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法公使:修改贸易通商条约,如中国否定,三国可能率军舰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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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对大清王朝的根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853 年9月,在上海发生的小刀会起义,使大清王朝局势更加动荡。混乱的局面中,西方列强美英法等国感到有机可乘,可以趁乱向清廷提出要求,要求进行修改贸易通商条约的谈判,希图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勒索。

  列强为什么要提出修该贸易通商条约呢?他们不满足于南京、虎门、望厦、黄埔等条约中的条款,认为,条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修约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新的条款,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权益。比如说《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吧,法国人提出修约的依据,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 “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筹议”。《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以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义,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1]。在《中英南京条约》中也有十二年期满可以修约的规定。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既然要修约,英国政府对于修约内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张:其一、开放全部内地及沿海的城市,或至少准许在长江上自由航行,并开放镇江、南京、杭州和温州,准许外国商人自由出入贸易;其二、鸦片贸易合法化;其三、确认废除内地的子口税;其四、外国使臣可以驻扎北京,或至少要求外国使臣能够与北京主要官员会晤,以及公文来往的权利;其五、外国使节可以与中国各省总督直接会见等等。[2]

  英国人提出要修约,实际上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之时,就感到英国可能有此意图。当时,他在给咸丰帝的奏章中说,文咸企图“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借口南京条约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3]的条款,提出修约的要求。

  当时的奏报,咸丰帝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表态,叶名琛也就自作主张地不予理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英国商馆

  英国人要求修约,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兑现《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允许外国人进入口岸城市贸易通商、居住、传教等。这一点上,新任公使包令比文咸表现的更为强烈。1854年春,包令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即致函叶名琛说,希望到广州城内拜见。叶名琛答复说:“现在管理数省军务,刻无暇晷,但是一俟稍有余暇,自当择定吉日接见阁下”[4]。叶名琛没有接见包令,包令便很气恼地想对华发动军事挑衅。当他把这个想法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时,克拉兰敦制止了他这个想法,让他不要冒着可能遭到大清帝国报复的危险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况且在英国海军还不足以对清军造成威慑的局面下,更应该谨慎。

  克拉兰敦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英国没有力量向中国调配更多的海军。况且,当时英国海军还要遏制不断在太平洋上伸展势力的俄国海军。

  克拉兰敦的指令使包令不得不改变对华动武的想法,他又给叶名琛发了一个照会,表达希望得以进城会见的愿望。这一次叶名琛倒是同意接见了,但是叶名琛提出的接见地点不是在广州城内,而是在城外河边的一个仓库里。这在包令看来,简直是对外国使节的侮辱,他没加思考的就拒绝了。

  同包令一样,美国公使麦莲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都希望进入广州城,得到叶名琛的接见,但他们都吃了闭门羹。

  

  反对列强侵略,广东百姓组织起来准备抗击侵略者

  麦莲抵达中国之时,曾经提出希望约定一个会见时间。叶名琛回话了,他对麦莲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欢迎,但因公务繁忙无法接见,对因“公务繁忙他不能接见新任公使表示遗憾,但是,一俟有暇,他就即行择定吉日”。[5]又是要选定黄道吉日。得到这样的答复,到香港的麦莲一样很生气,受到这般冷遇,他发誓坚决拒绝同叶名琛有任何的外交往来,更不会有私人交往。

  相同的遭遇,很快使美英法三国公使联合了起来。三国公使商量对策,表示要共同协作,向大清帝国提出修约要求。共同的目标使三国公使形成了联合的要求修约阵线。

  三国公使联合起来,要求修约,叶名琛知道修约是大事,是必须要奏报咸丰帝寻求一个解决办法的。于是,叶名琛也向咸丰帝作了奏报。

  当叶名琛再次将修约的情况报告给咸丰帝的时候,他感到十分棘手,他也是找不到合适的对策。干脆,交给叶名琛全权办理算了。

  列强提出修约,咸丰帝交给了叶名琛全权办理,但是叶名琛并不懂相关的法规。比如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按照国际法,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但是,对于这些,叶名琛并不知情。他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和众多的保守派一样,对西方世界充耳不闻。虽然,对于列强,他态度强硬,也不怕列强的恫吓,但是,他一味拒绝的做法,只能是事情向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包令提出要修约,他给咸丰帝信心满满地打包票说:“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叶名琛大包大揽,咸丰帝对他由于信任,自然很是放心。咸丰帝在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这样写道: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6]

