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中日韩女性都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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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前,7000位来自中日韩的代表齐聚北京怀柔,共商妇女发展大业。

  25年后,百名中日韩妇女民间代表齐聚韩国首尔,致敬这场引领世界妇女事业发展的北京’95世妇会。

  8月12日,韩国,首尔,妇女大厦(Women plaza),全球女性论坛暨回顾《北京行动纲领》实施25周年纪念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距离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95世妇会)已经过去近25年,在这个传承的女性故事里,出现了哪些改变,又有哪些新挑战?

  伞君怀着激动的心,握着颤抖的手,为你带来这次研讨会的热乎讯息!

  

  三大核心议题:

  暴力、经济与安全

  为期2天的研讨会,主要围绕“针对妇女的暴力”“妇女与经济”“和平与安全”三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国的专家代表,Feng Yuan、Cai Yi Ping、Li Ying Tao,来自韩国的Mirye Jeong 、Youngsook Heo Mi Ae Kuk、Jinkyung Bae、Jeongsoo Kim,来自日本的Yuki Kusano、Ando Makiko、Sumire Hamada等人分别就相关议题进行介绍。

  

  从大体上来说,伞君感触颇深:

  各国在25年来,尤其是近5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同时,暴力依然盛行,甚至还出现新花样;在女性的经济发展方面有所重视,但却缺乏有效行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老思想还没改变。

  话不多说,先上图表,来直观感受一下。

  国家中日韩妇女地位最新排名(世界经济论坛2018数据)103110115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2018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表五)362210人类发展指数排名861922

  国家性别暴力进展及问题中+2016年,中国颁布了《反对家庭暴力法》。+随后,国家政府部门,如司法部、最高法等及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了支持性措施。+3年以来,大多数省份的警察都曾向施暴者发出过告诫令。+3年以来媒体上对家暴的关注和报道也更为频繁。2016-2018年间,至少有5382篇家暴报道,其中约42%来自妇女组织的报道。-该法存在若干问题亟待改善,如边缘化群体,艾滋病毒患者和LGBTI妇女等,仍然没有得到决策者的关注;致力于解决家暴问题的组织有限,资源不足等。日+2016年日本人事院(专门负责公务员人事管理机构)推出性骚扰相关规定。+2018年,在其国内47个县内均设立了强奸危机中心(一站式支援中心)。+2019年政府根据优生法对强迫绝育受害者给予补偿。-日本政客公然称没有一种罪名叫性骚扰。韩+2018,韩国颁布了《预防针对妇女暴力法》。-据韩国妇女热线组织对2015-2017年的媒体报道分析称, 561名妇女被亲密关系伴侣杀害或被威胁。在上报的案件中,被警察施以临时保护措施的不到3%,逮捕的不到1%,起诉的不到10%。据韩国司法部数据显示,只有不到1%的案件获得限制令或拘捕监管处理。

  国家女性经济之挑战中*不断下降的女性就业率。尽管政府为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性别歧视仍然是妇女参与就业的一项重大挑战。*在主要的政治经济政策中,性别视角匮乏。例如,在中国消除贫困的大规模运动中,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贫困妇女。*在未来经济中思考女性力量。未来经济发展,人工智能,互联网,新ICT和算法经济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劳动力并重塑经济,有许多新问题需要通过性别和交叉性视角来确定和分析。日*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是安倍一揽子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促进经济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部分。但是,这些措施对于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妇女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男女性别收入差距显著。2018年,日本女性正式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53%。*为解决日本劳动力短缺,政府引入移民劳工,但日本政府将生命安全的责任转移到个人身上,增加了移民的生存压力,尤其是女性移民,这种处于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底部的人。韩*女性就业M型曲线(因生育或育儿离开职场)路径依然突出,家庭照料工作价值不被认可。*女性玻璃天花板(晋升受限)问题依然突出。*男女同工不同酬,性别工资差为36.7%。

  国家

  和平与安全之进展与挑战

  中

  +在2019年,中国政府提交的《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国家级综合审查报告中,将妇女和平与安全内容囊括其中,此举可视为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政府将给联合国妇女署捐赠1千万美元,以执行北京行动纲领及后2015发展纲要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五年,中国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100个女性与儿童的健康项目。

