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通胀史：上涨的物价和缩水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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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内容系列从属于【格物·货币】

第一部分：人民币诞生

第二部分：统一的挑战

本文为“人民币”系列 第 三 部分

格物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的通胀史经历了“恶性通胀——计划物价——转轨型通胀——整体平稳”四个阶段。

1949.4-1950.3：建国恶性通胀

新中国建立前后，由于人民币超发、物资短缺和投机势力等因素，引发物价飞速飙涨，在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间出现恶性通胀。在这持续近一年的恶性通胀期内，物价上涨超百倍。详细阅读：《人民币统一的三大挑战》

▼图：1949-1950年全国十五个大城市物价指数 。图片来源：文献《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由于物价飞涨，各类商品的标价非常高，当时市面上已经找不到1元标价的商品了，许多都是百元以上，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人们使用小面值的钞票就很不方便，经常要带着一大捆（小面值）钞票去买东西，这就催生出了超大面值的钞票（由于商品标价高的离谱，动辄就是几百、几千，因而大面值钞票使用起来肯定比小面值钞票更便利，比如拿着一张面值1000元的钞票去买一斤米，肯定比拿着100张面值10元的钞票去买更方便）。

在高通胀的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很快就印发了超大面值的钞票（见下图）。人民币于1948年12月1日首次发行（诞生问世），当时只印发了三种小面值钞票（10元、20元和50元）；可到1949年时，就开始印发“壹仟圆”、“伍仟圆”和“壹萬圆”的超大面值钞票。到1950-1953年时，就不再印面值“伍佰圆”以下的钞票，全是“伍佰圆”以上的大钞，最大面值的人民币钞票达“伍萬圆”——也是人民币诞生至今最大的面值。

▼图：第一套人民币各面值、各年版的版本数量。制图丨格物·资本。

▼图：1951年印发的“壹萬圆”人民币和1950年印发的“伍萬圆”人民币，反映了当时高的离谱的物价。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9.4-1950.3持续近一年的恶性通胀，最终在人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得以遏制。1950年3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通过后，全国财经工作逐渐统一，物价也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3年都无大波动。

不过，恶性通胀虽得以遏制，但日常生活中商品标价依然是大数额，日常一笔交易依然是几百、几千、几万、甚至上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

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印发第二套人民币（此前的都统称为第一套人民币），以新币（第二套）取代旧币（第一套）流通，并规定新币和旧币的收兑比为1:10000，即1元新币等于10000元旧币。同时，第二套人民币还新增了“角、分”两个辅助货币单位（十进制，1元=10角=100分）。这样，新币的“1分”就等于旧币的“100元”，新币的“1角”就等于旧币“1000元”，新旧币兑换起来就十分方便。

▼图：第二套人民币，最大面值“拾圆”，最小面值“壹分”，第二套人民币面值较第一套缩小了10000倍。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很快就完成了对第一套的收兑工作，流通中的纸币全都焕然一新，变成了小面值的第二套。同时，由于钞票面值缩小10000倍（抹去四个0），物价也同步下降了10000倍，比如原来一斤油标价10000元旧币，现在标价是1元新币。物价和纸币面值同比例地“抹去四个0”，让物价“看起来”回归正常，也抹去了恶性通胀的遗留印记。

1953-1979：计划物价

从1953年开始，我国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内为“计划经济时期”（ 1953年-1979）。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政府“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进行，财政收支、银行存贷、商品购销、货币调节、企业经营、生产分配、交易消费（票证配额制）等等各方面，都在中央的高度集中管理下运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物价的高度管控。

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物价”，是由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价部门有专职人员负责计算各类商品的成本，依成本定价，并根据成本变化而调整定价。国营商店销售的几万种商品均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物价部门层层制定计划价格。

虽然“计划物价”是被政府管制的物价，但这并不意味着物价不会上涨（或不会下跌），政府的目的是“稳定物价”，而不是保持物价固定不变，“稳定物价”的方式就是以行政手段来制定和调整物价，以防止物价大幅波动。

从整体上来看，在1953-1979年这段时期内，物价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所决定的，它不是市场自主调节的结果，它并不反映真实的物价状况。真实的物价、真实的通胀被政府的管制之手 “所掩盖了”。

▼图：1953-1980年货币供应与物价。在1953-1979年期间，物价数据的表现一直非常平稳（除了1960-1962年之外），这主要是政府物价管控的结果。

我们从上图可看到，在1960-1962年期间出现了一次较大的物价波动，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总路线”——“大跃进”），物价冲破了管制之手的束缚，大幅上涨，不过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物价涨势在1963年后很快就被遏制住了（1963和1964年物价是负增长，即物价是下跌的）。

