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汪曾祺、丰子恺和他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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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启蒙、授业恩师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至为重要,有时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和毕生成就,大师也不例外。来看看大师眼中的老师们:

  寿怀鉴 鲁迅

  鲁迅的启蒙恩师寿怀鉴(1849~1930年),字镜吾,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书认真,一生厌恶功名。

  因不满清廷丧权辱国,与洋人订立不平等条约,绝意抵制洋货,仕途,在家中三味书屋设馆收徒。为启发学生思路,提高文学修养,选授课文注重文采,因其异于传统,被人讥为“离经叛道”。

  鲁迅11岁时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断断续续达5年之久。三味的意寿镜吾思,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后来的解释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三味书屋

  作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寿先生其实是很温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不常用,有罚跪的规则,也不常用,管教起学生来还有点萌。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

  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手稿

  鲁迅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

  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成亲,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尽管他常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但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敬老、尊师重教却身体力行。

  

  沈从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为沈从文

  汪曾祺在读高二的时候,日本人打了邻县,随家人到乡下“逃难”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沈从文小说选》。

  汪曾祺在后来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

  ……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对学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对自己却是敷衍随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恩师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汪曾祺(左)和沈从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汪曾祺在去世前,曾梦到老师沈从文,他还是学生初见时的模样。

  李叔同 丰子恺

  李叔同是丰子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他不仅教音乐、绘画,还教做人。丰子恺17岁时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叔同是他的音乐老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形容对老师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温而厉”。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

  丰子恺(法号婴行)绘弘一法师李叔同

  丰子恺受李叔同最深的影响就是“认真”两个字,他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后来丰子恺连一些小习惯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时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门,出家成了弘一法师,对丰子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

  

  弘一法师与学生丰子恺(右)、刘质平(左)

  1927年秋,已经出家的李叔同在上海丰子恺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此间,师生二人萌生一个想法:由丰子恺作画,李叔同撰文,创作一部诗画集,以宣扬爱护众生、守护善心的理念。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1942年,63岁的弘一法师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从容圆寂。临终前,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

  

  弘一法师圆寂

  丰子恺多次对子女说:“李先生给我的是父亲的教育,他像慈父一般关怀每一个学生。”丰子恺的教育方法也受到老师的影响,他教育孩子:如果碰到蚂蚁搬家,不能伤害它们,还要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这叫“护生”。

  他们师生二人共同创办的诗画集《护生画集》就是这个意思,宣扬爱护众生、守护善心的理念。

  

  丰子恺创作的6集《护生画集》封面

  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在他余生30多年中,通过对弘一法师的回忆与思考,总结出人生的真谛——即“人生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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