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

从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这三大因素，而保持制造业就业稳定仍是稳就业的关键。

受国有企业改制影响，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从1998年的15.4％下降到2002年的13.6％。中国入世扭转了这一趋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制造业。

中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制造业就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制造业就业比重已降至德国当前水平。这不由得引人深思：如何解释就业结构的趋势性变动？中国制造业就业是否过早和过快下滑？当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主导的就业增长能否持续？

一、就业结构变迁的三个拐点

新世纪以来，我国就业结构随经济转型升级而调整，出现了三个拐点。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导阶段。受国有企业改制影响，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从1998年的15.4％下降到2002年的13.6％。中国入世扭转了这一趋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制造业，2004年－2008年间制造业年均新增就业580.1万，制造业就业比重提高到17.1％。同期，建筑业和采矿业年均新增204.5万和167.2万人就业，使得二产就业比三产年均多增370.4万。推动就业井喷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设备企业贡献了25％的新增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纺织服装、制鞋皮革业拉动15％的新增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

劳动密集型建筑业主导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2013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入加速通道，建筑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第一大行业，年均新增就业451万人，比上一阶段年均多增246.2万人，比同期制造业年均多增82.6万人。制造业年均新增368.1万人就业，比上一阶段每年少增212万，其占全社会就业比重在2012年达到19.2％的峰值后下滑。在制造业内部，电子设备行业城镇单位就业每年比上一阶段还多增62.5万，但纺织服装、皮革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则出现负增长。同期，批发零售以年均新增429.3万人就业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二大就业行业。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主导阶段。在2013年达到1.48亿就业规模峰值后，制造业就业开始下滑，此后四年制造业就业下降854.2万。除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设备制造业等个别行业在增长外，其余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均明显下滑。同期，建筑业也以年均减少23.5万成为就业净流出部门。幸运的是，服务业发挥了就业“稳定器”功能，同期年均新增1309万人，吸纳了大量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尤为引人注目，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年均新增就业分别达476.2万和174.1万，两者创造就业的能力超过2004年－2008年高峰期的制造业。

二、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

从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这三大因素。

（一）机器换人可解释制造业34％的就业下降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虽然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滑，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却由2013年20.8％上升至2017年的28.6％。一升一降背后浓缩了我国制造业从大规模人工生产向机械臂、真空吸力、机器视觉系统等自动化场景的转变。

成本倒置推动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平均售价为23.69万元，而根据相关研究，机器人系统集成费用约等于机器人价格，每年维护费用为机器人售价的15％。我们用式（1）估算工业机器人时薪。其中，我们将机器人最低使用年限设为三年，在每年250个工作日中不间断运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5％。据此估算，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时薪”为41.6元。

工业机器人时薪=（销售均价+系统集成费用+三年维护费用）/（3年×250个工作日×产能利用率×24小时）（1）

主要城市的制造业工人时薪高于工业机器人平均“时薪”。按“城镇非私营职工平均工资/（250个工作日×8小时）”的算法，2017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制造业工人时薪分别为53.1元、52.9元、43.6元、41.7元，都已超过当年工业机器人时薪。考虑到企业还要为工人缴纳社保等各项税费，即使合肥、重庆等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工人实际用工成本也超过机器人。再考虑到效率和季节性人工短缺等因素，企业倾向以触手可及的技术红利替代渐行渐远的人口红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机器换人解释了制造业34％的就业下降。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工业机器人销量最大且增长最快的市场，2017年共购买13.8万台，占全球销量的36％，超过欧美总销售量（11.2万）。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2017年末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机器人使用密度达97台/万人，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5台/万人），比2013年（25台/万人）高出72台/万人。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17年）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生产线上每增加1台机器人，就会有3名至5.6名工人失去工作。鉴于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低于美国，我们取该研究中的低值，按式（2）计算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的规模。测算结果表明，2013年－2017年，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机器换人规模=（期末制造业就业×期末机器人使用密度-期初制造业就业×期初机器人使用密度）×人机替代率（2）