1960-1962年物价大波动和“大跃进”密不可分。其实早在1956年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建设就开始出现冒进倾向，当年的基础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了62%，大大超出了国家预算。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正式掀起“大跃进”风潮。1958-1960三年大跃进期间，盲目制定高指标，盲目扩大基建规模，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工农业生产急剧萎缩，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且还致使基本商品严重短缺；而同时，大跃进期间的财政赤字，基本都靠印钞票解决的，货币供应急剧扩大，（见上图“1953-1980年货币供应与物价”）。在商品短缺和货币超发的双重推力之下，物价在1960-1962年间快速飞涨。

当时，绝大部分商品都是由国营商店统一供应出售（国营商店的商品定价由物价部门制定，即被管制的物价），而同时，还允许一些小型自由集贸市场市场存在（这些小型集贸市场的商品定价由市场供求决定，代表着市场物价）。由于“大跃进”造成商品极度短缺，国营商店供应不足，于是就限量供应，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涌向自由集贸市场购买，自由集贸市场需求大幅增加，而供给也面临不足，结果就是集贸市场物价飞涨，当时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的食品类物价涨幅非常大，其中粮食价格涨了10到20倍。

另外，集贸市场的物价上涨压力，很快就传导至了国营商店，国营商店也被迫上调了“计划物价”（市场力量冲破了政府管制，反向迫使政府上调计划物价）。上图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上涨了约16%，这16%的物价涨幅实际上指的是国营商店的“计划物价”涨幅，而不是自由集贸市场的 “市场物价”涨幅，“市场物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16%。

后来，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回笼现金、收缩货币供应），物价才渐渐稳定下来。为了长期稳定物价，1962年，国务院下设全国物价管理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物价制定工作，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物价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形成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物价管理体制。1966年，一场剧烈且浩大的社会运动爆发，为避免市场陷入混乱，国务院宣布实施“冻结物价”，这次“物价冻结”持续了约10年，期间物价波动在±1%以内（见上图“1953-1980年货币供应与物价”）。

1979-1998：转轨型通胀

1978年12月，新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实行改革开放。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社会各领域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时代巨变的大背景下，物价的波动也明显加大。在1979—1998年这二十年间，正值经济体制剧烈转轨期（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这段期间内，诸多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如央行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政改革等等，种种的变革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物价波动。

央行体制上，在1978年以前“大一统”体制下，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的“出纳机构”，并不是真正的央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关系是“会计和出纳”的关系。1978年1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正式分立办公，打破了“财政-银行”不分家的局面。1984年开始，人民银行开始专司中央银行职能，剥离出一般银行业务，货币供应机制发生改变。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央行制度，并规定人民银行不得为财政赤字“买单”，禁止人民银行直接提供财政借款，从法律上禁止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截至 1994 年年底，财政部向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的总额约为1687.7亿元， 而 1978 年至 1994年期间财政赤字的累积余额约为 2223.5亿元，这意味着 76％的财政赤字是通过直接向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的方式来弥补的）。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法》颁行后，人民银行事实上仍旧一直在“间接、隐形地”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二者关系依旧密切。

银行体制上，从1979年到1984年，四大专业商业银行（农、中、建、商）相继成立或独立运营。1984年后，我国形成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两级银行体制。1986年，股份制银行改革也开启。银行业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的人民银行一家独揽的货币供应机制（之前人民银行高度控制着M0、M1和M2各层次的货币供应）。此后，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银行信贷功能日益强大，对社会经济、货币供应和通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图：1978-2018年货币供应M0、M1和M2。以1984年央行和银行体制改革为分水岭，货币供应机制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点可从M0/M2和MI/M2下降趋势中看出。货币供应不在由央行一家独控，而是更多地受到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会产生货币乘数效应，在基础货币之上派生出许多衍生货币，扩大M2供应）。

价格体制上，1979年开始，政府逐渐放松商品定价权，由政府定价慢慢转变为市场定价，到1998年时，绝大部分商品都是市场自主定价。尤其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市场力量建立价格体系”的核心思想后，价格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价格管制大幅度放开，而同时物价波动也变得非常剧烈。进入21世纪后，价格市场化基本完成，不过政府对物价依然时常会有行政干预。

▼图：改革开放后，物价管控逐渐放开，我国的政府定价权逐渐下降，物价逐渐转由市场决定，到20世纪末时，零售商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定价基本都由市场决定。当时的农产品收购除了北方的小麦、南方水稻等有最低保护价以及国家定购价格外，以前一直管得很严的粮油棉价格也都全部放开。在价格体制改革期间，长期存在着“价格双轨制”，由此还引发了各种官倒和腐败行为。图片来源：成致平《价格改革三十年》。

1979年至1998年间，在经济体制转轨期的大背景下，物价几乎一直处于高波动状态，没有消停过。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转轨型通胀”——因重大经济改革的实施，而引起的物价大波动。

▼图：1978-1998年M0、M1、M2扩张与物价。期间，M0、M1、M2的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多次达到历史高峰，1984年时，M0增长率接近50%，为建国以来最高值，1994年M2增长率达49%，也为建国以来最高峰。而物价大多数处于高通胀状态，期间有一半的年份通胀率都超过了3%。

