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上任，关门议会一个月，为何英国三权分立怎么折腾都没事

当地时间8月28日，英国女王正式通过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请求，议会休会将从9月第二周开启，直至10月14日。

BBC政治编辑分析称，休会通过后，英国女王会于10月14日前往议会，发表议会开幕演说，宣布政府未来的立法计划，但这就意味着在10月31日的最后期限前，议员们将没有时间通过任何法案阻止约翰逊的“无协议”脱欧计划。

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他将试图在下周向议会提起法案，以阻挠约翰逊首相暂停议会的计划。随后还将在时机成熟时，对约翰逊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他说：“关闭议会的做法不可接受，首相正在搞垮我们的民主，强行推进无协议脱欧。”

一般说来，立法、行政两个机构的任期并不是那么牢靠。议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投票解散内阁，使得这种制度成为可能的关键特征是首相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议会政府中，政府内阁一方只有也必须获得议会多数信任，否则，一旦议会准备投出不信任票，内阁就得面临辞职的危险。

一、不信任投票运用的法律约束

大部分议会制国家里，政府首脑常常要依据法定程序回应议会质询。当然，若因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或者说太过复杂，政府方面不便给出解释的，议会也不好强制他回答。

不过，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更加严厉的法定程序，例如埃及议会的撤销信任、日本国会的调查程序等，不到万不得已的境地时，不可随意启动这类别的既定程序。

仅仅因为议会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就轻率地将内阁罢免，于情于理都显得较为儿戏，这也为权力斗争作出一个消极示范，议题处理中的满意标准在客观上来说相当模糊。如果反对党随意启动法定免职程序，那么，整个国家机构日常工作将无法运转下去。

二、不信任投票权的对象

1.政府整体（内阁责任制，两党制）。

在英国，内阁可以被看作为政府的管理委员会，它向议会负责，其成员既是议员又是政府行政人员，每逢议会开会，这些人不但要参加会议而且还要认真回复反对党的质疑。

议会质询通常安排在午后，执政党议员会坐在“政府席位”，反对党议员则就坐“反对派席位”，双方面对面相互问答。

内阁大臣们是坐在政府席位的前排，代表反对党的“影子内阁”自然出现在反对派席位的前排，只要反对党在往后的选举中胜出，“影子内阁”的议员则可能成为大臣。

仅负责议会事物不担负行政职责的议员会出现在“后座席位”。“反对席”通常按照先书面再口头的方式向内阁与首相发问。

内阁的答复经常遭到批评和质疑，反对党的目的即在于动用不信任投票权使政府陷入被动困境，以便在新一次大选中占据先机，议会不信任投票权操作过程在绝大部分议会制国家与此类似。

2。政府首脑（议会主导制，多党制）。

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大多采用多党制。现实情况中，基本不会出现某单一政党能控制议会多数的局面。

这样，议会里最大的政党如果想控制超半数席位，那么，同其他小党合作组成政党联盟便是该党不二选择。

通常，总理由第一大党党首出任，外交大臣就交由第二大党党首担任。就一些政策问题来说，联盟中的政党经常会发生争吵，合作政党会因为意见相左而退出联盟，这些退出的政党则会在议会中将不信任票投向时任总理，以此反对其提出的政策。

三、不信任投票权的后果

2.政府下台，议会重组政府：多党制政党联盟下，某些政党往往因意见相左选择退出联盟，后果就是政党联盟在议会中不能足够的席位来支持政府，缺少了议会的信任，内阁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下台，伴随而来便是政局不稳，频繁更迭内阁。例如，二战后意大利已经轮换过近六十届政府。

2.政府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与不信任投票权相对应，内阁首相也手握一张“王牌”，即他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同时请求开始新一轮的大选，把自身的内阁政府押上作为博弈的筹码，以期寻求在新大选中得到新任议员的支持。

四、解散议会权与不信任投票权实际行使产生的相互制约关系

议会多数罢免权和首相的解散权使得政府与议会相互依存，这种结构通过迫使一方接受另一方而在两者之间达成一致。

1执政当局面临信任危机时的做法

多数时候，内阁首相的政治生涯不会一帆风顺，即议会中反对派会通过动议表达对政府首相及内阁的不信任。与其被动应对，站在政府一方的首相和他的内阁往往会主动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一般为首相向议会提出信任动议。

由于信任动议的一个可能结果是被赶下台，犹如赌局。

然而，在现实中，信任投票却可以看作首相手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通常依附于一项首相支持的议案或提案，但议会多数不支持。通过把信任动议与议案相联系，首相强迫议员在议案和内阁解散之间作出选择。

2议员面对解散议会权威胁的应对策略

议会制这种政体提供了一种共识性框架，不同族群、团体在这种框架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代表，并就他们之间的分歧进行协商，如果不满意行政机构的表现，还能灵活变更政府，在群体诉求中达成一致和共识，从而应对解散议会的威胁。

同时，议会制中政党纪律的严明也是应对解散议会威胁的一剂良方。比如在一九九三年的英国，由于当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意图提升欧洲联盟委员会权力，时任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遭遇了来自议会的信任危机，结果条约在下议院未予通过。

然而，这场尴尬的挫败之后，梅杰立即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布自己的信任动议，他宣称，如果他在这次投票中失败，他将解散下议院，并主持进行新的大选，很多保守党中持不同意见者担心他们所在政党在新的大选中失势，也害怕他们自己失去议席。下议院权衡利弊后批准了该条约。

理论上，不信任、解散议会两种权力之间能够实现互相制约达到平衡，然而现实因素的影响会把这种可能性大为降低。

换而言之，政府与议会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因素会使得两种权力在博弈中走向某一个对立面。

为了使政府趋于稳定，相比较其他的议会制国家，德国开创性地使用了“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权”的应对方法，其目标是在法律范围内，限制议会权力，增强政府权力。当出现了议会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的情形，可以有这样的解决流程。

第一，时任总理可以向议会再次提出表示信任的动议；

第二，如果这个动议在议会中未获通过，总理可以请求总统在21天内解散议会；

第三，若解散非议会意愿，它们要在两天之内敲定新总理人选，否则难逃被解散的命运。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德国在处理解散议会权与不信任投票权相互关系时所采取的应对方法相对温和，给予了政府、议会双方互相让步的余地，促使达成建设性的权力博弈平衡，以此来保持政府稳定，减轻政局动荡程度。

当然，议会在四十八小时内通过半数票选出新总理在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条件中一般很难做到，极易导致议会解散，大选提前，出现所谓的“看守政府”。

在众多的议会制国家中，常态中政府往往是趋于稳定的，因为议会能有效地制衡政府，并且能够提供更强的政治效能，议会与政府之间能够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相反，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在事实上政府往往是不稳定或者动荡的，例如南美众多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出现军人政变，成立“普力夺”政权，政局动荡，其原因在于总统的独立性很强，导致体制僵化，政府运行效率低下。因此，解散议会权与不信任投票权的互动关系对于议会制政府稳定性而言，它并非一种制度性的特征，或者说是以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解释。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李翔：不信任投票权与解散议会权的互动关系对议会制政府稳定性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