（二）市场分工深化解释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内部服务性环节分离出本部门。制作和装配是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之一，但并非其产业价值链的全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活动，能以极低成本被转移至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江小涓，2017年）。当这些工作被外包给信息科技公司、物流公司等企业之后，原本统计在制造业部门的部分岗位就计入服务业部门。近年来，数字技术催生的中国制造业分工深化，是发达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未曾经历的。

市场分工深化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最大因素。利用迄今公布的我国最新投入产出表（2012年），计算出制造业对交通、信息、金融、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产出中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比重）约为26.5％。假设近年来中间需求率保持不变，我们按照式（3）计算出2013年和2017年为制造业提供各类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人员分别为1595.4万和1898万，因此这四年间有302万就业岗位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流入研发、信息、财务、法律等独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解释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中间需求率)/生产性服务业劳均增加值（3）

（三）跨境产业转移解释了31％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落后国家转移的趋势明显。在加入WTO后，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爆发式增长。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显现，我国加工贸易从2013年的8600.4亿美元降为2017年的7588.3亿美元。综合统计局、海关和商务部数据，按“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制造业劳均增加值”的方法，我们估算出2013年至2017年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50万。

全球产业转移表现出“双路线”特征，先进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渐成趋势。据美国“回流倡议”（The Reshoring Initiative）组织统计，2010年－2017年间，由中国回流至美国的企业达721家，为美国增加近2.8万人制造业就业，约为美国总回流就业岗位的60％。我们根据2017年中美制造业劳均增加值的差异，估算出2013年－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美国的规模为17万个。综上数据，这四年来，产业跨境转移解释了我国31％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上文分析表明，制造业就业下降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在就业结构上的反映，总体而言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那么，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就业下降速度是快还是慢呢？

三、中国制造业就业比发达国家下降得更早且更快

相较于劳动人口增长，全球制造业就业是一块做不大的蛋糕。制造业更容易推动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创造出远超国内市场的需求空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也为数以亿计的蓝领提供了跻身中产的阶梯。不过，由于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全球制造业就业占各类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15.3％下降到2017年的14.4％。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我们发现，尽管全球制造业就业在1991年－2018年间增长28％，但远低于同期全球总劳动人口（15岁以上参与就业的人口）43％的增幅，劳动者从事制造业的机会在下降。

制造业就业是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综合反映。新世纪头十年，美国失去了57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就业基础缩减近三分之一。此后，由于国内能源成本降低和自动化生产技术渗透，美国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出现反弹，2010年－2017年间新增近100万个制造业岗位，汽车、金属和机械行业尤为抢眼（Abel等，2019年）。在智能制造技术迭代加快的背景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高低已不是企业空间决策的唯一因素，一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只有快于要素成本上升速度，才能保持制造业比较优势，并将就业留在本国。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本身就是反映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制造业就业占全球的比重从2003年的36.1％提高到2013年的38.5％，但2018年又下降到36.3％，这不只是要素成本提升的结果。

中国制造业就业在人均收入较低时较快下降。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贸易的真相》一书中重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他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比重峰值在30％以上，其中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曾接近40％。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2年就已现峰值（19.2％），比发达国家峰值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当201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降为17.9％时，人均GDP为7329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下同）。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就业比重分别在2002年和2009年才降到中国目前水平，当时两国人均GDP都高于4万美元。即使制造业就业比重峰值较低的美国和韩国，人均GDP达到3.3万美元和1.9万美元时，制造业就业比重才降到中国当前水平。

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速度也颇为引人注目。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4年－2017年四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在中国制造业就业较快下降的背景下，近年来美国和韩国制造业就业比重略有提高，日本和德国则保持稳定。若按近年趋势，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将在2020年低于德国。

四、就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性

由于技术创新迭代、生产模式重构和国际分工变化，仅用国际历史数据比较判断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就业结构过快调整提醒我们，有必要辨析当前就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性。

