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赵英专栏】贵阳市“取消汽车限购”的意义

以行政手段限购汽车，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效果有限，反而会造成畸形消费。真正解决交通拥堵，要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改变轿车使用方式、转变人们交通习惯等方面下功夫，以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

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

前几天，笔者写过一篇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中提出的“取消汽车限购”政策的评论文章，贵阳市政府2019年9月10日就做出了废止《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自2011年以来根据《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拟定发布的小客车号牌管理相关公告相应予以废止。

这是国务院文件出台后，有关地方政府做出的第一个反应。贵阳人民中秋佳节，又添了某些欢乐，又增加了某些忙碌（赶紧买车、准备买车和咨询买车）。

对贵阳市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笔者认为是件大好事，但一开始，并不想予以评论，因为贵阳市毕竟是一个西部的“二线城市”（恕我无礼），但仔细一想，还是觉得有写一写的必要。

当初，贵阳市政府限购，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贵阳市当时总体上轿车保有数量实在有限。当然，笔者当年去过贵阳，从市区交通情况看，轿车有些过度集中于市内惟一的主干道上，会有些拥堵。但是，与北京、上海、深圳遇到的交通拥堵的挑战相比较，还不到“限购”程度。重要的是，一旦这个规模的城市开限购之先河，对全国汽车消费，可能产生连锁反应。

当时笔者在一个会议上说：“对地方政府限购汽车的行政作为，要有一个标准。贵阳市限购，反映了行政机关作为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如果这样限购下去，诸多城市都可能限购。”现在贵阳市政府废止限购，笔者认为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

首先，贵阳市废止限购，意味着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汽车消费政策做出了重要转折。简单地以行政手段限购轿车，这一政策或许在今后各级政府工具箱里消失。“限购”的合理性，已经在舆论导向上、操作层面上逐步消失，仍然推行限购措施的地方政府也将会感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

其次，贵阳市取消限购，给限购政策的推行划出了“到此为止”的底线。今后，地方政府简单地实施行政限购，恐怕难以再现了。

第三，贵阳市取消限购，对改善贵阳市形象，促进贵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改善西南地区轿车的消费环境，对促进轿车消费产生一定积极影响。贵阳市正在通过建设大数据等产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向具有国际化风范的城市转变。取消限购，对推动贵阳市的形象转变和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

第四，贵阳市取消限购，为地方政府取消限购开了先河，起了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贵阳市取消限购后的轿车消费状况，取消限购前后采取的相应措施，可以为其他城市政府决策，起到借鉴作用，可能引发其他城市跟进（当然，不可过于乐观）。

第五，贵阳市取消限购，是地方政府着眼大局做出的决断。做出决断，首先是战略思维的转变。其他地方政府也应当从大局着眼，从为人民的初心出发，有所考虑。毕竟限购已实施近10年了（从北京市2010年12月颁布有关政策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交通状况、人的理念以及汽车产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重新予以反思、评价、调整，做适度改变。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行不通的。各地政府面对不同城市管理的挑战，不同的城市发展环境，必然有不同的对策。取消限购，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但终究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其实，以行政手段限购汽车，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效果有限，反而会造成畸形消费。就像前几年，挂着外地车牌的轿车，在北京满地跑，笔者住的小区里满是外地车牌的轿车。最近，庞大的皮卡以其雄伟的身姿，奔驰在五环以外。

真正解决交通拥堵，要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改变轿车使用方式、转变人们交通习惯等方面下功夫，以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日本东京比北京轿车拥有量多、道路比北京狭窄，但堵车程度远不如北京。转变管理方式的前提是转变思维方式。

即便通过行政手段限制轿车发展，也不应简单“限购”，而应该在引导、限制使用轿车上想办法。在我看来，北京的轿车根据尾号出行的管理办法，就比“限购”有效地改善了城市交通状况。

凉爽的秋风里，汽车消费环境在悄然改善。（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