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趋势：拆迁拆违均凭“意思自治”，你能怎么办？

导读：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590号令）公布施行。它的出现，将征收法律关系确立于政府和被征收人之间。房屋征收活动成为政府的专属，身披浓重的行政色彩。但是，被征收人在近一两年所遇到的情况，明显与法律所规定的固有模式有所区别。国家或地方一些新政策、新规定的出台、试点，也给我们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拆迁领域已经出现“去行政征收”的趋势，广大被征收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努力也将面临新的困惑与挑战……

【“去行政征收”信号一：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

2019年，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项目颇受关注。日前，第一个试点地区——菜市口西片区刚刚结束申请签约工作，390户居民中有234户选择申请退租，退租率达到60%。

根据《关于做好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恢复性修建和经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可以明确的是，此类项目与曾实施的文保腾退等项目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具有强制性。是否退租，完全取决于居民的意愿。

受理申请、退租签约、恢复性修建、经营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将由片区经营管理单位或是引入社会资本作为实施主体完成。政府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实现对实施主体的约束监管。

同时，政府确定补偿标准、奖励机制，调配提供安置房源的职责，又难免让大家习惯性地认为，此项目仍然是征收拆迁的一种。

其实，它并未依据我们所熟悉的征收法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征收项目。政府的工作重心更多地倾斜于提供政策、确定标准、监督实施等方面。其角色由实施者变为监管者，颇有“退居二线”的意味，“去行政征收”的趋势非常明显。

【“去行政征收”信号二：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会议认为，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听到这句话，广大被征收人一定感觉似曾相识。我国已实施十余年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有着同样的定位。

同为重大民生工程，两者的实施程序、改造方式却大不相同。

以往，大多数棚户区改造项目都需要征收房屋，通过拆除重建或异地安置等形式完成改造。

然而，各地正在试点或完成试点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并不涉及房屋的征收拆迁。其改造对象主要是老旧小区年久失修、影响使用的配套服务设施。例如水电气热管网、停车设施、加装电梯等等。

没有房屋征收拆迁，自然也就不具有强制性。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强政府引导、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尊重居民意愿。政府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更不是实施。

能否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关键在于居民意愿。征收项目中的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等“强硬”的文书不会再出现，居民们应当转变思想，摒弃“等、靠、要”的习惯性做法。

居民们需要就改造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自管会”等自治组织收集、记录、反映情况。居委会、街道办或是区政府，将根据居民的需求与意愿，帮助协调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同时引进物业维修、停车管理、养老照护等各项服务。

当前，各地均有成功完成改造试点的老旧小区。这些小区并未将房屋征收拆迁，同样变得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居民十分满意。

当棚户区改造开始“降温”减量，老旧小区改造等“去行政征收”的项目，完全有可能在未来逐渐跻身主流，甚至取代棚户区改造等行政征收项目。

【“去行政化”信号三：查处违建用“协议劝拆”】

违建问题一向备受广大被征收人关注。由于部分行政机关一味地追求效率、忽略依法行政，“以拆违促拆迁”让大家十分头痛。在明律师代理的许多案件中均有这一现象的身影。

经过在明律师的介绍，许多被征收人熟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城管执法部门等查处违建的主力机关，也了解到《行政强制法》等法律规范约束着行政机关的查处违建行为。

不过，近期在各地频繁上演的“协议劝拆”行动备受欢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协议劝拆”也许比法定的查处违建程序更为有效。例如，朝阳区黑庄户乡召开村干部大会，动员村干部及亲属带头拆违，并逐门入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靠一次又一次的“磨”，被劝动的村民签署自愿拆除协议，该地区百天内即拆除了三万余平方米的违建。这一“去行政化”的拆违方式，其速度优势是行政机关针对每处违建立案调查无法比拟的。

拆违“去行政化”，劝导当事人签署协议、自愿拆除，似乎让行政机关看到了治理“大城市病”、建设美丽乡村的良方。

此外，备受各界关注的农村“三块地”制度改革同样明确提出“缩小征地范围”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则要充分发挥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举措的作用，不经征收就实现“有地可用”的目的。

然而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自愿有偿退出”变“被自愿”的案件，村民救济却遭遇村民自治法院不受理等尴尬，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去行政化”让被征收人面临新的困惑与挑战】

1．依法救济或将无从下手

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劝拆”现象。行政机关如果依照法定程序查处违建，必将对违建进行调查认定，告知当事人拥有陈述、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权利，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等相关法律文书。

违建当事人若是行使法定救济权利，这一拆违行动，必将经历耗时较长的司法程序。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这将暂时保住房屋、争取更多的救济时间。

而当事人面对“劝拆”时，行政机关并未依法进行相关调查程序，也不会以自身名义作出任何法律文书，只有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事人谈话。当事人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提起程序。

2．禁不住“忽悠”，影响自身判断

在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这类强调自主自愿的项目中，居民们比较容易被“忽悠”。此类项目完全依靠政策支持，见到其铺天盖地的政策宣传，居民难免会心动。而自身想法飘忽不定时，许多人又喜欢采取观望态度，参照他人的选择替自己做决定。

就像征收项目中的高额征收奖励，在“随大流”心态的驱使下，一人签约将带动一群人签约。直管公房退租也如是，眼看身边的老街坊全走了，我也不能落下。冲动作出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自身情况、符合自身需求。

最后，在明律师想说的是，“去行政化”现象在征收拆迁及相关领域逐成趋势。它对于广大被征收人来说是好是坏，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它将给广大被征收人带来新的困惑与挑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意思自治的过程中是存在提升补偿安置标准的空间的，若标准过低将导致项目的搁浅，这也是变化可能带给老百姓的积极因素。

大家若是以原有观念和方法应对新情况，或将遇到颇多阻滞。面对“去行政化”，如何在法律规定的空白区域寻找新的救济方式，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值得我们共同探索、思考。（谢天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