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点 | 王晴：学前教育扩张能增加女性创业吗？

王晴 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

伴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在企业家群体中占比稳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等机构主持调查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具备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业主中女性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不足10%上升到2014年的15.3%。然而，在中国创业，长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性别差距。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数据显示，2018年18-64岁中国女性从事早期创业活动所占比例为男性的82% 。

女性的创业活动往往受到金融约束、性格特征、人力资本、以及婚姻和母亲身份的限制。其中，婚姻中的“性别角色观点”表明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提供者，她们的时间安排应优先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而分配给创业活动和管理企业的时间往往被认为与这一角色的定义不一致，从而发生更多的家庭责任导致女性创业投入不足。在结婚和养育孩子的年龄段，女性投入到创业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显著减少，而创业的性别差异在该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家庭真的是女性创业者的拖累吗？特别是当子女处于学龄前教育阶段，养育孩子是否会影响女性创业？家庭政策能否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女性创业活动的有效展开？

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规儿童保育和儿童教育存在着总量供给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1997-2006年间，中国的学前教育系统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挑战。由于经济转型、国企改革等原因，大量幼儿园被关闭，学前教育机构减少了28.5%。在之后很长时间内学前教育呈现公办园萎缩、民办幼儿园良莠不齐的历史阶段。

在城市众多家庭面临入园难，很多父母不得不转向费用较低的非正式看护，随之而来的是非正式幼儿看护模式的普遍流行，即很多儿童由祖父母或者父母亲在家庭照看。农村学前教育入学率更低。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即便在园的农村儿童，往往也不能接受适龄的学前教育 。同时，全国尚缺少覆盖所有学前儿童的公共补贴体系。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在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政府通过用地补贴、税收减免、家庭转移支付等方式降低学费标准，大量增加了补贴性幼儿园的供给。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明显增加，年均增长25%；学前教育资源迅速扩张，2016年全国幼儿园24万所，比2010年增长了59%；学前教师队伍迅速壮大，2010-2016年间，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增长了95%。

基于2010-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以及2010-2014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04-2015年五期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我们构建了多个研究样本。主要研究样本包含来自1400多位母亲的3800多个观察值，这些女性在政策实施初期（2010年）至少要照顾一名学龄前儿童，她们是受家庭政策影响的主要群体。

考虑到这些女性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我们进而根据不同省份学前教育扩张的力度将3800个样本分为两组：教育资源扩张大的地区（欠发达地区）和教育资源扩张小的地区（较发达地区）。

具体来说，2010年后学前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政府给予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大的支持力度，因为这些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最为匮乏。来自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显示，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例如河南、陕西、贵州、湖南、安徽、内蒙古、云南、陕西、江西等，学前教育机构量和入园率均显著提升，其中河南省的教育资源增长率达到了68%。相比之下，经济相对发达、学前教育体系相对完善的地区，例如天津、江苏、浙江、北京、山东、上海等，受学前教育扩张项目影响较小。

通过对比两类地区样本中女性创业比例的前后变化情况，我们估算学前教育扩张对女性创业的效果。双重查分法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教育资源增长明显的地区女性创业比例多出3.8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学前教育发展并没有显著改变男性创业者的比重。从这个角度来看，学前教育扩张有助于消除家庭负担对女性创业的制约。

这些发现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在创业方面的劣势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家庭的规范中。家庭政策通过调节性别规范的不利作用，为有家庭责任的女性提供平等创业的机会，显著降低创业活动中的性别差异。

为了促进女性的人力资本发展、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一些家庭政策以期解决“家庭-工作冲突”。

通常来说，完整的家庭政策工具涵盖三个方面：

（1）怀孕期和分娩期的补贴性医疗服务和营养供应；

（2）法定产假和就业保护；

（3）补贴性儿童看护。补贴性医疗服务和营养供给有助于提高母婴健康水平；法定产假和就业保护有助于降低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补贴性儿童看护直接降低看护成本，提高父母的生育意愿以及女性的就业倾向。

儿童看护和创业等经济活动的时间冲突表现最为明显。在“高质低价”“可负担”“可获得”的学前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市场中，对低收入的妇女来说，在扣除儿童保育费用后，可能入不敷出。

我们的研究发现发展学前教育资源的公共政策对于家庭内部生产和分工存在有效影响，有助于缓解“性别角色观念”造成的女性就业不足，提升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尤其是存在长期性别失衡的创业活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