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露 | 李文馥广东、澳门之行与中越文学交流

由于越南封建国家时期近千年为中国的藩属国，因而对于越南，我们常常以为它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封建的、内陆的、农耕的国家，忽视这里很早就是一个开放的、海洋的、商业的地区。尤其是17-19世纪随着清代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越南领土不断南扩，越南人的冒险精神和海洋意识不断增强。《鸿庞氏传》、《越井传》、《金龟传》以及《西瓜传》等等有关海洋主题的古代民间传说很早就出现在越南文史典籍之中；古往今来，相关故事在越南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越南歌谣、诗赋、小说乃至民间信仰中有关海洋文化的内容更是举不胜举。而越南的这种开放性与海洋性文化特征与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澳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由于隔海相望的优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广东与越南就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相关研究众多，笔者不再赘述。而澳门与越南之间的文化渊源，则可追溯到16世纪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之后对越南地区的传教事业。鲜为人知的是：来自澳门教会的葡萄牙、意大利及法国传教士对越南语言文字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其中长期往来于澳门与越南之间的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被称为越南拼音文字的创始人，他于1651年正式出版的《越葡拉丁词典》是越南拼音文字体系成熟的标志，也是几百年来越南语言文字研究的经久不衰的活材料，同时也是早期西方世界研究越南的珍贵文献。

中国与西方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带来的，这其中越南使臣的作用巨大。越南使臣多为科举入仕的官员，具有较高的汉文学修养，他们所到之处或与当地文人唱和赠答，或请序题词，或用笔直接抒发见闻，留下了许多珍贵记录。这些使臣中，李文馥（1785-1849）特别突出，留下的诗文也最多，可惜学界目前对他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特以李文馥为例，通过其广东、澳门行踪来揭示中越文学交流史中罕见的一面。

一、李文馥的广东、澳门之行与《中外群英会》

李文馥，号克斋、苏川，字邻芝，祖籍福建漳州，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先祖李克廉曾任兵部侍郎、广西太守、云南总督等职，满清入主中原后移居越南怀德府永顺县胡口村（今河内市巴亭郡），并在此落地生根。李文馥为第六代华裔，他22岁中秀才，34岁中举。尽管步入仕途略晚，但他深得阮朝多位皇帝信任，数年担任朝廷重要官员并作为使臣周游列国。越南典籍《大南实录》对其生平事迹有如下简介：

李文馥，字邻芝，河内永顺人，嘉隆十八年领乡荐，明命初授翰林编修，充史馆，累迁礼部佥事，协理广义镇务，兼管六坚奇，转直隶广南营参协，办事多中窾，上嘉之，入为户部右侍郎，署右参知。坐事削职，从派员之小西洋効力，又之新嘉波。寻开，复内务府司务，管定洋船如吕宋、广东公干。又擢兵部主事，复如新嘉波，又累如广东、澳门公干。历迁工部郎中，除工部右侍郎，兼奋鹏船如新嘉波。公回，署工部右参知，权理京畿水师事务。绍治元年，特授礼部右参知，充如燕正使。既而以外舶来沱汛，办事不善，案拟发兵。寻开，复侍读。嗣德元年，迁郎中，办理礼部事务。明年，擢光禄寺卿。寻卒，追授礼部右侍郎。

据考证，李文馥曾经先后十一次出使北京、广东、福建、新加坡、吕宋等等境外地区或国家。其中，连续四年到广东（含澳门）公干。第一次到广东是明命十四年（1833）年，他与汝伯仕、黄健斋等几人护送水师梁国栋失风的战船回广东，之后他还到过澳门。梁国栋等官兵七十人实际上是在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十二月十五日遭风漂流至越南茶山洋面的，越南方面对之进行了营救，且代修船只，官兵们驻留越南前后达四个月之久。次年，该船返航，越南派以李文馥为代表的使节团护送，并拨医同行。道光帝得知此义举之后，于当年二月十三日下诏褒扬，并赏赐缎匹且对护航越船所带压仓货物免其纳税。紧接着，第二年即明命十五年（1834）年，李文馥第二次到广东，这次是广东水师陈子龙等七十人因风漂流至越南清化洋面，越南资给钱米，代为修理船械，派李文馥等驾平字五号船，护送陈子龙等回国，道光帝又予以嘉奖，赏赐缎匹，允许所带货物免税。第三次是明命十六年（1835）李文馥捕获解送抢掠广南洋分的三名水手回广东；第四次是明命十七年（1836）年他到广东寻找越南失踪水师平洋号，期间也顺便去过澳门。对这几次出使中国的经过，李文馥本人分别留有《粤行吟草》、《澳门志行诗抄》、《粤行续吟草》、《三之粤集草》、《仙城侣话集》、《二十四孝演歌》以及《镜海续吟》等诗文集，而中国的一些文史典籍之中也见载。

