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

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学术功能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派融合、发展，培育、创生新学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声，学术大师的摇篮；它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同时期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 （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 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

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 《文心雕龙·时序》 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战国之楚，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兴起优良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记载。春秋战国五百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如此大力兴办官学，稷下之设，确是一个前空往劫的奇迹。

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看，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之设的空前意义在于：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并且，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于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一是诸子百家与私学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学派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私学教育集团，各家学派汇聚稷下学宫，客观上使稷下成为若干私学教育集团的联合体。二是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从各派之间看，学术争鸣，相互交流是活动主体；就某一学派师生活动看，讲学授徒、传播思想与知识则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稷下学宫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战国之世，大国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分合无常，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各国君主，无力兴办教育，而私学的发展也常因一人而兴，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乐，游学列国，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声势显赫，影响甚大。但“孟子殁后，大道遂绌” （赵岐 《孟子题辞解》）。战国时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独稷下学宫，创始于公元前 374 年，历五代国君，至秦统一，终齐而亡，存续达一百五十余年，这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讲学、争鸣、议政，齐国统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为学者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者，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仍然欢迎。政治上，齐国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学术，不以好恶而行褒贬，“礼贤下士”是战国时代的风尚，但齐国统治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为当时各国所少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

当前，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世界各种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仿佛回到了中国的战国时代。未来世界文明的构建还应回首 2300 年前，到稷下学宫中去寻找智慧，发扬光大稷下精神是当代人类文明建设的需要。其中两点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并存，兼容并包。世界各种文明历经千年发展，各有建树，独树一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不分优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不以异己排斥、打击，不以好恶取舍。共同构建新的世界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