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支柱:湘军与淮军到底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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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

  1872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从千里之外派人送来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在挽联的上联中,李鸿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首席大弟子)自居,表示薪尽火传,要继承老师的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李鸿章对曾国藩事业和精神的继承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在自成一派的发展过程中,李鸿章又与曾国藩有很多不同,这种继承和差异最直接体现在淮军与湘军的异同上。

  一、淮军对湘军的继承

  作为湘军的衍生物,淮军对湘军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湘军军制是曾国藩在参考明朝戚家军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制度,包括招募之制、营伍之制、长夫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薪粮之制、服饰之制、恤赏之制、壕垒之制、行军之制、营务处之制以及粮台之制,这些制度涵盖了从士兵招募到统领、从行军作战到后勤保障等一整套完整的建军打仗抚恤内容。

  

  戚家军《纪效新书》

  李鸿章最初创办淮军时,基本上沿用了这套制度,后来随着具体形势的变化,淮军军制有所调整,但基本制度始终没变。

  二是军队性质。湘军士兵主要来自于湖南,主要通过同乡、同宗所构成的地缘和血缘纽带维系团体精神,在将领的统属上,多以亲友、师生等私人关系维持,所以湘军有浓厚的乡土性和私人色彩,属于兵归将有的私人军队。

  李鸿章的淮军完全承袭了这一点,其军队最初都是从皖北招募的,后期战线拉长,也从其他地方募兵,但其军队将领始终以皖人为主,且唯李鸿章马首是瞻,也是私军。

  二、淮军与湘军的不同

  淮军虽然师承湘军,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以及统帅李鸿章与曾国藩二人思想、性格、理念、气质的不同,使得两支军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建军的宗旨不一样

  湘军的创建,离不开湖南士人阶层中流行的“经世致用”思潮。早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前,在“湘系经世派柱石”陶澍的影响下,湖南“经世致用”思潮蔚然成风。“经世致用”派主张做学问须有益于国事,以天下为己任,提倡实干,反对空谈。

  

  清朝名臣、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陶澍

  湘军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经世致用派士人所创建的,这批人很早就感受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对王朝末世的土地兼并、吏治腐败、道德败坏、学术空洞等现象十分不满,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经邦治国、澄清天下的宏愿,对重振封建统治秩序有强烈的卫道感和责任感。

  比如湘军元宿罗泽南早年家贫,却“不忧门庭多患,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湘军大佬左宗棠落魄时,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感叹,曾国藩、李续宾、郭嵩焘、刘蓉等人在湘军兴起之前,就常一起探讨匡世济民的方法。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湖南经世致用派士人投笔从戎、进而挽救世道人心实现安邦定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曾国藩而言,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他的最终目的是以此为阶梯,“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通过培育人才和转移风气,重振纲常伦理,恢复统治秩序。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相较于湘军的政治抱负,淮军的创建宗旨更多地体现为军事目的。

  曾国藩派李鸿章回皖北创建淮军,有三个直接的军事目的:一是落实“经营淮扬、徐图浙江的援吴战略”,布下一颗棋子;二是经过长期征战,湘军师老兵疲、伤亡惨重,所以希望创建新锐淮军来补充和逐步取代暮气已现的湘军;三是曾国藩认为湘军擅长山地作战,而不善于平原作战(湘军利山径险阻,驰骋平原非其所长),为了对付淮北平原的捻军,在皖北创建一支军队可收到“因地制宜”的效果。

  除此之外,淮军的创建宗旨也受到李鸿章个人因素的强烈影响。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和传人,但其政治视野、学术根底以及个人修养不及曾国藩,他没有曾国藩的卫道士担当和情怀,创建淮军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心态和功利心。

  

  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意思就是孔子不会玩枪,现在不值得那么抬高他。至于拯救世道人心,重振纲常名教云云,李鸿章几乎从没提过,他的目标很明确,打造一支个人的军队,实现“三千里外觅封侯”,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怎么救国的问题。

