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上,全面颠覆传统为何在明朝末年?——明末的尚“奇”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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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法史上,明末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特殊就在于书法家们颠覆传统的观念、革新书法面貌、让书法走上了与传统大不一样的碑学道路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不讨论碑学如何如何,而是研究碑学为何兴起,因为书法的革新不是突然变化的,而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明末恰好是这一酝酿的时期。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全面颠覆传统

  自魏晋以来,帖学盛行,二王书法成为主流,无论是尚法的唐,尚意的宋,还是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都在追崇魏晋风流,偶有革新,但并无特别明显的不同,即使是颜真卿,也在帖学的笼子里。而且这种

  到了元末,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书家——杨维桢,他的书法在元代、甚至在元代以前都很难找到那么“奇怪”的书法。他正是在挑战传统的权威,展现不一样的风格。

  

  杨维桢

  而到了明末,这种“奇怪”的书法不在是零星出现,而是成片出现,一堆书法“狂人”不断挑战传统底线,给人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如董其昌、傅山、王铎、黄道周、 张瑞图、徐渭、倪元璐等人。他们的书法,有的闲适,有的连绵,有的大气,有的突兀。如下图: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颠覆传统的东西,但明末是全面颠覆传统,盛行各种奇怪的书法,虽然仍有帖学的余味,但已经成为了另类的帖学,为清朝碑学更“奇怪”的审美打下基础。

  全面颠覆传统为何在明末?

  经过笔者查找资料分析,书法的革新在明末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1、皇权削弱——宽松的政治环境

  一个时代的文化潮流必然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代的书法革新离不开宽松的政治背景。

  整个明朝的中央集权并没有宋朝那样巩固,皇权在中后期不断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党政斗争,各个政党相互制衡,东林党、楚党、徽党等此起彼伏,虽然明朝政治腐败、权力不集中,但这样对文化和经济却是件好事,因为党派斗争无暇顾及兴起的思想潮流和刚兴盛的资本主义,实现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明朝的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宗教、多元思想提供了发展空间。而多元的事物才会有新兴的事物产生,才会可能出现大量出现颠覆传统的现象。

  2、世界格局大变——中西融合

  明朝末年,处于17世纪初,此时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距离新航路开辟才一个多世纪,大航海时代由荷兰、英国等国家掌握着世界霸权,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远超中国,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贸易扩张,目标必然转向东方大国——中国,很多西方的工业商品不断涌如中国市场,让多数知识分子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

  (1)在商品上,如:世界地图、钟表、望远镜、棱镜、西方日常用品和文化风俗等。

  (2)在文化上,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与中国盛行的佛教、道教一路盛行,宗教呈多元化发展方向。西方的自然科学、数学、地理学、语音学等等传入中国,极大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球。

  这些东西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好奇心,中国人才发现,原来世界可以如此不一样,这为颠覆书法传统做好心理准备。

  3、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文化的融合

  在经济上,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新兴市民阶级出现,底层商人的地位逐渐受到上层阶级的重视,那些能工巧匠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上层阶级的文化与下层大众文化融合较多,这种不同阶级之间的互动同样为颠覆传统打下了思想基础。

  另外,明朝受商品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很高,民众识字率极高,对书籍的需求增加,民众不再不懂文化,很多人都能从事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的事情。这样更加加剧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文化的融合。融合就有发展,发展就有颠覆。

  4、王阳明“心学”盛行

  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哲学思想。

  “心学”强调“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说白了就是强调人的内心力量。一旦这种强调个人本心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那么打破传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书法文人不在亦步亦趋地跟着古人的步伐,古人终究是古人,不是自己,当认识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环时,便不会因为不像古人而感到不满,反而会得到满足,颠覆传统当然成为了时代潮流!

  多元宗教、多元文化正是“心学”的表现结果,只要你喜欢,不论何种思想都可以信仰,不需要在意他人的意见。

  

  尚“奇”潮流

  我们总结上述四大原因,明朝的政治背景、世界格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在为明末提供了新兴的思想文化力量成长的环境,而多元文化的交融、王阳明心学的流行直接导致社会思潮由单一走向多元,这种多元用一个词概括——“奇”。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予谓文章之妙,不在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词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

  

  这样提出“奇”、“新”、“怪”的文辞在明代随处可见,虽然人们对奇没有什么界定,但只要有不一样的事物出现,人们都会冠以“奇”字。而且很喜欢这种“奇”。

  在书法上,尚“奇”同样盛行。

  元代书坛领袖人物董其昌首先在临摹上提倡创作思想,“书云之日,临钟王帖三纸,,以无帖本相对,故多入出,然临帖正不在形骸之似也”,董其昌临帖已不在追求形似上,而是任由自己个性的表达,他经常将自己临摹的古帖当做一次创作机会,并且将作品赠与他人。这种时代风气正是由董其昌带动的。这种临帖的新思想也是他带动的。

  张瑞图书法与董其昌完全不同,在章法上,字与字之间极其紧凑,笔法上,有锐角式转折,颠覆了传统的笔法样式。

  黄道周书法更是在章法上独具一格,字与字之间反复“转圈圈”,形成一个密集的整体。王铎、傅山更是夸张了这种“转圈圈”,王铎加以涨墨和强烈的提按动作,傅山则是夸张了笔势之间的连绵效果。

  

  总之,明末书法家都在展现与古人不一样的地方,都在强调不同个性的表达,全面颠覆传统、崇尚新奇成为时代潮流,也为清代碑学奠定审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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