  1854年4月25日,包令给叶名琛发出照会,以文本的形式,正式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包令的照会中说,本公使奉女王之命,以全权公使身份,与清国交涉“修约”之事,现因“8月30日为万年和约(指(南京条约))议定扣计十二年期满,按照善后约(指《虎门条约》)第八条所载,凡有新施予及各国者,英人亦一体同邀之词,自可援佛兰西、亚美利加二国条款,向贵国确要,以前所定和约,重行订酌会议也”。[7]

  这个照会中,包令提出六条需要交涉的事项。即进入广州城;茶叶抽厘;广州租地;中英官员平行拜会;华人欠英国商人商款;英人在华被袭等问题上的交涉。对于这些问题,包令提出,要求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府会商。

  

  咸丰帝像

  这个照会使叶名琛明白,英夷仍然是希望借“修约”事来实现入城的目的。叶名琛自然又是不作答复,这样的态度,包令也料到了。因而,发出照会后,采取了新的策略。他给美莲的信中表示要通过武力来迫使清廷就范。他说:“

  对于谈判修改商贸条约之事,英国仅仅希望(中国方面)一个否定的回答。接到这样的回答,英国将安排立即北上。我(包令)希望月底以前能和你(麦莲)在上海见面。很大可能我陪着英国舰队司令和他的舰队一起北上。”

  [8]

  包令给美国公使写信之时,美国公使麦莲正在上海与两江总督怡良会谈“修约”的问题。会谈中,麦莲向怡良表示:如果总督先生愿意向大皇帝奏准同意,美国自当派出军队帮助清国剿平叛乱(指太平天国)。随后,麦莲又对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说,如果贵国大皇帝同意在镇江、南京、汉口开放贸易,这些地方的乱军,美国也愿意帮助清国剿灭,并将小刀会起义时没有交纳的税费全部交纳,作为清国的军费。

  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之下,吉尔杭阿建议清廷“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倘大为悖谬,亦不妨直言杜绝,免其觊觎”[9]。

  当吉尔杭阿向咸丰帝奏明此事时,遭到了咸丰帝的驳斥。咸丰帝此时怀疑外国侵略者会支持太平军,认为外夷所谓的补税,很可能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因而拒绝谈判,并申斥了吉尔杭阿。

  包令与麦莲碰了壁,很不甘心。三国公使再次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候,

  英、美、法三国公使都已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要他们相互配合,共同向中国提出修约,这意味三国公使的联合已得到了各自国家政府的支持。根据这个指示,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了一次会谈,

  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于是决定,联合起来再次北上。1854年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这次,他们打算把叶名琛抛在一边。英国公使包令对吉尔杭阿说,建议中国派出德高望重的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

  

  叶名琛被捕

  包令的威逼,吉尔杭阿很担心,一旦各国翻了脸,太平军尚未剿灭,外夷的兵舰又来,到那时可真是不好收拾了。但是他又感到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战中,真要帮助哪一方的话,肯定会帮助清军,不会帮助太平军,因为这一切都出于善意。因而,他慌忙又给咸丰帝上了折子,说:“若云助逆犯顺,则长江现为贼踞,何妨藉此横行,而乃赴粤赴沪,并赴天津,必待请命而行,似又并非恶意。” 他还说,现在英、美各国都表示愿意帮助大清镇压太平军叛匪。这样的请求,我们接受他们的帮助,这样并不失中国礼仪大体。如果他们“倘有违言,或生异志,再图绥辑之方,则不如早用怀柔之法”[10]。吉尔杭阿的意思是,外国人还是很友善的,他们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咸丰帝却不这么看,他看了吉尔杭阿的奏折,气不打一出来。他作了大意是这样的批示:外夷所提各条,纯属荒谬,必须一一反对,杜绝他们这种贪得无厌地索求。

  三国公使第二次提出修约要求,仍然遭到拒绝。美英法三国公使都不甘心。感到心中有种恶气憋着,散发不出来。他们决定北上对清廷进行武装恫吓,以此迫使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皇帝就范。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就范,他没有想到,他没有策略地一味死扛,却招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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