（一）中西部地区就业有未充分工业化的隐忧

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加速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2008年－2017年间年均新增121.3万人制造业就业。但2013年后，中西部承接制造业就业增速明显降低。安徽、河南、四川和重庆等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虽然在2013年－2017年制造业新增就业排名中分列第1位、2位、7位和10位，但近四年四省制造业就业年均增加量较金融危机后的头五年减少了105.2万。如图4所示，我国只有11省（市）的制造业就业比重高于17.9％的全国平均水平。除河南和江西外，其余中西部省份制造业就业比重都低于全国均值，但这些省市整体的制造业就业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已出现下降。西部地区整体制造业就业比重甚至在只有10％左右的较低峰值后就开始下滑，呈现出“未充分工业化”的趋势。

（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增长面临不确定性

服务业已接替制造业成为新的“就业海绵”，但从细分行业来看，其可持续性不容乐观。在2013年－2017年新增服务业就业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占61.2％，公共服务业占9.1％，高端服务业和单列的金融房地产业各占19.7％和10％。公共服务业就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近年来增速趋缓，并不具备较大扩容空间。随着扩张速度放慢，金融和房地产的就业增量近年已略有下降。高端服务业已是服务业中第二大就业来源，但年均新增就业不到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三分之一，且不具备吸纳大量中低端劳动力的能力。未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能继续扮演就业发动机的角色吗？

互联网平台经济所拉动的就业增长存有不确定性。平台经济提高了服务业就业市场的配置效率，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方兴未艾，吸纳了大批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例如，根据《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18.6％为去产能行业的职工。但一方面，许多互联网企业仍处于亏损和烧钱阶段，相关就业岗位有“虚高”的成分；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网络直播、网约车等行业都曾因宽松的监管吸纳大量就业，但随着监管收紧，其就业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

（三）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限制服务业就业增长

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就业比重是否可以逼近于100％？如果世间存在这样不从事物质生产的经济体，它必有能力形成很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大到足以购买充足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这对于一些拥有独特资源的小型经济体而言是可能实现的，比如依赖旅游业的太平洋岛国，或具备金融等商务服务优势的中国香港地区。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限取决于其可贸易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体现在服务贸易顺差上。

由于服务业贸易尚处逆差状态，我国就业增长仍须依赖制造业的强健发展。我国服务业新增就业多集中在面向国内消费的生活性服务业。但只有当制造业高度发达或（且）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强大时，一个经济体才能创造出足够规模的生活性服务需求。2018年，我国服务业贸易出口额为2337亿美元，进口额则高达5242亿美元，形成2915亿美元的逆差。除旅行和交通，专利特许使用费、金融和保险等生产性服务是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服务出口，而中国这两项服务的出口额只有美国的6.5％和3.8％。在中国能依靠科技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获得足够贸易顺差前，国内就业增长必须有坚实的制造业作为支撑。

五、稳制造业就业是稳就业的关键

虽然服务业成为我国就业增长新引擎，但保持制造业就业稳定仍是稳就业的关键。为此，我们提出三点思路性建议。

依靠“智能+”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应对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弱化，必须以智能制造培育制造业新的比较优势。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并不是简单地用机器替代人，而应通过拓展“智能+”来赋予制造业新生。要以工业互联网打通需求信息、原料采购、智能制造、物流配送、消费体验等环节，让人、机、物在网络化生产流程中高效互动，将劳动者的灵活性和自动化设备的高效率充分结合，实现从“机器换人”到“机器助人”，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对定制化高附加值产品的柔性生产能力。

依靠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业。德国政府近期颁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指出，研发创新和工艺改进能力须植根于生产的土壤，只有将制造、加工、研发和服务环节置于一个地理空间，才能保持或扩大产业竞争优势，才能为本国劳动者提供多元化且充裕的就业选择。这是德国制造业就业稳定的重要原因。我国应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发挥完整产业链带来的综合优势，促进制造业在国内跨区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避免制造企业大规模、成产业链地跨境外流，从而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就业比重。

依靠产教融合形成制造业人力资本红利。在同样的薪酬待遇下，年轻一代劳动者偏爱工作灵活性更高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2018年270万美团外卖骑手中，拥有大学文凭的骑手比例就高达15％。过多新生代劳动者进入低端服务业，不仅限制了劳动者再就业能力和职业上升空间，也导致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短缺。为此，要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重点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以“干中学”的模式培养中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提高制造业就业的含金量和从业者收入，从而提升制造业就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