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债务惊魂：中泰信托再现逾期 融资方现金流断裂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日益暴露，此前《红周刊》曾独家报道了中泰信托发行的弘泰系列信托计划踩雷贵州等地债务泥潭而无法顺利兑付一事。近期记者又获悉，中泰信托发行的、投向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的金泰36号集合信托计划又出现兑付逾期情况。

中泰·金泰36号的交易对手——黔南州投是黔南州最大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之一，目前有40多亿元的债券尚未到期。2017年的尽调报告显示，黔南州投资产负债率为56%，在正常范围内，然而有投资人表示了质疑：为何融资方和担保方目前均出现了现金流断裂的问题？

除了贵州方面，四川个别政信类资管计划也有风险暴露的苗头。《红周刊》记者获悉，中江信托(现已更名为雪松信托)发行的金马426号信托计划已于今年8月23日到期，但融资方绵阳富乐投资公司近期出现流动性紧张，剩余的2000万元资金在最后一个工作日才到位。

中泰·金泰36号逾期 交易对手黔南州投存续债券超50亿

自2018年以来，信托违约事件渐趋常态化，不仅有工商企业信托，即便是在以往尚被视为“百分百刚兑”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政信类信托也接连爆出风险，且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湖南、贵州、云南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此前《红周刊》曾刊发了《旗下多只产品逾期中泰信托陷入地方债务泥潭》一文，报道了中泰信托多只投向黔甘青陕的信托计划逾期一事。近期《红周刊》记者独家获悉，中泰发行的金泰36号集合信托计划也未能顺利兑付。

中泰信托·金泰36号集合信托计划发行于2017年。一份当年简版推介材料显示，中泰·金泰36号拟募资4.8亿元，用于受让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黔南州投”)持有的罗甸县红水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罗甸红水河公司”)100%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资金最终用于补充黔南州投的日常营运资金，到期后，黔南州投溢价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红周刊》记者注意到，该信托计划的最后一期成立于2017年11月中旬，然而就在2017年12月，因法人治理存在重大缺陷等问题，中泰信托被上海银监局暂停新增集合信托业务，最终，中泰·金泰36号实际募得2.65亿元。

上述材料显示，融资方黔南州投是黔南州最大的投融资平台公司之一，公司定位是履行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城建资产投资主体职能。截至2016年年末，黔南州投总资产666.4亿元，总负债376.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6.46%。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7.60亿元、净利润3.76亿元。鹏元资信对其主体评级AA。Wind数据显示，目前黔南州投有15黔南01等8只债券处于存续期内，总额约42亿元。

8月26日，中泰信托发布了一则临时公告，称中泰·金泰36号正式逾期。记者从投资人处获得的文件显示，“本信托计划第1期已于2019年8月25日到期，交易对手尚未支付标的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及溢价款”。“鉴于交易对手的违约行为”，中泰信托方面宣布中泰·金泰36号于8月31日提前到期，并要求黔南州投立即履行标的股权收益权的回购义务。中泰信托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红周刊》记者称，金泰36号第一期4000万元、应于8月25日到期。可截至9月5日，黔南州投仍未支付资金，已构成违约。

实际上，中泰·金泰36号的违约早有征兆。该信托计划的2019年中报显示，中泰信托在今年4月的交易对手办公场所现场风险排查中注意到“贵州地区债务规模过高”、“黔南州投表示自身资金紧张，希望由资金实际使用方罗甸红水河公司自行承担偿付义务”。

就融资方而言，此前《红周刊》曾独家报道了黔南州辖下的独山县和三都县债务危机。今年8月初，贵州省纪委官网转载《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也透露，独山原县委书记(副厅级)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至2018年底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10%。不过两地均为县级，而金泰36号的逾期，意味着地/市/州一级城投平台也被拖下水。

除中泰信托外，投资人提供的项目可行性报告还透露了黔南州投的债权人明细：截至2017年，不考虑债券，黔南州投2019年后到期的长期借款约50亿元，规模较大的债权人有贵阳银行、方正东亚信托(现国通信托)、昆仑信托、中信信托、华融信托、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国开行、贵州银行等，其中贵阳银行敞口最大，未到期债务总规模接近13亿元。

中泰·金泰36号的担保方是贵州剑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剑江控股”)，后者是黔南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全资子公司，为黔南州最主要的城市基建主体。截至2016年末，剑江控股总资产761亿元，总负债431亿元，资产负债率56.64%。2016年，剑江控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3.73亿元，净利润2.98亿元。Wind数据显示，目前剑江控股尚有17剑江01/02/03三只债券处于存续期内、总额12亿元，其中17剑江01将于2020年1月付息+回售。

