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法公使：修改贸易通商条约，如中国否定，三国可能率军舰北上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对大清王朝的根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853 年9月，在上海发生的小刀会起义，使大清王朝局势更加动荡。混乱的局面中，西方列强美英法等国感到有机可乘，可以趁乱向清廷提出要求，要求进行修改贸易通商条约的谈判，希图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勒索。

列强为什么要提出修该贸易通商条约呢？他们不满足于南京、虎门、望厦、黄埔等条约中的条款，认为，条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修约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新的条款，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权益。比如说《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吧，法国人提出修约的依据，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 “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筹议”。《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以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义，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1]。在《中英南京条约》中也有十二年期满可以修约的规定。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既然要修约，英国政府对于修约内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张：其一、开放全部内地及沿海的城市，或至少准许在长江上自由航行，并开放镇江、南京、杭州和温州，准许外国商人自由出入贸易；其二、鸦片贸易合法化；其三、确认废除内地的子口税；其四、外国使臣可以驻扎北京，或至少要求外国使臣能够与北京主要官员会晤，以及公文来往的权利；其五、外国使节可以与中国各省总督直接会见等等。[2]

英国人提出要修约，实际上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之时，就感到英国可能有此意图。当时，他在给咸丰帝的奏章中说，文咸企图“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借口南京条约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3]的条款，提出修约的要求。

当时的奏报，咸丰帝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表态，叶名琛也就自作主张地不予理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英国商馆

英国人要求修约，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兑现《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允许外国人进入口岸城市贸易通商、居住、传教等。这一点上，新任公使包令比文咸表现的更为强烈。1854年春，包令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即致函叶名琛说，希望到广州城内拜见。叶名琛答复说：“现在管理数省军务，刻无暇晷，但是一俟稍有余暇，自当择定吉日接见阁下”[4]。叶名琛没有接见包令，包令便很气恼地想对华发动军事挑衅。当他把这个想法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时，克拉兰敦制止了他这个想法，让他不要冒着可能遭到大清帝国报复的危险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况且在英国海军还不足以对清军造成威慑的局面下，更应该谨慎。

克拉兰敦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英国没有力量向中国调配更多的海军。况且，当时英国海军还要遏制不断在太平洋上伸展势力的俄国海军。

克拉兰敦的指令使包令不得不改变对华动武的想法，他又给叶名琛发了一个照会，表达希望得以进城会见的愿望。这一次叶名琛倒是同意接见了，但是叶名琛提出的接见地点不是在广州城内，而是在城外河边的一个仓库里。这在包令看来，简直是对外国使节的侮辱，他没加思考的就拒绝了。

同包令一样，美国公使麦莲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都希望进入广州城，得到叶名琛的接见，但他们都吃了闭门羹。

反对列强侵略，广东百姓组织起来准备抗击侵略者

麦莲抵达中国之时，曾经提出希望约定一个会见时间。叶名琛回话了，他对麦莲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欢迎，但因公务繁忙无法接见，对因“公务繁忙他不能接见新任公使表示遗憾，但是，一俟有暇，他就即行择定吉日”。[5]又是要选定黄道吉日。得到这样的答复，到香港的麦莲一样很生气，受到这般冷遇，他发誓坚决拒绝同叶名琛有任何的外交往来，更不会有私人交往。

相同的遭遇，很快使美英法三国公使联合了起来。三国公使商量对策，表示要共同协作，向大清帝国提出修约要求。共同的目标使三国公使形成了联合的要求修约阵线。

三国公使联合起来，要求修约，叶名琛知道修约是大事，是必须要奏报咸丰帝寻求一个解决办法的。于是，叶名琛也向咸丰帝作了奏报。

当叶名琛再次将修约的情况报告给咸丰帝的时候，他感到十分棘手，他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对策。干脆，交给叶名琛全权办理算了。

列强提出修约，咸丰帝交给了叶名琛全权办理，但是叶名琛并不懂相关的法规。比如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按照国际法，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但是，对于这些，叶名琛并不知情。他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和众多的保守派一样，对西方世界充耳不闻。虽然，对于列强，他态度强硬，也不怕列强的恫吓，但是，他一味拒绝的做法，只能是事情向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包令提出要修约，他给咸丰帝信心满满地打包票说：“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叶名琛大包大揽，咸丰帝对他由于信任，自然很是放心。咸丰帝在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这样写道：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6]

