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上海楼市的温州炒房团，现在怎么样了？

◆知之，鉴之。

正解局出品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对财富积累都有天生的渴求。

普通人，出卖时间，希望能集腋成裘，聪明的人，则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里，精心挑选方向，酝酿着一夜暴富的梦。

不过话说回来，每个时代都存在赚快钱、热钱的途径，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的投机倒把、新千年初期的山西煤老板、A股的两次大牛市，还有如今的比特币、炒鞋等等，不一而足。

近30年的楼市，自然也可以归于此类。

温州炒房团，就是这轮造富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他们在楼市启动之际横空出世，带来一个个暴富的神话，最终消失于江湖，留下无尽争议。

1. 温州房价高过上海

1980年，房子开始被定义为商品，土改和房改同时推动，房地产正式成为一个产业。

不过，起初民众对这一“新鲜玩意”的热情并不大。1981年，温州卖出第一套商品房，作价68.85元/平米，合计2600元。

房价这一概念才走进大众视野。

1987年末，深圳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土拍过程持续了17分钟，最终一个叫骆锦星的总经理以525万竞得东晓花园地皮。

（中国土地第一拍）

虽然只有短短的17分钟，但这次土拍，对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聪明的资金很快就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当时房地产市场化的先行者，非温州人莫属，因为他们钱实在多得没处花，迫切需要一个出路。

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淘金者。他们看准了各地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家家户户开起小作坊，从皮鞋、眼镜、打火机到印刷品、服装、锁具等，应有尽有。

“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温州人还特别能吃苦，“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走遍国内外，将温州的小商品远销五湖四海。

因此，温州人完全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红利，获取了巨额财富。

大小老板，个个手握百万现金。

（得市场经济先风的温州）

房地产市场的放开，正好撞上了这批饥渴难耐的资金。

温州的房价，率先在全国高歌猛进。1989年，温州市区房子均价每平首次突破1000元，1999年则突破5000元，2001年飙升至6000元，是同期全国商品房均价的3倍以上。

家门口炒得差不多了，温州人很快发现了新的猎物：500公里外的上海。

1999年，上海商品房平均售价每平不到4000元，相对于已经爆炒了一轮的温州，无疑是巨大的价值洼地。

当时，上海对外来购房者的态度也友善。早在1994年，上海就推出了一项政策：买房就送蓝印户口，一并解决子女读书、就业问题。

那时候，上海开发商也瞄准了温州的资本，在《温州晚报》上投放广告。

温州人赴沪购房的欲望很快被点燃。

2001年8月，150人的购房团到达上海，两天里，就有48人下单，成交5000多万。

甚至有人估计，温州人买走了当时的豪宅上海世茂滨江六成的房子。

（世茂滨江花园位于上海的中心地带）

尝到甜头的开发商，又相继在《温州商报》、《温州都市报》猛砸广告，活生生地把报社变成了“看房旅行社”。据说，当时有报社还成立了购房俱乐部，会员曾超过6000人。

在购房这方面，温州人再次发挥了他们抱团取暖的特性，这样做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一是容易集中力量和开发商砍价，获取更大的折扣，二是一群人共进退，能够牢牢把握市场风向，影响房价走势，在高位找到接盘侠。

“温州炒房团”和“团购”两个词因此而来。

对于温州炒房团，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经典案例，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不过始终透露出温州炒房团的疯狂。据说，有一位乐清籍人士，腰挂60把钥匙，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收租，一天两户，一个月刚好轮完一圈。

攻占上海之后，温州炒房团拉长战线，举起了向全国进军的大旗，所到之处，成片购买，或是收租，或是转手套利。

据有关媒体报道，温州炒房团号称规模10万，携资1000亿，一时间震惊全国。

（温州炒房团路线图）

有趣的是，纵观温州炒房团的兴起，两个“太太”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起初，温州男人们一股脑扎在小商品市场里，有钱有闲的温州太太们，则拿着钞票一路买买买，被称为“太太炒房团”。

至于温州的老太太们，则起到了资金枢纽的作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放高利贷。

她们讲信用、有地位，一方面以高利息融资，另一方面借钱给炒房者，被戏称为“老太太银行”。

2. 潮水还是退去了

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国楼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少温州炒房团一度想要割肉离场。

但是，“四万亿”和“国十条”出台，楼市很快止跌回升。

2008—2009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涨幅逾20%，温州房价更是涨了近110%。

