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07年的一次“假死刑”说起:宽恕能让孩子改邪归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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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对待青少年犯罪事件?这是很难一句话说清的问题。就目前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以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么,我们回到数百年前的欧洲,看看当时的法庭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市民围观执行死刑)

  1607年,纽伦堡地下监狱。

  小亨斯·安德雷亚斯·霍夫曼彻底绝望了,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不断的祈求上帝的宽恕,希望能改变法庭的判决结果——他因为盗窃130多次,而被判处死刑,在这之前,小亨斯已经被关押过4次了。

  如果是一位成年犯人,可能第一次被指控盗窃就已经上了绞刑架,那时候的议会法庭对盗窃犯毫不手软。但是,小亨斯直到现在也才14岁,他还是个孩子。

  当然,1607年并没有对青少犯罪特别宽恕的法律条款,而且盗窃130多次绝对是法庭无法忍受的。小亨斯毫无希望,他低声抽泣着等待自己的最终时刻。很快,牧师来了,这是临刑前的告解,祈求上帝的宽恕。小亨斯苦苦哀求牧师,希望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今后一定不会再盗窃了。

  直到外面传来城市民兵列队的声音(这是当时执行死刑的押送队伍),小亨斯才彻底绝望。但是,就在这一刻,牧师温柔的告诉他:小亨斯,你已经被法庭赦免了。你的父亲花费了巨额的财富,8天前就让法庭改变了判决结果。但是为了惩罚你的所作所为,大家决定一起上演这次残忍的“表演”……

  我们不知道小亨斯当时到底怎么想的,纽伦堡的法庭记录上并没有记载的这么详细。但是这次“假死刑”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17世纪法官们面临的难题:一个“罪大恶极”的孩子,该不该执行死刑?城市中虔诚的基督徒看到孩子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会不会觉得议会过于残忍,会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

  1602年纽伦堡议会就明确表示“必须惩罚犯罪行为”,圣加仑议会说的更直白:“执行死刑是为了震慑他们!”——死刑的首要目的从来都是震慑(或者说是恐吓),让人们不敢再犯同样的错误,已达到统治稳定的目的。

  

  (被押往刑场的犯人)

  既然是为了维持稳定,那宽恕与惩罚就要同时使用,所以城市法院在青少年的死刑问题上,做出了很多让基督徒“赞扬”的事情。而且确实有些迹象证明,宽恕起到了“震慑”犯罪的作用。

  1607年的小亨斯经受了这样的惊吓,想必再也不敢继续盗窃了,至少不会在纽伦堡盗窃了。因为没有相关资料能证明,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上,再一次出现小亨斯的名字。

  我们再举一个“假死刑”的例子吧。

  1575年初,还是在纽伦堡,一个盗窃团伙被一网打尽。这个团伙的头目是17岁的汉斯·贝克,他手下有5名小弟,年龄都在7—11岁之间。纽伦堡对盗窃,尤其是盗窃团伙从来都是毫不客气的。

  城市法庭的记录显示,当时汉斯·贝克毫无悬念的被判处了死刑,但是法官们对他手下的5个孩子犹豫不决。虽然犯下了盗窃的重罪,但是孩子们年龄太小,吊在绞刑架上会让市民们“极度不适”,应该考虑赦免他们。

  所以,法官们决定来一次“假死刑”,5个孩子被告知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们的脖子被套上绞绳,绑在耻辱柱上示众了3天(每天半个小时)。最后一天的时候,5个孩子被戴上铁镣,送到了绞刑架下。

  他们的头目汉斯·贝克首先被绞死——5个孩子就站在旁边看着,而且脖子上也套着绞绳,让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下一个。结果,孩子们被吓得魂飞魄散,放声大哭,直到刽子手告诉他们,法庭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对青少年犯罪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是统治者的一种司法态度——对于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城市来说,维持秩序并不容易,司法要保持权威性又不能太冷酷无情。

  1471年,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访问纽伦堡。他看到这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人口时,很关心该如何才能维持城市稳定,他问道:“像纽伦堡这样的大城市,如何保证没有骚乱和暴动?”旁边的首席税官回答说:“这得通过好言相劝、重度金钱处罚和身体处罚来达到。”这就告诉我们,纽伦堡的法官们有几种方式对待罪犯,其中就包括“好言相劝”。

  “假死刑”在城市中的例子非常多(当然这也证明了死刑在城市中很常见),对待青少年犯罪,哪怕法律规定应该判处死刑,法官们也常常宽恕他们——说到底这是为了让市民们看到城市统治者的“怜悯之心”,让虔诚的基督徒们赞颂统治者。

  不过,通过“假死刑”宽恕的青少年们,并非都能改邪归正。

  

  (轮刑)

