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汪曾祺、丰子恺和他们的老师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启蒙、授业恩师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至为重要，有时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和毕生成就，大师也不例外。来看看大师眼中的老师们：

寿怀鉴 鲁迅

鲁迅的启蒙恩师寿怀鉴(1849~1930年)，字镜吾，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书认真，一生厌恶功名。

因不满清廷丧权辱国，与洋人订立不平等条约，绝意抵制洋货，仕途，在家中三味书屋设馆收徒。为启发学生思路，提高文学修养，选授课文注重文采，因其异于传统，被人讥为“离经叛道”。

鲁迅11岁时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断断续续达5年之久。三味的意寿镜吾思，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后来的解释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三味书屋

作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寿先生其实是很温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不常用，有罚跪的规则，也不常用，管教起学生来还有点萌。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

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手稿

鲁迅18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

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成亲，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尽管他常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但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敬老、尊师重教却身体力行。

沈从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为沈从文

汪曾祺在读高二的时候，日本人打了邻县，随家人到乡下“逃难”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沈从文小说选》。

汪曾祺在后来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

……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对学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对自己却是敷衍随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恩师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汪曾祺（左）和沈从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汪曾祺在去世前，曾梦到老师沈从文，他还是学生初见时的模样。

李叔同 丰子恺

李叔同是丰子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他不仅教音乐、绘画，还教做人。丰子恺17岁时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叔同是他的音乐老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形容对老师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温而厉”。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

丰子恺（法号婴行）绘弘一法师李叔同

丰子恺受李叔同最深的影响就是“认真”两个字，他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后来丰子恺连一些小习惯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时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门，出家成了弘一法师，对丰子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

弘一法师与学生丰子恺（右）、刘质平（左）

1927年秋，已经出家的李叔同在上海丰子恺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此间，师生二人萌生一个想法：由丰子恺作画，李叔同撰文，创作一部诗画集，以宣扬爱护众生、守护善心的理念。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1942年，63岁的弘一法师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从容圆寂。临终前，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

弘一法师圆寂

丰子恺多次对子女说：“李先生给我的是父亲的教育，他像慈父一般关怀每一个学生。”丰子恺的教育方法也受到老师的影响，他教育孩子：如果碰到蚂蚁搬家，不能伤害它们，还要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这叫“护生”。

他们师生二人共同创办的诗画集《护生画集》就是这个意思，宣扬爱护众生、守护善心的理念。

丰子恺创作的6集《护生画集》封面

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在他余生30多年中，通过对弘一法师的回忆与思考，总结出人生的真谛——即“人生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