温州炒房团劫后余生，非但没有收手，反而更加疯狂地投入到炒房中。

生命就是这样，变化莫测，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实际上，温州炒房团的短板是很明显的，这注定他们逃不过实实在在的调控。

首先，高利息和高杠杆决定了这些炒房者必须时刻祈祷房价保持高增速。

以“老太太银行”为例，年借款利息高达20%，一年借500万，光是利息就需要还100万。简单地说，房价增速要保持在20%以上，否则就会发生亏损。

至于一些向银行贷款的炒房者，虽然利息要低上不少，但其中暗含的风险一样很大，因为他们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这些炒房者，一般会注册三个公司，名义上这三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全由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再找一个会计，在这三个公司里面对刷流水，把公司规模“做大”。

这样做有意义吗？有，而且意义很大。因为银行能贷给你多少钱，公司的流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

按照这种手法操作，一般都能贷个500万。

一个人贷500万，100万的房子首付一般为30万，也就是说一个炒房者通过贷款就能撬动16套房子。

炒房者拿这些钱去炒房，房价如果暴涨，收益自然也就哗啦啦地来。但是，房价一旦涨得过慢，甚至横盘、跌了，资金压力就会瞬间凸显，再加上银行习惯雨天收伞，随时可能发生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其次，许多温州中小企业的老板，看见自己辛辛苦苦一年，挣的钱还不如自己老婆倒腾几套房来得多，干脆把工厂抵押，夫妻双双炒房去了。没有了稳定的利润来源，这些炒房团的风险无疑被进一步放大。

热钱流淌之处，贪婪者众多，赚得盆满钵满者也不少，但能全身而退的人，却少之又少。

2010—2012年，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相继出台，温州炒房团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

温州的房价率先崩盘，由2011年的每平33000元跌到了2015年的16976元，几近腰斩。

全国的其他地区，房价虽没有温州这么惨烈，但形势也不容乐观。

就连最坚挺的上海，也出现了5%左右的跌幅，不少温州炒房客火速出逃。

在高杠杆之下，哪怕横盘，炒房客都受不了，更别说长达一两年的下跌了。

集中抛售之下，反而形成了“踩踏”，加剧下跌。

断供跑路、抛房还贷，因此席卷而来。不少人为了还款，纷纷甩卖豪车，三五折不等，导致不少人喜欢跑去温州捡漏。

当时，被司法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

而被司法拍卖的还只是小部分，据说，为了避免“跌跌不休”的房价雪上加霜，那时的银行都不敢将大部分房产拿出来拍卖。

绝望之下，甚至有一对炒房团夫妻以半夜光着身子的方式跳楼自杀。

3. 江湖只留传说

2013年之后，温州炒房团实力大损，部分幸存者或是在艰难还债，或是洗手不干、淡出江湖。

后来，房价虽然又开启了一轮大牛市，但已经很少见到温州炒房客的影子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抵如此。

数据显示，2016年温州存款在7500—8100亿元，是温州炒房团盛行时期的3倍左右。

在经历大危机之后，温州人也变得保守了不少，没有再轻易进入房地产。

曾经在中国楼市卷起轩然大波、毁誉参半的温州炒房团，俨然消失在了房地产江湖，剩下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

而与他们一同退去的，还有温州的荣光。

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高度赞扬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活力，并将其与苏南模式相提并论。

经济学家归纳其为“温州模式”。

但是，炒房曾经风行，很多温州老板就放弃了企业。

当时温州的大大小小楼盘背后，往往有一长串的股东名单，而他们大都来自制造业。

就像有温州企业主后来说到的：

那个时候你做一件就是买个房子一觉醒来可以赚很多钱，做服装利润都是一点一点的去积累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冲动。我买了大概四五套房子。

房价下跌带来风险，最终冲击了实体经济，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炒房赚了五六年的钱，一下子全没了。

这种负面影响其实是很严重的。

2012年，有一度温州经济增速全省垫底。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加大了温州经济转型的难度。如今人们说起温州，除了曾经的温州模式、遍地是老板、疯狂的炒房团，或许更多的是“江南最大皮革厂倒闭了”的调侃。

曾经与温州相提并论的泉州、无锡，如今都成为了实业之城。

温州炒房团的那次惨败，从长远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有温州老板就总结说，现在每个人都清醒了，大家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去做好什么。

希望温州走过的路，其他城市不要再去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