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辟谣!俺就是没去过岐王宅也没去过崔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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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大历三年(798)写的绝句诗《江南逢李龟年》,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盛唐富丽堂皇的回忆,安史之乱以后的凋敝和失落感,在杜甫短短四句诗中,以“落花”二字的艺术笔墨,把社会浓缩得如此浓烈,如此凄婉,堪比美酒千盅可饮,这是杜甫诗歌艺术炉火纯青的感染力所在。

  这首诗基本不需要怎么解释,大家也会陶醉于挥之不去的人生感慨之中的,无需更多解释。

  特别是“正是江南好风景”的美景和偏偏“落花时节逢君”的巧合,给人留下无限的惋惜之情。

  不过,这诗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对于诗歌中故事的真实性探讨,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晚唐学者范攄在《云溪友议》里说,李龟年大历四年春去长沙,与杜甫相见,杜甫赠李龟年《江南逢李龟年》。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范攄说的是一个事实。

  其实,这只是一个孤证,而且,杜甫的诗无法证明其真实性。

  退一万步说,我们可以忽略杜甫与李龟年在长沙相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为什么杜甫从来没有提到他去过岐王宅呢?

  

  再说,杜甫确实是大历四年春进入长沙的。但是,杜甫从湖北进入湖南以后,处境非常落魄。

  他试图到湖南找到自己的同学韦之晋,没想到韦之晋不在长沙而在衡阳。

  于是杜甫又去了衡阳,到衡阳以后,韦之晋却因为刚刚调离而到长沙任职了。

  杜甫又从衡阳去长沙,但是,到长沙以后,更不幸的是,韦之晋刚刚病故!这时已经到夏天了。

  杜甫只好留在长沙,直至第二年四月长沙发生兵变,杜甫才逃出长沙,死于漂流湖南的途中。

  杜甫在长沙渡过了两个春天。到底是哪一个春天他们相见的?我们在杜甫写于长沙以后的诗中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杜甫与李龟年相见于长沙。好像不是很确定的。

  再说,范攄是晚唐学者,他的信息是否可靠,也不好说,而且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李龟年有去过长沙。

  “岐王宅里寻常见”这句诗,宋代人说,是杜甫曾经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常出入岐王府,所以,很容易经常见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李龟年。

  但是,岐王开元十二年就去世了,那年,杜甫才是13岁左右的孩子。

  这就是解释杜甫青少年去过岐王府的可能性。

  按照这个说法,杜甫是有可能去过岐王府的。

  有可能不等于能。

  踏进岐王府的这道门槛,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有人介绍杜甫,而且没有高级别身份的介绍人,想进岐王府哪有那样容易。

  岐王李范是一位大艺术家,也是一个大欣赏家,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不少艺术家。

  

  诗人王维就是岐王府上的坐上客。王维之所以能够成为岐王的座上客,不是因为王维有名,而是因为唐玄宗的一位公主,非常欣赏王维的音乐才华,把王维介绍给岐王的。

  所以说,要进入岐王府,没有高级别身份的人引荐,根本没有可能。

  杜甫究竟进入过岐王府吗?

  我认为应该没有。

  依据就是杜甫晚年写的很多回忆自己的诗歌,把能够提到的幸福光荣的事,都不止一次的道了个遍抖了个底儿,唯独一次都没有提及他进入岐王府的事情,也没有提过有什么人介绍他进入过岐王府。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杜甫在成都写的《丹青引》诗中,就非常明确提过“引见”的事情。例如他说“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说的就是曹霸被陈义推荐给唐玄宗的事情。杜甫能说被人,为什么不能忘掉自己也被引见到岐王宅呢?

