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坠楼死亡父母告房东：为何人们会愤怒“巨婴式维权”？

有媒体报道，一个19个月大的男童，从出租房内意外摔落死亡后，男童父母将房东告上法庭。据悉，“出租房的窗户”明显低于住宅的正常标准，离地面距离仅20余厘米，而且窗户防盗窗的底端左部完全空缺，男童正是从此处坠落导致死亡。不过，房东表示，防盗窗空缺系消防部门要求留出逃生通道，该案未当庭宣判。

对于类似的案件，在生活中应该有很多。作为房东来讲，所谓的“责任”也只是“告知责任”，就是让男童的父母知道，“窗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毕竟对于孩子来讲，上述案件中提到的“窗户”并不安全。与此同时，回到男童坠亡本身，最大的责任，应该还在男童父母身上。

坦白讲，一个19个月大的孩子来讲，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外界环境其实都可能对其造成一定的伤害。当然，这里指的伤害主要还是“被动的伤害”，就是因男童没有主观判断危险的能力，而遭受到的伤害。于此，作为监护人的责任，自然是难以回避的。

但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形来看，作为男童的父母，认定房东的责任较大，就让案件显得有些荒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房东的责任是有的，但只是边缘性的责任。尤其，作为租客来讲，既然房子自己已经租下，就说明独立空间内的安全隐患，应该自己负责。

当然，这里的“责任自负”主要指常识范畴内的安全隐患。要是，作为房子主体功能出现重大安全隐患，那么房东的责任自然就难以逃脱。但是，从上述案件中来看，显然窗户的安全隐患，属于常识范畴内的问题。所以，主要责任还在男童的父母。至于房东方面，就算有责任，基本也是人道精神层面的责任，法律层面的责任微乎其微。

因为，房东在媒体采访的过程中也强调，不知道租客有小孩子，同时也较为理性地称，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事实上，也实证一点，房东也承认“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并非主体责任，所以索赔金额方面的诉求，应该就会存疑。于此，120多万元的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自然就会陷入纷争。

就案件的基本逻辑来讲，男童的父母显然存在一定的“巨婴式维权”。毕竟，作为监护人来讲，他（她）们自己的责任才是最大的。事实上，对于案件中提到的“窗户”问题，在具体的生活中，也很常见。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落地窗”。

不可否认，上述案件中提到的“落地窗”，有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作为孩子的父母，类似的安全隐患规避，应该是具备的。而非，等孩子坠楼后，才去声嘶力竭的维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她）们即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虽然看起来不是“主动施害”。

毕竟，对于一个19个月大的孩子来讲，如果监护人不能很好的看护，就等于将孩子置于深渊的边界。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家中的药品，因父母随意丢弃，孩子捡拾后吞食，造成孩子死亡的情形，我们到底是该怪怨药厂，还是该怪怨孩子的父母，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作为本能来讲，人们在犯下大错的时候，会首先寻找别人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件既定的事实来讲，单靠本能追责显然是行不通的。很多时候，更应该回归事实，进行具体的责任认定，也只有这样，维权才能被认可，责任才能被落实。

要不然，当事实在“道德审判”的范畴内，就已经失去机会的时候，法理也不会太过草率行事。毕竟，类似的案件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对应的框架。所以，即便维权声势浩大，得到的结果也不会达到预期。很多时候，法理更注重事实，而非有性命干扰，就能偏重受害者方。

尤其，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男童的坠亡”父母的责任最大。所以，在可见的舆论范畴内，男童父母的态度，基本上不被认可和支持。甚至，人们对这样的维权感到愤怒不已。是的，现代社会讲究法理问责没问题，但是，要是把法理当作“巨婴逻辑”的支撑，显然是异想天开。

于此，关于安全隐患的规避，任何时候都要依赖自己，而非把自己交给环境。因为，很多时候，安全隐患是随机的。甚至，可能是休眠的。就拿最简单的一个范式：“女性该不该走夜路”。我们暂且不说夜路绝对危险，但是，但凡发生危险，就是恒久的悲剧。

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在不同的处境中，最好能自己判断环境的安全与否，而非把自己的人身安全，交给一个陌生环境。同样的，作为父母，既然要抚养孩子，就要对自己的孩子精心看护，而非等孩子出事儿后，找别人“索赔”。

毕竟，就算可以“索赔”，可孩子已经死掉，本身还是悲剧的。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素养就是要学会“自我负责”。因为，我们相信，如果男童有感知，他最怨的应该不是房东，而是他的父母没有把自己看护好。毕竟，自己还不懂事儿，不知道“落地窗”存在危险，而这些危险的回避，却是自己父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