  (二)将领和幕僚的构成不同

  建军宗旨的不同,导致湘、淮两军将领和幕僚的选用标准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创建湘军有培育人才、转移风气、振兴道统的政治目的,因此,他“所重用的人才,在于取其稳慎沉着,有大才而能含蓄,有深志而能坚持······而不喜佻达躁进之士,于素不安分者,则极加讨厌”,选才的目标群体是有功名的儒生士子,对道德操守有很高的要求。

  李鸿章创建淮军的目的是为了建功立业,所以选人用人非常注重才能,对道德操守则不甚关注,比如程学启、郭松林等人,都是严重的性格缺陷和道德瑕疵,但都因悍勇善战,被李鸿章委以重任。李鸿章驭下也很少进行德道灌输和精神洗脑,一般都是直接用功名利禄笼络,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意思就不能如果不能带手下升官发财,谁肯和我一起玩?

  

  李鸿章

  两种选将标准,决定了湘军将领层与淮军将领层迥然不同的构成和气质。有学者统计,在179名身份可考的湘军将领中,有104人是书生出身,占58%,剩下75人为武途出身,占42%。其中3大统帅江中源、胡林翼、左宗棠都是书生出身,13名统领,书生占8人,43名分统领,书生占28人,10名帮办,书生占9人,98名营官,书生占41人。可以这么说,湘军的领导层以读书人为主,可以上马打仗,下马论道。

  淮军则不然,《淮军志》中可考的432名将领中,有功名的只有19人,占5%,剩下的均为武举、行伍、世职、军功出身,这意味着淮军的领导层以职业军人为主。淮军将领的出身很复杂,有的路子很野,比如程学启和丁汝昌是天平天国叛将,刘铭传是私盐贩子,叶志超是伙夫,左宝贵是摆地摊的皮匠。相较湘军而言,淮军将领素质不一,成份各异,人才结构更多元、更接地气。

  

  淮军将领叶志超,郑国魁,吴育仁,潘万才

  除了将领之外,湘、淮二军幕府成员的结构不同。作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军政集团,湘军和淮军都有庞大的幕府,各自网络了大批人才。

  湘军幕府不仅有刑名、钱谷、盐法、河工等实用性人才,还有很多搞理论、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型人才,比如王闿运、吴敏树、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薛福成等,后者几乎不会对湘军实际事务作出直接贡献,但曾国藩不拘一格将其搜罗麾下,一时间,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各省著名学者,云集湘军幕府。

  李鸿章出于现实的军事目的考虑,在网罗人才时首重经纪庶务,也就是实用性人才,所以淮军幕府有很多精明练达的专业人才。王尔敏(《淮军志》作者)在对比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后得出结论:“曾国藩的幕府中,各类人才荟萃,鸿章幕府,则仅注重实用。”

  不同的人才观决定了淮军幕府的影响力远不如湘军:淮军幕府的人拿来就能用,但缺乏后劲,湘军幕府的人,经过曾国藩悉心栽培,多成了晚清社会各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中年李鸿章

  (三)西化的程度不同

  军队将领结构不同,所面临的时代与环境也不同,导致湘、淮两军的西化程度很不同。所谓西化,是指军队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训练作战的近代化。

  从将领方面来说,湘军将领大多是传统教育熏陶出来的儒士,政治思想整体上倾向于保守,对西方事物的接受程度有限,习惯于从天朝体制的角度来看待西方。

  从时代和环境方面来说,湘军创建于1853年,建军于湖南,作战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受西方影响相对较少,且其创建和作战的内陆地区,传统的东西根深蒂固,这都赋予了湘军浓厚的传统色彩。

  湘军将领在考虑军队建设和发展时,首先想到的是从古代军制和兵法中寻找经验,然后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变革,形成湘军军制。

  

  在军队装备方面,湘军使用洋枪洋炮较少,主要武器仍是传统兵器。曾国藩就曾告诫曾国荃:“制胜之道,实在人不在器”,要避免“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我军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以一“哨”湘军为例,85人中有36人配大刀长矛,40人使用抬枪,此外还配备1门劈山炮。

  军队训练方面,“在湘军者,则锻炼体魄,与刀矛、马枪、抬枪、劈山炮等技,以及三才、鸳鸯等阵法”,意思就是,湘军的训练以锻炼体魄为主,还训练大刀、长毛以及抬枪,演练三才阵、鸳鸯阵等阵法。