  +中国将邀请发展中国家的3万名妇女来华接受培训,并为当地提供10万个技能培训机会。

  -中国虽尚未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但以自己的方式落实着妇女、和平和安全议程。

  日

  +2015年9月,日本政府对外公布了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一个国家行动计划草案,并在此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目标及指标。

  -然而日本政府在最后阶段对最终草案进行了修改:在日语版本中几乎完全删除了“性别”一词;民间社会在监测和评估过程中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明确了;序言中删除了日本对过去战争的罪责,包括战时性暴力,尤其是“慰安妇问题”。

  韩

  +2014年5月,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大韩民国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制定了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

  +2017年12月,“两性平等框架法”修正案为国家行动方案的实施和评估创造了法律依据。

  +外交部于2018年6月启动了“妇女与和平行动”倡议,以促进解决冲突中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为罗兴亚难民(100万美元)和中非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支持。

  +国防部于2018年新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并于2019年成立了性别平等司。该部还在海外部署前后为维和行动(PKO)人员提供性别意识教育。截至2018年,女性占PKO人员的16.6%。

  -2018,虽签订“板门店宣言”,但南北韩和平协商工作停滞不前。

  -日本对慰安妇问题的推诿,使日韩关系在此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国家行动计划的评估1)限制了执行该计划的约束力; 2)导致每个政府部门追求专门针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议程或项目不足。 此外,从性别角度来看,缺乏对朝鲜半岛分裂和冲突的分析,而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相关政策也缺乏性别意识和观点。

  △上述表格内容

  由伞君综合会议信息主观绘制

  正如上表所示,中日韩都在法律法规及全国性防治性别暴力方面推出了相关举措,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上进心”。

  与此同时,相关数据也提示着我们,各国均有需要提升的地方:

  1)在暴力方面:

  反对性别暴力的意识还需加强。

  中日韩代表就性别暴力范畴内的家暴、性骚扰、人口拐卖、未成年人性交易等问题现状及挑战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韩国代表指出,亲密关系依然被认为是私事,政府对于家暴的法律出发点依然是“维系家庭关系”,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法律对相关性别暴力的关键概念需进一步界定或与时俱进地拓展,以韩国为例,目前家暴依然限于婚姻关系或血亲关系中,不包含约会暴力及跟踪。

  2)在经济方面:

  妇女个体无法解决结构性歧视问题,国家应提供公共服务,支持男女共同平衡家庭与工作

  ,比如提供抚幼养老的基础设施及可负担得起的公共服务。

  中国与会代表指出,“从国家层面才能解决妇女工作与家庭平衡之千古难题”。

  由此,伞君不由想到前段时间上热搜的张泉灵对“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问题的反感”,因为女性个体确实无解,有这时间烦扰职业女性,不如跳出来问问社会,毕竟,家也不是女性一人的家,工作也不是女人一人的事儿。

  

  3)在和平及安全方面:

  应充分利用国际框架,积极履行国际承诺,关注和平进程对妇女的影响。

  如日本代表提到日本于1985年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它一直无视其“任择议定书”,这是充分执行“公约”的关键。

  再如韩国代表提到,确保韩国民众,特别是妇女的人身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根据特别措施协议(SMA),美国军方在2019年承担的防御费用为1.04万亿美元。2019年性别平等和家庭部的预算虽然比2018年的预算增加了41.2%,但仅为1.08万亿韩元,这表明朝鲜半岛分裂的程度,国防费用的竞争在东北亚和韩美联盟所体现的军事冲突都对妇女产生了负面影响。

  

  

  3种新暴力:

  偷拍、援交和米兔

  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及互联网的发展,中日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针对妇女的新型暴力。

  偷拍,成为令韩国妇女工作者头疼的网络暴力。

  据韩国最高检察院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非法拍摄视频的性暴力案件(例如宾馆里放置摄像头偷拍)比例激增。2008年,网络性暴力占性暴力的4.6%,至2015年一度高达24.9%。

  仅2018年1月到8月,上报的非法盗摄案件就有164起,其中,仅有52起案件嫌疑人(共66人)被拘捕。

  警方推诿的理由是:除非受害者可以识别出施害者,否则无法抓捕。

  针对此类问题,韩国民众反对网络性暴力的力量也在急速增长。例如,仅2018年间,女性就对具有性别偏见的调查,以及法庭上对非法拍摄及其分发作出的有偏见的裁决,进行了6次声讨。以在线女权主义者为中心,共有360,000名女性参加了这些集会。