但有投资人质疑，如果上述负债数据为实，为何如今会面临无法兑付的窘境？

黔南州投曾提出债转股，被疑逃废债

中泰信托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红周刊》记者，黔南州投“两次函告我司，拒绝履约”。具体来说，“2019年6月3日，黔南州投发函，建议我司债转股。鉴于债转股行为可视为黔南州投不再具有对原回购义务履行意愿，且此时距金泰36号第一期到期日仅两个月时间。黔南州投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和相关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信用状况出现恶化，为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司紧急提起诉讼保全，要求融资方黔南州投偿付金泰36号剩余全部未付款项，要求担保方剑江控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并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8月21日，黔南州投再次发函，称中泰信托的诉讼保全为“不善意的保全及诉讼”，再次拒绝履约。

“违约事实是由黔南州投主观无视法律契约、漠视法律权威直接导致的。”中泰信托相关工作人员告知记者，不同于贵州其他地区的城投平台，黔南州投主要负责人拒绝当面沟通，人为加大了风险化解的难度、拉长风险化解的时间。

黔南州投董事长杨林也是担保方剑江控股的董事，中泰信托也曾按合同约定向担保方发函，要求其根据签署的保证合同履行保证义务，但截至9月5日，剑江控股也未履行任何义务。

如今违约已成事实，后续将如何解决？有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评论称，上述逾期项目既然有政府信用背书，最终大概率会兑付、只是需要时间。记者亦获悉，中泰信托已采取如下措施：公告黔南州投的违约行为，向法院申请冻结黔南州投的银行账户、并扣押现金资产。中泰信托相关员工也向记者表态：中泰信托已经采取积极的催收措施，继续寻求与融资方、担保方等的主动沟通，“积极、审慎履行受托人职责，维护和保障投资者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黔南州投与中泰信托的交集还不止于此。《红周刊》此前曾独家报道了中泰·弘泰11号兑付逾期事件。弘泰11号的融资方为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企查查显示，清水江城投的控股股东原本是黔南州投(持股83%)，但就在今年6月12日，清水江城投的控股股东变更为都匀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接着7月初，弘泰11号宣告逾期，黔南州投侥幸躲过此次信用风险。7~8月，黔南州投还成功发行了两只私募债。

金马426号兑付惊魂

除贵州、云南外，四川省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也有暴露趋势。《红周刊》独家记者获悉，中江信托(已更名为雪松信托)发行的金马426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兑付也经历了一些波折。雪松信托官网显示，金马426号分两期，均发行于2016年8月，第二期存续期3年。

金马426号二期募资1亿元，用于受让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对四川绵阳游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应收账款债权。企查查显示，富乐投资公司是绵阳市游仙区国资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全资子公司。作为增信措施，绵阳惠东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该公司股东为绵阳市游仙区国资监督管理办公室(持股80%)、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20%)，后者是国开行全资持有的政策性投资主体，注册资本500亿元、定位于支持国家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金马426号二期应于今年8月23日正式到期，但《红周刊》记者了解到，融资方出现了现金流紧张。投资人张先生透露，“上周我们打电话给信托公司客服，对方说融资方只打了8000万过来，还有2000万尚在筹措，本周可能到位”。一般来说，正常的信托项目到期即可兑付，不过合同也约定，信托公司可在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分配本金和收益，即如不能在9月6日前兑付剩余资金，则正式逾期。据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雪松信托于6日下午完成本金和收益分配，违约风险终未爆发。

此前，四川已有零星的政信类项目出现兑付风险。譬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融资平台四川金财金鑫投资有限公司的一笔3亿元委托贷款在展期一年后再度违约。不过上述违约主体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较差、行政层级也低。然而在张先生看来，绵阳市作为四川仅次于成都的第二大城市，如今也面临现金紧张的窘境，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红周刊》记者也以投资人身份致电融资方绵阳富乐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对方在电话中表示，“由于近期公司集中到期兑付规模比较大，公司遭遇流动性紧张”。该负责人还透露，目前融资方正会同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债发行速度，以替换高成本的融资工具。

西南地区政府信用背书的资管产品频频逾期，折射出当地债务压力过大的问题。财政部于今年4月公布的财政困难系数也显示，西北、西南、东北的财政风险较大，其中困难系数最高的是青海，为90分，贵州和四川位于70~80分之间，财政问题比较棘手。而中泰信托发行的恒泰18号募资就投向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但今年以来，青海省投债务危机爆发，恒泰18号被动展期1年。《红周刊》记者获悉，青海省投已于6月28日成立债委会，作为债委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中泰信托提出要求优先偿还恒泰18号的债务。

不过“祸兮福所伏”。上文中提及的两只信托计划，均投向于西南地区的城投平台。据中信建投分析师杨荣测算，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约54万亿元，其中隐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合计37万亿，地方债务风险将会从2019年陆续暴露。而从近期地方AMC监管新规发布等迹象来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已经加速，在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过程中，银行不良率下降，银行的估值有望得到改善。

(责任编辑：张紫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