  淮军创建于19世纪60年代初,活跃于江浙及上海地区。此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已经进入江浙及上海地区,淮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影响,在和西方列强以及洋枪队共同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淮军将领见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西式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他们多不是读书人出身,没有卫道士的思想负担,所以在接受西方武器和西式训练表现得更加敏感和主动。

  就李鸿章本人而言,他不像曾国藩那样谨慎、刻板、守拙,也不太在意恪守所谓的封建政治伦理,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功利、取巧以及圆滑,李鸿章做事善于变通,很少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他觉得有用就干,敢于也善于接受新事物。

  

  淮军进入上海

  1862年4月,淮军初到上海时,装备与训练和湘军一样。不久,李鸿章看到西方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大为震惊羡慕,之后又目睹李秀成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便得出结论:唯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意思就是对付要对付李秀成的洋枪,必须多用西方军火。

  很快,李鸿章就把淮军的冷兵器全扔了,换上了西方新式武器,又聘请洋人教官训练淮军,相比于湘军的传统训练方式,淮军的训练已经步入了近代化,内容包括枪炮演练、林操、行军、测绘、战阵等等。

  李鸿章大胆采用西方“练军练器”法,使淮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记录。

  

  (四)军内宗法体系的不同

  作为私人军队,淮军和湘军在宗法体系上虽然一脉相承,但二者也有差异。

  宗法体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领与士兵的关系,二是统帅与将领的关系。

  湘军的招募和选拔很有特点: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这就像一个树一样,统领是根,由根生树干,由树干生树枝,由树枝生树叶,一气贯通。兵必自招,将必自选,下级只直接服从上级,如果统领或营官更换,旧部必须遣散,由继任者重新招兵选将,所以湘军各部统领对所率兵将有极大的私属权。这种情况导致曾国藩都无法直接指挥统领下面的将领。

  另一方面,湘军虽然是曾国藩创建的,但曾国藩在湘军内做不到一言九鼎,胡林翼、左宗棠独当一面,自成派系,使得湘军呈现三巨头领导的多元格局,此后,随着湘军势力的膨胀,统兵大将纷纷出任地方督抚,湘军内部进一步分化甚至分裂,曾国藩则逐渐成了湘军的精神领袖,仅对嫡系有较强的控制力。

  

  淮军的宗法体系源于湘军,但在发展过程中做了很大改变。

  湘军招募讲究从本土层层招募,淮军则讲究因时制宜。所谓因时制宜,就是不讲原则。异地招募、招降纳叛、收编团练、改编旧军,都是淮军扩军和补兵的常用手法,这虽然没有湘军的凝聚力和缜密性,但优点是灵活多变。湘军将领阵亡了,其手下兵士都得遣散,淮军将领阵亡了,手下兵士可以交给其他将领继续统领。

  湘军的权力先是集中于各级统兵将领之手,然后集中于曾国藩,淮军的权力则完全集中于李鸿章之手。淮军内部几乎没有能对李鸿章权威形成挑战的人物,李鸿章能任意对淮军各部进行裁并分合,虽然淮军也是兵为将有,但李鸿章能依靠权力、威望和笼络手段,随意指挥部下。

  

  淮军炮队

  淮军将领多为行伍出身,最终做到地方督抚的寥寥数人,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军队里面混,需要依靠李鸿章的庇护和提携,很少有单飞的想法;湘军将领多为有功名的读书人,即使不从军,也能有好的出路,主政一方后,对湘军的依赖度更低,加上读书人各有抱负,思想本来就很难统一,所以很多湘军将领都有单干的想法。

  曾国藩曾不无感叹地对李鸿章说:罗泽南、王鑫、李续宜、杨载福等人均想自立门户,不愿在我以及胡林翼、骆秉章手下效力,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人,都是年轻气盛之辈,但却没有自立之心,还是你善于统驭部下。

  【参考资料】

  《湘军淮军异同论》 《试论淮军与湘军的差异》 《浅论湘军兵制与湘、淮军关系》 《勇营兵制的发展: 淮军的建立和淮军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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