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经济学上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必要的需求侧宏观调控。

现在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存在很多缺陷，包括劳动参与率下降、储蓄下降，等等。储蓄下降不是投资不足的主要因素，多年来我们保持百分之四五十的储蓄率，存了这么多钱，如果想投资的话，还是有钱可投的，关键是投资意愿下降。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各种体制缺陷，这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健全市场化制度，发展民营经济，增加民营经济投资意愿，确实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事情。一方面，这些事情都很迫切，大家很着急；但另一方面，这些都是长期才能见效。这方面事情要天天讲、年年讲，经济高涨的时候要改革，经济下行的时候也得改革，随时随地要做。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做不成，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这种情况下，面对紧迫的事情，比如今年就要稳增长、稳就业，你怎么办？就得采取一些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措施。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和短期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的空间，是有一个时间维度的。每一个经济变量，也是有时间特征的。我们提出要一个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你就要想一想它的时间特征，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特别是政策变量，我们要调整它们以便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当前”，“今年”）达到我们的一定的目标，这是你就要想一想它会在多长时间才能见效，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要区分哪些属于长期问题，哪些属于长期性措施，哪些属于短期变量，可以作为政策变量在较短的时期内起作用的变量。你说“以改革促稳定”，而那些改革8年、10年还没做成，你就无法用它当作今年就要见效的“稳增长”措施。这些改革当然重要，现在就要抓紧做，只争朝夕，因为你要不抓紧，拖的时间会更长，但这并不说明你即使现在就开始做了，它能马上见效。

在供给侧，凡是形成增长能力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期问题，比如改革体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发展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等等，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地做才能见效的。特别是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多项改革内容，这些年落实了多少？体制改革也有其难处，难就难在需要长期坚持。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长期改革在短期内不见成效，动力发挥不出来，短期内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增长？之所以提出“六稳”，我认为就是在长期性、结构性改革推不动的情况下，还得把增长稳住，不能让它跌得太厉害，因此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

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等，这些“政策变量”当时就能调整，就能对经济运行带来一些变化。而且，有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能见效，导致投资动力不足，需求不足，就需要在需求侧采取一些措施，逆向调节，保持总供求的平衡，稳定经济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宏观调整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要理直气壮地在供给侧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包括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后执行多年的宽松政策，负利率就实行了这么多年，有的还没有完全退出，就为了稳住经济。它们在进行宏观调节的时候毫不含糊，一个接一个地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不能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去在需求侧进行必要调整，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很多改革就更加难以顺利推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而且只有使得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

当然，需求侧的调整要有限度，要有力度上的把握，这是毫无异议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力度或者均衡的问题。由于需求侧宏观调控前些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一说需求侧调整，有人就担心会不会“大水漫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次搞刺激政策，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四万亿”。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四万亿说的是两年的支出，而且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都放进去，凑了这么个数，以便提振信心。但是其中真正的刺激政策也就是靠借债支持的也就是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其实不是因为这四万亿，而是因为增长了六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和建设，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包括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等，在热的时候压，在冷的时候托，双向调节和逆向调节。中央政府在调控中要把握力度，把地方债务关进制度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2009-2010期间出现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搞了宏观调控，而是出现了“失控”，即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失控，导致了“大水漫灌”。我们现在修改《预算法》，加强了问题调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融资行为的管理，这时加大一些政府支出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应该能够做到“有序调控”。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不遗余力。美国运用逆周期调节，从大萧条结束到2008年以前的7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和经济波动。1980年代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惜大幅度提高利率。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运用一切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托住经济；欧洲则长期实行负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至今还没有退出。日本90年代初泡沫破裂后，二十年了，一方面说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所谓的“第三枝箭”），另一方面，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到了250%，还在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毫不收敛，维持着经济不再下跌。这些政策本身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但其积极作用，也是可以计量的。在我们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当下，这种积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作者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全文发表于蔡昉主编“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中国经济如何行稳致远》，中信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