  1603年,纽伦堡抓住了两名盗窃犯,他们是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年龄。按照法律,多次盗窃的他们,一定会被执行死刑。但是,陪审团认为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毕竟他们还是孩子。于是,兄弟俩经历了一次“假死刑”。

  在法庭山,他们被告知了审判结果:绞刑,几天之后将会执行。在狱中,兄弟俩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几近崩溃。最后,法庭派人告诉他们,兄弟俩都被赦免了。但是,他们要遭受3天的鞭打,然后被逐出纽伦堡,再也不准回来。

  毋庸置疑,这样的“假死刑”自然给兄弟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让人想不到的,几年后他们又回到了纽伦堡,并且“重操旧业”,后来因为盗窃再次被抓获了。这一次,法庭没有宽恕他们,两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欧洲死刑史》记载了一个名叫小根佩尔的年轻人,他从小就小偷小摸,多次被关进监狱中。后来纽伦堡的法官也用“假死刑”对付他。还有一次法庭决定真的绞死他,但是因为村民和市民的求情,法官又给了他机会——但是,多次的宽恕并没有让小根佩尔弃恶从善,他依然盗窃抢劫,最终被施以残忍的“轮刑”(欧洲死刑方式之一,将犯人绑在轮子上,慢慢的将其砸死)。当初的“假死刑”并没有震撼到小根佩尔,宽恕没有让他改邪归正。

  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不畏惧死亡?宽恕真的不能让他们改邪归正吗?

  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法官们,也明白宽恕并不能真正的拯救罪犯,因为被判处死刑的,往往都是多次遭到惩罚的犯人。比如1503年被纽伦堡绞死的犯人彼得·齐格勒,他从小就开始盗窃,多次被抓,又多次被宽恕。为了惩罚他,刽子手曾经4次用鞭子把他驱赶出城,他双手的十根手指,也都被砍掉了。法庭在判处这个年轻人死刑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这个人已经不存在改过的希望。

  这样被认为没有“改过的希望”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不管是法官、陪审团和议会,都意识到“假死刑”和宽恕实际上没什么作用,尤其是那些从小就多次犯罪的人。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改过自新,原因也很简单。

  

  (电影《香水》的主角就是出生于贫民窟的孩子)

  那些年龄不大就开始盗窃的孩子,往往出生于贫穷的家庭,他们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每天都为了吃饱饭而发愁。对于孩子来说,盗窃可能是活下去的最好手段了:不需要很大的力气、不需要太专业的技巧、也不一定需要团队合作。另外,就算被抓了,法官们往往会赦免一个孩子的罪行。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犯罪行为已经无法停止了。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日渐拥挤,很多行业都要从小当学徒才行。当偷窃成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很难再有机会从事正常的职业。

  另外一点,虽然法官会宽恕孩子的偷窃行为,把他们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但不代表毫无惩罚。很多罪犯即便年龄小,也要遭受割耳、切手指或者在脸上烙印的惩罚。这些伴随终身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也让他们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的边缘。

  在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人们不仅对犯罪者极其排斥,甚至也以此诋毁和侮辱他们的家人。一个孩子的盗窃行为,可能会让父亲甚至整个家族蒙羞,遭受周围人的指责。所以对于留下犯罪烙印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已经是被抛弃的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犯罪。

  对于城市议会和法庭来说,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欧洲城市)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盗窃犯赶出城市,命令他们永远不准回。但是“禁令”往往没有效果,孩子们没有能力去更远的地方,在乡间也无法生存,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继续犯罪。

  当然,议会也有一些别的措施,比如1560年纽伦堡议会就宣布,他们将会考虑帮助几名年轻的盗窃犯,给他们一些衣物帮他们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还有一个记载显示,议会处死了一名年轻的女盗窃犯,她留下了4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如果放任不管,他们要么饿死,要么就会变成罪犯。于是,议会决定把其中较小的孩子送到育婴堂。

  对于犯罪青少年的帮助,实际上一直都有,但是并不多。欧洲的城市统治者更倾向于用严刑峻法维持城市的秩序。尤其是城市中的资金有限,连那些孤儿、寡妇、病人、流浪汉都无法一一照顾,没有人会过多的关心关在监狱中的孩子们。

  实际上,文艺复兴前后的欧洲大城市,为了维持基本秩序,从不吝啬用残忍的手段对待罪犯,青少年罪犯也不例外。当人们逐渐发现“假死刑”和宽恕并不能拯救那些孩子们之后,也就不愿再多花时间了。

  最后再引用《欧洲死刑史》中的一个例子,1594年9月,两名16岁的盗窃犯被处死,法庭的书记员在行刑记录中引用了毕达哥拉斯的话:“如果不惩罚坏人,便是对好人的不公。”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震慑和宽恕,都不能让当时的孩子们改邪归正。怎样对付青少年犯罪者,在很长时间里都处在困境之中,当然,这也是欧洲司法改革一直在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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