  为此,妇女团体建议,政府应进行顶层设计,以终止网络厌女言论暴力,尤其是增加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严惩在线性暴力,并加大投入对网络犯罪的调查。

  

  援交,又称“未成年色情约会服务”,也饱受日本与会者代表的诟病。

  2017年,东京市立法令等市政条例明确限制,任何个人及公司不得提供JK(joshi kosei,日本语高中女生)的约会服务,却遭遇到执法不足以自行的尴尬境地,其有效性受到质疑。

  同样,在强迫色情问题上,日本政府还没有找到有效手段阻止它。2017年4月,内阁办公室于开展反对强迫色情活动的年度活动,却也只是警告年轻妇女不要参与该行业,很少限制生产公司故意误导年轻女性,并强迫她们进行非自愿的性行为。

  

  米兔,即全球反性骚扰活动,在中日韩三国则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这里提供两个好信息:

  2018年,在韩国兴起的米兔活动中,国民议会收到了150个相关法案的修改申请,其中有13部修改法案获准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为消灭性侵、性骚扰及网络性犯罪,韩国政府成立了政府扩大理事会,专对此类问题的相关执法进行监督,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2016年,日本人事院(专门负责公务员人事管理机构)推出性骚扰相关规定,并明确指出,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言论及行为也将被视为骚扰,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行为。

  

  互动:

  集体智慧共商解决方案

  像这样一个多国家参与,涵盖方方面面,从立法到实操信息量巨大的会议,其互动环节总是紧凑而富有创意的。

  下面,伞君就带着大家看两处互动环节,感受一下集体智慧。 第一个环节,是

  提问

  有个来自菲律宾的姑娘问,性别平等该如何纳入政府框架?咱菲律宾有直接的性别预算,你们有不?

  

  韩国代表坦言,韩国的性别主流化还在进展中,也有女政客进入了相关岗位,但推进迟缓,评估跟不上。

  来自中国的代表进一步补充,性别主流化的评估缺乏执行及科学指标,“如果没有指标,评估便无法实施”。

  有代表进一步指出,女政客进入相关岗位,并不必然代表她将为性别平等说话,毕竟中日韩都在父权制社会文化中,她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此文化的影响,当然,女政客无法进入更高层也是阻碍她们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总结一下,

  让更多有理念的女性进入顶层设计,推出性别主流化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估是中日韩共同的课业。

  第二个环节,是

  工作坊

  

  主办方提供了一个思考工具,纵轴代表个人层面、组织层面的建议,横轴为正式的、非正式的建议,以此形成框架,并邀请与会者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思考可以做什么来推进彼此的工作。

  图一:暴力

  与会者建议:增加咨询中心及庇护所;女性可以更多地参与决策;“家暴不是家务事”的暗黑文化需要被纠正等。

  

  图二:经济

  与会者建议:希望玻璃天花板不再存在,打破刻板印象,男女都应该承担起照料工作及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减少工作事件,增加个体工资收入水平,承认照料工作的经济价值;让更多女性进入STEM领域;推动性别平等文化,消除给女性提供公平的受训机会,加强性别统计;推动同价值同酬等。

  

  图三:和平与安全

  与会者建议:改变“女人的问题是小问题”的偏见;和平及安全教育应覆盖在学校教育中,更多女性参与和平进程对话,改善军队性别结构;WPS需要在每一个国家被践行。

  

  此外,与会者还就三大弱势妇女群体,移民、性工作者、残障妇女发展困境展开了讨论,在此不细表。

  

  两天的会,伞君反复听见了一个高频词:

  团结(solidarity)

  ,它代表着女性在公共事业参与中的精神、形式及目标,同时,它对女性情谊的建立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正是相信团结的力量,中日韩妇女代表才能求同存异,倾囊彼此经验智慧,共商妇女发展良策。

  也正是因为团结,北京’95世妇会的精神也将必然向后传承。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

  参考资料:

  《全球妇女论坛:回顾北京行动纲领实施25周年纪念活动》会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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