林逸兴》

  

  唐寅《秋林逸兴》(局部)

  

  《敬胜斋法帖 1》,页三五四

  最后,此玺在许多清宫收藏的书画作品上都可以看到其钤用的痕迹。

  此玺刻制完成后,成为乾隆皇帝的常用小玺,其印迹不断出现在清宫收藏的乾隆御笔书画作品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夏圭《长江万里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李公麟《会昌九老图》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南宋《潇湘卧游图》卷、嘉德香港2016年秋拍唐寅《秋林逸兴》图等作品的引首或诗堂内的乾隆御题部分都钤有此玺。

  

  此玺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建筑景致,印面宽4.2厘米,厚4.1厘米,通高9厘米。印文为阳文“乾隆宸翰”四字。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体量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根据《乾隆宝薮》的著录,此玺与“漪澜堂”椭圆引首章和“意静妙堪会”压脚章共同组成三方一组的组玺。

  其一,此套组玺的刻制源于乾隆皇帝自己的一首御制诗,反映出乾隆皇帝对古代书法艺术的深厚修养和研习实践。其二,此玺的具体制作雕刻过程有案可寻,是清宫造办处著名牙匠叶鼎新的作品。其三,此玺的雕刻工艺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极高的艺术水平。其四,此玺在许多清宫收藏的书画作品上都可以看到其钤用的痕迹。综上所述,此方“乾隆宸翰”玺可以说是乾隆御用玺印中的精致之作,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郭福祥《关于乾隆帝寿山石“乾隆宸翰”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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