如上文所述，从道光帝允许其船只所带货物免税的行为来看，李文馥等的广东、澳门之行不单纯是处理船只问题，同时兼有贸易活动，此外，越南使节团还负有书籍采购的任务和爱好。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李文馥自己购书的记录，但是，他第一次到广东、澳门时，与他同去的汝伯仕曾经多次记录使节团购书事宜，例如在其诗文集《粤行杂草编辑》中《秋怀二首》“公事仅堪开卷阅”句下有注云：“余与健斋专办检买书籍事” 以及他在《联课》一目中说“余在公馆，主办购买官书……”。其实，自古以来，越南使臣就兼具购买中国书籍的重要任务，明清时期尤甚。越南后黎朝贡使黎文老就曾言：“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可见，书籍和药材自古以来便是越南从中国输入的两大宗货物。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像李文馥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行来广东自然也兼具访书、访文坛名流的意图。事实上，李氏一行几次在广东、澳门不仅购书，还与当地文坛活跃互动，这既包括他跟当地文人直接的诗歌唱酬，也有为自己或他人的诗文集请粤地文坛名流赐序题词的行动。他第一次出使广东所留下的诗文集《粤行吟草》就记录了在此期间的各项活动，他对“所遇名山大川及往来应酬，与夫人情风土、去国怀乡，莫不纪之以诗”（卷首缪莲仙语），其中赠答酬唱之作一律附录他人的原作。从诗文中可见他对于结交广东、澳门文士颇为热心。因缘凑巧，李文馥第一次去广东时还曾与其他九位中越文人在广州海珠寺附近买舟小酌，诗歌唱酬，所有诗文集成《中外群英会》一书，成为文坛佳话。对这次中外群英会文学互动的情况，与李文馥同行的汝伯仕有如下记载：

癸巳, 我官船来粤之七月五日, 刘君墨池舣船于珠江海珠寺之东, 洁治酒肴, 邀缪莲仙先生, 与我国黎君受益、阮君焕乎、李君邻芝、黄君健斋偕余同赴席为会。莲仙出数诗相示, 皆用前日余与邻芝、健斋赠墨池之韵。余与同人即席和而赠之, 有至五六首者。莲仙人老而神壮, 酬答如流, 每下笔辄一挥而就。墨池与其子伯阳、西宾梁南溟当席劝酬, 载笑载言, 一觞一咏, 自辰至日停午而罢。斯辰(时)也, 秋气初清, 江晴日朗, 早潮未落, 凉风徐来, 一苇穆然, 倚蓬四望, 则迷津舸舰, 樯如北竹, 林木森森, 簇拥古寺, 独峙水中。小舟泛棹其间, 莞然望客而过, 堤柳之下, 万瓦鳞次, 人烟郁郁, 直接云山百里之外。而舟中则杯盘交错, 翰墨纵横, 挥毫者有健儿赴敌之锐, 劝饮者有倾酒为海之豪, 或披襟而纳凉延伫, 或凭几而凝思坐忘, 或盥濯而以江为盆, 或问答而以字为驿。而渡水之钟, 岸之波, 其势隙隙然、鍧鍧然, 又与吟咏笑语之声互答, 洵可乐也。然坐中惟莲仙为年长, 左右应接, 矍铄自奋……

群英会主要是旅粤文人缪艮之友刘墨池召集李文馥等仰慕缪艮的越南使节设立的，最初刘氏以宋代文彦博、司马光居洛阳时曾有耆英会，建议此会称耆英会，李文馥从之，但仍征询缪艮意见，缪氏后来改称群英会。关于这次群英会诗歌唱酬的盛况，除了当事人的记载，还见于广东文坛其他记载，如清人倪鸿《桐阴清话》卷六载：

道光癸巳，越南国王差官阮焕平（文章）、李邻芝（文馥）、黄健斋（炯）、黎受益（文谦）、汝元立（伯仕）等。护送失风兵船回粤东钱塘，钱塘缪莲仙茂艮因招五人集珠江，作中外群英会。即席连吟，极欢而散。黄有句云：“也知文士以文会，不意此生来此州。”中外唱酬，诚一时佳话也。