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通胀小高峰，很快就发生了，就在1980年，达6%。这次通胀的原因，一是物价管制刚刚小范围放开，释放出了一小部分之前一直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二是1979-1980年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的货币供应快速增长（见上图：M0、M1、M2扩张）。

第二次通胀持续时间长，从1985年至1989年，且波动剧烈，物价涨幅大，五年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近80%（这仅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实际物价涨幅应该大于80%）。这次严重通胀的成因也较复杂，和改革举措密切相关。一方面，1984年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体制改革方针确定，放开物价的步伐加快，之前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大幅释放，尤其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改革（试图一下放开价格，一步调整到位），更是瞬间激起物价飞涨，引发民众恐慌性抢购商品。另一方面，在央行和银行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出现制度和管理漏洞，导致银行信贷膨胀（银行放贷激增，这些贷款大多流向了基建投资，并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货币供应盲目扩大。还有，自1984年四季度开始到1988年，职工工资奖金大幅调升（当时大多数人都在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就业，这些就业单位普遍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刺激了人们消费需求，成为物价上涨的拉动因素。

第三次通胀高峰是从1992年至1996年，这次物价波动依然很大，五年间物价累计涨幅也接近80%。这次通胀成因和1985-1989年一样，也是信贷膨胀、经济过热、货币供应大幅扩张造成的。这次通胀所处的时代背景依然是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出台期，如：财税体制从“分成制”改为“分税制”，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与成熟，央行体制正式确立，外汇汇率并轨，这些都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也间接影响着物价波动。

总结而言，1978-1998年间的多年高通胀，带有鲜明的时代变革背景，尤其是价格体制改革和货币供应机制的变革，使得物价走向了市场化，物价波动的成因也走向了市场化，一言可总结为“转轨型通胀”。

1998-2018年：整体平稳

1998年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基本完成，“转轨型通胀”结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稳定下来。

在1998-2018年时期，货币供应的扩张和物价波动关系又有了新特点：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线，1998-2008年间，货币供应依旧是高速扩张，M0、M1和M2增长率基本都在10%以上（这和1978-1988年间一样），而通胀率也是逐步抬升，直到2008年达到CPI达到峰值5.9%（这明显要低于1978-1988年时的通胀状况）；2008金融危机后，政府大规模货币放水刺激经济，M1和M2增长率快速飙高（在2009年均达到峰值33.23%和27.58%），货币放水一年后传导至物价上，2010和2011两年通胀率快速抬升、均超过3%（2010年为3.3%，2011年为5.4%）；此后至今，货币供应增速大幅放缓，通胀率也回到3%以下。

▼图：1998-2018年M0、M1、M2扩张与物价。

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1998-2018）和前二十年（1978-1998）相比，物价波动更为平稳，大多数时候通胀率都控制在3%以下（除了2004、2007、2008、2011超过3%之外）。

此外，我国物价波动和GDP增长率也关系密切（如下图）。长期以来，我们的GDP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型基建投资）在拉动GDP时，也扩大的货币供应（投资所需的资金要么来自向央行透支，要么来自银行贷款）；长期对外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使得我国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央行为吸纳外储而持续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累计形成大量外汇占款）。因而，投资和出口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促使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间接刺激物价上涨。所以，我国的GDP增长和物价增长有明显相关性。

▼图：1978-2018年M2、GDP增长率和物价。

人民币购买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若从1978年起算，至今40年，我国的CPI累计上涨了550%，相应地，人民币购买力下降了85%（如果1978年1元钱能买一斤米，那到现在，1元钱只能买0.15斤米了）。当然，也有人质疑官方公布的物价数据，认为真实的物价数据被“人为修正”了，真实数据比官方公布数据要高，若真如此，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幅度则超过了75%。

▼图：1978-2018年CPI和RPI及对应的人民币购买力。以1978年为基期，CPI和RPI的基期值为100，人民币购买力基期值为1。到2018年时，CPI和RPI分别达到650和462，这意味着四十年间，CPI累计涨幅550%，RPI累计涨幅362%，以CPI累计涨幅计算出人民币购买力下降至了0.1538（100/650=0.1538，即1978年的1元人民币购买力仅相当于2018年的0.1538元，购买力缩水约85%），以RPI累计涨幅计算出的人民币购买力下降至0.2164，购买力缩水约79%。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1978-1998），因经常发生高通胀，人民币购买力急剧下滑，改革开放后二十年（1998-2018），通胀较平稳，人民币购买力下滑较缓慢。展望未来，通胀会怎样？人民币购买力又会怎样？老百姓的财富缩水程度又会怎样？谁又知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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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1952-2012，崔惠民 马涛 崔永，经济学家，2014年第4期

中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析，林双林，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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