  

  杜甫写了《丹青引》不久,因为严武的突然去世,就离开成都,在夔州住了几年。

  就是在夔州的这几年杜甫写了很多回忆录式的诗,这些诗没有一个字里有去过岐王宅的事。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杜甫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岐王府。

  因此,杜甫是用艺术的手法,描写了李龟年在岐王府被高官名流寻常见,而不是杜甫寻常见李龟年。

  那么,既然我们说杜甫没有在岐王府寻常见李龟年,为什么最后杜甫还要说“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个“又逢君”不就是由于你相见的意思吗?

  其实,杜甫青少年时代对李龟年的了解,全部都是“耳闻”。没有亲眼见过他,听过总是没有问题吧?因为听可以超越时空,从岐王范去世的开元十二年到安史之乱前,几十年里,人人都会提到李龟年的大名,可惜我几十年里一次也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杜甫在诗的第二句里,就说“崔九堂前几度闻”,几度闻才是真的,因为闻就是听说。所以尽管几度闻,但是一度也没有见过才是真的。

  那么,“岐王宅里寻常见”不是说见了吗?

  那是艺术描写,从字面上看,真的是“见了”,但是,根据事实来说根本没有见。杜甫的回忆录就是证明,还要看什么证明?

  所以,“岐王宅里寻常见”是耳见不是目见,“崔九堂上几度闻”是真闻而不是“虚闻”,只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才是杜甫亲眼见到了李龟年的真实描写。

  而且,杜甫初到江陵正是一个“落花”的季节。

  

  什么叫“落花”呢?两种解释,一种是花开叫落花,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字面意思,是花谢的意思。

  无论花开花谢,无非春夏之间而已,但是,杜甫这一时间,都在江陵这是非常符合“落花时节”这个时间段的。

  如果非要选择花开还是花落季节,从诗歌思想和艺术境界来说,“花落”就是花已落比较能够准确深化杜甫的感慨之情。

  杜甫如此感慨见到李龟年,其实更多是感慨世事沧桑。

  康熙曾经评论《江南逢李龟年》说,自然只有四句诗,足以抵得上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觉得这个见解非常高。

  我曾经说,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可以说是《丹青引》的浓缩版。

  都是对个人社会重大转折的感慨之词。

  毕竟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怎么会在偏僻的江南见到出入豪宅高堂的李龟年呢?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自己又怎么会流亡于江南一隅呢?

  这正是非常可感慨系之的地方,也是明显有一种无名的落魄感的地方。

  杜甫就是非常感慨如此大的人生世事,所以,才有深刻的落寞之感。

  阅读诗歌不能完全以“字面”为依据,必须以诗歌作品的内在逻辑为依据,这个知识古人早已清清楚楚。

  问题是,不是说你有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基本常识,就可以准确阅读诗歌里面的真实信息。

  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绝大部分的注释,都说杜甫青少年就亲眼见到过李龟年,但是,从杜甫自己的诗歌记录来说,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连杜甫自己都没有说去过岐王宅,我们为什么要杜甫去岐王宅呢?

  而且艺术作品,往往也容易“迷惑”我们的阅读的直观判断。

  唐代有不少笔记作家记录了李龟年的行踪,例如范攄在《云溪友议》里就说李龟年去过长沙,我看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传说而已。

  李龟年就在江陵一带生活,这里聚集了很多安史之乱以后,逃亡到江陵的富贾大商和达官贵人,李龟年就是这个群体其中之一。

  当时江陵地区的行政长官是卫伯玉,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也是爱好文艺的官僚,所以,杜甫大历三年(768)春到达江陵以后,也受到卫伯玉的招待,只是,卫伯玉没有进一步重视杜甫而已。

  

  杜甫在江陵地区,交往了不少艺术界的人士,有诗人有书法家,其中还有晚唐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李晋。估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见到了昔日耳闻今日眼见的李龟年,他真的万分感慨。

  卫伯玉对杜甫没有重视的可能,杜甫决定到湖南去。因为他听说他的少年同学韦之晋在湖南做官。于是,这年冬天,杜甫驾船离开湖北自公安向湖南岳阳驶去。

  以上千里马的个人看法,欢迎你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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