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内国家文人间长期有着频繁往来，举行群体间的诗歌唱和活动非常多，但长久以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唐朝与日本之交流，对于中越文人之间的交流，鲜有人关注，更少人关注地方文学与越南的交流了。实际上，在像广东这样与越南毗连的地区，中越文人间的诗歌唱和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18世纪中期广东13位文士应越方邀请渡海前往越南南方河仙地区参加文学活动，当时参加诗歌唱和的中越文人多达30余人，后来结成《河仙十咏》诗集，经久流传。至今，他们所曾经歌咏的河仙十景依然是当地的著名旅游景点。李氏这次参与的群英会可谓是历史上中越文人交流的传承与弘扬，他们所留下的《中外群英会录》（上下卷）如今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台湾学者王伟勇曾撰长文《中越文人“意外”交流之成果——<中外群英会录>述评》对之进行了分析研究。全文分“海外存知己”、“高会惜因缘”、“伤别喜重逢”三节，对缪艮、李文馥、阮文章、黎文谦、黄文炯、汝伯仕等六人的诗文进行了评述。像群英会这样的中越诗人集体诗歌唱酬活动在李文馥所处的时代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以广东（含澳门）与越南之间便利的海上交通和频繁的人员往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这样的活动或许并不少见，当然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来揭示中越文学关系中鲜为人知的部分，以便我们从整体上了解汉文化圈内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细节，丰富我们对于越南与广东（含澳门）的文化文学交流方面的认识。

二、李文馥与粤地文人的个人交往及对广东、澳门的认知和感受

如上所述，李文馥的几次粤行，都曾拜访名流，且分别留有诗作。有四次去粤东的机会和经历，他深感荣幸，“粤东为中州繁华名胜地，亦声名文物地也。余何修而适粤三者矣。” 除了上述群英会的集体唱和之外，李文馥在旅途以及居留广东、澳门期间，与诸多粤地师友有个人间的文学交流，并与粤地不少文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与粤地文人交往中，与李文馥感情最深的是缪艮。1833、1834年两度赴粤，他们之间都有诗歌唱和活动，甚至还一起出游，参加粤地文人的祝寿、纳妾等活动，关系十分密切。缪艮本人在《中外群英会序》曾记录了他这位寒士因文才而与李文馥等越南国使节进行群英会的因缘:

高明刘君墨池精堪舆, 工画蝶, 著有《中星图说》及《紫府金鉴》诸书, 粤之渊雅士也。曩余晤于东官锦秋园, 尝持赠拙刻《文章游戏全编》。殆返棹羊城, 适粤南国使黎君云汉见而悦之, 携回国中。未几, 伊国行人阮君焕乎(阮文章), 复来东粤, 购《文章游戏》十部回国。今年癸巳夏, 阮君又衔命而来, 向墨池询及鄙人，渴欲一见。墨池卜于秋七月初五日, 买舟具杯酒, 薄(泊)于海珠寺, 作中外群英会。

缪艮（1766-1835？）是一位旅居广东二十多年的浙江人，字兼山, 因仰慕李白而号莲仙， 自幼饱读诗书，有文才，但屡次科举遇挫，嘉庆十五年( 1810)离浙入粤, 从此旅居广东，最后死于广州，有《文章游戏》、《涂说》、《四书对语》、《珠江名花小传》以及《梦笔生花》等著作行世。缪艮一生漂泊不定，但颇有志向，他壮年时曾作《四十二愿》一文，其中有“十愿衡文天下，乐育英才； 十一愿出使外邦，遍历异域；十二愿伟绩宏勋，震詟中外”之言，钱钟书读过此文后，曾经评论：“这个笔砚生涯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当外交官的第一人；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已有那个欲望，真是时代的先驱者了!”缪艮一生未能入仕，竟然有此宏愿，自然与他长期生活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广州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有关。虽然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出使外邦的机缘，但是他却因其著作扬名于越南，且他暮景桑榆之际，得以在广州与出使中国的越南使节李文馥等交游，这种民间文化大使的作用有时候不亚于外交官的效果。