1854年4月25日，包令给叶名琛发出照会，以文本的形式，正式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包令的照会中说，本公使奉女王之命，以全权公使身份，与清国交涉“修约”之事，现因“8月30日为万年和约（指（南京条约））议定扣计十二年期满，按照善后约（指《虎门条约》）第八条所载，凡有新施予及各国者，英人亦一体同邀之词，自可援佛兰西、亚美利加二国条款，向贵国确要，以前所定和约，重行订酌会议也”。[7]

这个照会中，包令提出六条需要交涉的事项。即进入广州城；茶叶抽厘；广州租地；中英官员平行拜会；华人欠英国商人商款；英人在华被袭等问题上的交涉。对于这些问题，包令提出，要求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府会商。

咸丰帝像

这个照会使叶名琛明白，英夷仍然是希望借“修约”事来实现入城的目的。叶名琛自然又是不作答复，这样的态度，包令也料到了。因而，发出照会后，采取了新的策略。他给美莲的信中表示要通过武力来迫使清廷就范。他说：“

对于谈判修改商贸条约之事，英国仅仅希望（中国方面）一个否定的回答。接到这样的回答，英国将安排立即北上。我（包令）希望月底以前能和你（麦莲）在上海见面。很大可能我陪着英国舰队司令和他的舰队一起北上。”

[8]

包令给美国公使写信之时，美国公使麦莲正在上海与两江总督怡良会谈“修约”的问题。会谈中，麦莲向怡良表示：如果总督先生愿意向大皇帝奏准同意，美国自当派出军队帮助清国剿平叛乱（指太平天国）。随后，麦莲又对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说，如果贵国大皇帝同意在镇江、南京、汉口开放贸易，这些地方的乱军，美国也愿意帮助清国剿灭，并将小刀会起义时没有交纳的税费全部交纳，作为清国的军费。

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之下，吉尔杭阿建议清廷“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倘大为悖谬，亦不妨直言杜绝，免其觊觎”[9]。

当吉尔杭阿向咸丰帝奏明此事时，遭到了咸丰帝的驳斥。咸丰帝此时怀疑外国侵略者会支持太平军，认为外夷所谓的补税，很可能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因而拒绝谈判，并申斥了吉尔杭阿。

包令与麦莲碰了壁，很不甘心。三国公使再次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候，

英、美、法三国公使都已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要他们相互配合，共同向中国提出修约，这意味三国公使的联合已得到了各自国家政府的支持。根据这个指示，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了一次会谈，

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于是决定，联合起来再次北上。1854年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这次，他们打算把叶名琛抛在一边。英国公使包令对吉尔杭阿说，建议中国派出德高望重的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

叶名琛被捕

包令的威逼，吉尔杭阿很担心，一旦各国翻了脸，太平军尚未剿灭，外夷的兵舰又来，到那时可真是不好收拾了。但是他又感到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战中，真要帮助哪一方的话，肯定会帮助清军，不会帮助太平军，因为这一切都出于善意。因而，他慌忙又给咸丰帝上了折子，说：“若云助逆犯顺，则长江现为贼踞，何妨藉此横行，而乃赴粤赴沪，并赴天津，必待请命而行，似又并非恶意。” 他还说，现在英、美各国都表示愿意帮助大清镇压太平军叛匪。这样的请求，我们接受他们的帮助，这样并不失中国礼仪大体。如果他们“倘有违言，或生异志，再图绥辑之方，则不如早用怀柔之法”[10]。吉尔杭阿的意思是，外国人还是很友善的，他们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咸丰帝却不这么看，他看了吉尔杭阿的奏折，气不打一出来。他作了大意是这样的批示：外夷所提各条，纯属荒谬，必须一一反对，杜绝他们这种贪得无厌地索求。

三国公使第二次提出修约要求，仍然遭到拒绝。美英法三国公使都不甘心。感到心中有种恶气憋着，散发不出来。他们决定北上对清廷进行武装恫吓，以此迫使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皇帝就范。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就范，他没有想到，他没有策略地一味死扛，却招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