李文馥在广东、澳门期间，与缪艮来往十分密切，主要就源于缪艮的文名。在其《粤行吟草》中曾言：“杭之名宿有莲仙缪先生者，所著《文章游戏》集，才品略见一斑，余尝窃慕而愿视之。”由此可见，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是很有道理的。可惜1835年李文馥三度赴粤，欲再访缪艮时，却接到他辞世的噩耗。李文馥与几位越南使节及广东文人一同亲往吊唁，事后他曾经作《吊莲仙文》表达他的深深哀恸之情：

呜呼! 莲仙先生已矣, 我辈不复见得先生矣, 中州士夫并不复有望于先生矣。先生之名, 无论粤与浙知之, 即为士者, 无不闻而知之。而寥寥白首, 啼饥号寒, 二十年游客, 竟以幕下一庠生终其身。先生之名无论未达者知之, 即已达者无不宾而礼之, 而奄奄病榻, 唤仆呼邻, 七十岁寿翁, 竟以他乡一古寺寄其骨, 先生之死, 荒凉至此乎。怜先生之穷, 痛先生之死, 虽屠贩妇孺, 靡不泫然涕零, 况同是斯文中人, 其能北相视而不为之惘惘然、憯憯然也哉? 晚生馥前此聚晤, 曾辱以忘年见许(访) 矣, 颖与大未尝挹芝宇, 而侧先生之声价, 读先生之诗文, 其怜之痛之之心, 盖有弗能自禁焉者。

李文馥还有一首《集唐寄怀缪莲仙》表达对缪艮的景仰之情：

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肠断红笺几首诗（李建勳）。

别后几回思会面（罗隐），归来如梦复如痴（元稹）。

而在缪艮看来，所有越南使节中，他最高看，视为知己的也是李文馥。缪艮对上述诗歌有一首和诗《和集唐见赠原韵》：

大貂曾出武侯师（吴融），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图）。

难得相逢容易别（戴叔伦），尾生桥下未为痴（温庭筠）。

这两首诗李文馥以“风流高雅”来赞叹一介文人缪氏；而缪氏则以护国侯兼赏诗之“儒将”定位李氏，十分恰如其分；接着表明要守信如尾生，期待再次相逢，以回应李氏思念之情，十分动人。而缪艮道光十四年( 1834)为李文馥序《粤行吟草》，更是视之为海外知己，“余与邻芝交深文字，想三生香火，犹有未了姻缘，是非天作合不及此。他日者二至三至，源源而来，樽酒论文，殆无虚日，余向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几为之谶耶?”在另外的诗文中，缪艮还说：“我辈交情天作合，愿君岁岁岭南游。”表达了他对越南使节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盼。

由此看来，中越两国文化相通，两国知识分子都接受科举传统下的教育，从小都饱读四书五经，吟诗作对。因此，李文馥等到了广东，可以自由地用汉文与当地文人互动。这样自如的交流，让李文馥在异国他乡倍感亲切。这样的思想也曾流露在他与粤地友人的诗文唱和中。例如，《和广东李静仁赠别》一诗就表达了这种中越自古一家的思想，其诗为：

五百年前礼乐宗，须知不是马牛风

别来休问情长短，但记今朝此一逢。

李文馥两次赴澳门，与一些文人亦有诗歌唱和。例如他第一次澳门行中与一位叫做梁毅蓭的人结下深厚情谊，他在此次澳门之行中所作的诗歌集《镜海序吟》的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夫澳之游，余向因公历览，与粤友梁毅蓭唱酬，志行有集矣。”《以事之澳门和同舟梁毅蓭二首》：

世事枯荣似弈棋，兴来何处不相宜

行人分事诗三百，异地吟怀酒一卮

何处洋番依绝岛，无情秋夜其寒思

他与梁毅蓭这次跨越时空阻隔的相会，相当不易：

生同乡国相逢少，天限南北和处来。

此地看云曾一边，故人隔岁又重陪。

残山剩水诗中画，白发朱颜局半开。

明月不须烦记忆，珠江清兴满曾台。

此外，李文馥还有不少体现他跟粤地文人和官员交情的诗文，例如“秋叶飞霜客思驰，春风半面为谁思。”（《诣澳门分府马士龙》）及“知君剔历到如今，才一相逢感恩深。”（《赠香山县丞金天泽》）等诗句，都表达了他与粤地文人的深深情怀。

广东和澳门之行，也令李文馥大开眼界，使得他有不少新感知，因而他的诗文还描写了很多在澳门所见的新鲜事物。如《咏寒暑尺》说到了温度计：“尺以玻璃为之，分六十二度，中盛水银，天热则银浮起上，寒则退下，未尝差忒。”而当他来到“设爷稣教院，置海防码台，建楼屋，开市肆，商贾舟船多集焉” （《澳门志行诗抄序》）的澳门，见到自成一派的西化、繁荣的景象时，他勤于创作，留下了宝贵诗篇。例如他在澳门参观葡萄牙人建的博物馆时有一首诗：

《登洋人博物楼》（西洋人最机巧，楼上百物咸乐备，皆取其死者装成生样。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独立，自头至脚，骨节悉具，唯皮肉无存耳。）

却怪心思巧，能令耳目怜。骨枯人挺立，翼毙鸟飞旋。

风物重楼上，烟波八月天。纷馀奇崛 ，既问更谁传。

在澳门他还见到了玻璃窗、铅笔等新鲜玩意，令他耳目一新，例如有一首《澳门诸夷有识华字者》：

虫作书形鸟作声，稍从学习竟分明。

镜窗举白称寒舍，铅笔戳红写晚生。

未果陈相能用夏，不逢宣圣孰人荆。

何年廊庙劳筹算，遗恨江湖代代鸣。（洋人多插玻璃为窗，其笔以铅灌管中削尖为颖）

从中可见，澳门的洋人也有学汉文的。李文馥还有一首《重九后偕同事黎瑶甫、胡养轩与识字泛舟零丁洋即事》，这里“识字洋人”当指认识华文的洋人。

还有一些诗歌是对澳门社会的观察，如《澳门即事》：

海真城市沙边合，山可推沙磴道驰。

叠石铺衣峰似雪，横江撒网雨为丝。

文人笔墨还宜贾（澳门唐人多为夷人掌贷簿），胜国冠裳熟变夷。

有客自吟还自赏，一船秋月照秋飔（洋人濯衣皆曝于山上。飔，又缁，反音差，凉风也）。

这里比较有趣的是，李文馥在诗文中多称葡萄牙为“夷”，可见在他的心中，有很重的华夷观念。这也难怪，因为李文馥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熏陶，自然与内地的中国人一样，怀着文化优越感而称西欧为“西夷”，强调他们“诡异纷纷曷足论”，对西洋文明流露出排斥的心里。在他的许多著作如《西行见闻纪略》、《西行诗纪》、《夷辨》、《吕宋风俗记》、《西夷致富辨》、《粤行吟草》、《镜海续吟》中，都有立场鲜明的华夷之辨。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见识了西方的先进与强大，在那样一个“东西文化交会、新旧文明交替的大时代”，内心充满矛盾和挣扎。

李文馥的一些诗歌还表达了澳门作为贸易港的繁盛景象，如《澳门观海》：

为谁辛苦养潮胎，路尽还将一水开。

未见星槎辞北去，每添贾舶自西来。

山遭返照频移影，路入遥天几溯回。

李文馥诗文中的一些注解涉及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我们认识当时的广东、澳门的珍贵史料。另外，从李文馥的诗文中，我们也可反观越南文化的变迁。一百多年前，越南人还与中国一样使用汉文，接受同样的教育，过同样的节日，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越南语言文字乃至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变迁。例如李文馥有一首《中秋》这样写道：

风雨孤舟滞澳门，寒潮天未落黄昏。

溯来七十番秋月，是夜何曾赏故园。

可见当时越南的中秋习俗跟中国还是相似的，主要是思亲团圆；但是现在中秋节在越南演变成了儿童节，其演变的过程和时间令我们好奇，或许可以从类似的诗歌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还有，以前越南也是过重阳节的，上文中提到李文馥《重九后偕同事黎瑶甫、胡养轩与识字泛舟零丁洋即事》即可见。但是，现在越南过的传统节日主要是元旦（春节）、寒食、上元（鬼节）、端午（主要是驱虫）和中秋节，不见重阳节了。

三、广东、澳门之行对李文馥喃文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文馥的广东、澳门之行直接促成了他的几本粤行系列诗文集的诞生。不过，这几次出行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直接与当地文人诗歌唱酬和请序题词之外，他还有机会读到不少中国书籍。如上所述，越南使节出使中国还有一项公务是购书，1833年与他一同到广东的汝伯仕曾经手抄一份《筠清行书目》，其中有1672部书名，包括《原本红楼梦》、《绣像西厢》、《唐才子传》等小说。这些对他日后喃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越南古代文人，尤其是16世纪至19世纪末期以后的文人，大多数汉喃兼攻。到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汉喃文学在越南呈现出“双峰并峙、两水分流”的局面。李文馥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是通过汉文科举取士的，同时汉文也是作为使臣诗赋外交的主要载体，所以他有很深厚的汉文功底；同时，与其他同时代的越南文人一样，一些抒情性或普及性的文学作品通常用喃文创作。李文馥一生著述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喃文作品。他在广东、澳门期间深入当地生活，当地的文学形式对他的喃文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启发，这其中包括粤地的木鱼书和竹枝词的影响。在《镜海续吟》中李文馥还模仿广东竹枝词，创作了一首《老妇竹枝词》：

少牵母袂怕人来，小畹枝花学母裁；

蝴蝶尽从花外过，芳心自信待春开。

花朝顾影俏含情，杨柳池塘每听吟；

天谴南桥消息到，阿侬讵敢拟云英。

荆布劳劳事女工，强妆铅粉习春风；

终嫌野菜无颜色，不似桃花雨后红。

叶经风雨终辞枝，却羡高秋菊一篱；

长感东君遮护意，当年春态七分衷。

木鱼书是明代广东地区出现的一些粤语说唱形式，有的被称为“龙舟”、有的被称为“木鱼”。至清朝中期以后，木鱼发展为“南音”。南音作品大多是一些充满离愁别绪的爱情题材，曲调让人伤感。从历史上看，以《花笺记》为代表的广东木鱼书对越南喃传就有深刻影响。具体到李文馥，则不仅有这些历史传统的影响，还有更为直接的熏陶。上文提到的曾经为其作序的旅粤文人缪艮在清代中期即以龙舟《客途秋恨》闻名于世。《客途秋恨》曲文中有“小生缪姓莲仙字”字句。缪艮也喜作竹枝词，在其名作《文章游戏》后集有《佛山竹枝词》四首，其中谈及木鱼书，例如其四云：“木鱼歌里快传杯，不唱杨枝与落梅”。以李文馥跟缪艮的深厚情谊来看，木鱼书和竹枝词这些文学体裁肯定会对他的喃文创作产生影响。

1835年李文馥第三次出使广东时，极有可能见到广东木鱼书中有关二十四孝的作品，因此决心把这些“古之圣人贤人”的故事“演之土音”，以便“易于成诵”。回国后不久，他用喃文创作了颇具特色的《二十四孝》系列，如《阅二十四孝故事感作》、《二十四孝演歌引》、《咏二十四孝诗序》。所谓“演之土音”，正是用越南的喃文诗歌形式来改编二十四孝故事。在越南封建时代，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流地位，被作为宗教一样顶礼膜拜，称为“儒教”，与佛教、道教一起并称“三教”。在儒家思想中，孝道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宣传儒家思想的蒙学读物，其中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是最有名的读物之一。《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这 24个孝顺父母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取材《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二十四孝》汉文原文应该很早就传入越南，但是经李文馥改编为双七六八体喃文的《二十四孝演歌》之后，其故事内容才在越南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甚至被称为“圣歌”。

李文馥的《二十四孝演歌》按顺序叙述24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孝道故事。中国二十四孝故事的基本顺序和目录为：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弃官寻母、涤亲溺器。李文馥《二十四孝演歌》的24个故事不是以事迹命名，而是用人物命名，但是故事内容基本一致，具体如下：Ngu Thun (虞舜)、 Vn (文帝)、 Tng T (曾子)、 Mn T Khiên (闵子谦)、 Trng Do (仲由)、 Dim T (郯子)、Lo Lai t (老莱子)、 Quách C (郭巨)、 Khng Thi (姜诗)、 Thái Thun (蔡顺)、 inh Lan (丁兰)、 Lc Tích (陆绩)、 Giang Cách (江革)、 Hoàng Hng (黄香)、 Vng Bu (王裒)、 Ng Mnh (吳猛): 、Vng Tng (王祥)、Dng Hng (杨香)、 Mnh Tng (孟宗)、Du Kim Lu (庾黔娄)、ng Th : (唐夫人) 、ng Vnh (董永)、àm T (郯子)、Chu Th Xng (朱寿昌)、Hoàng ình Kiên (黄庭坚) 。书前抄录有汉文原文，还有陈秀颖和杜顺大的题咏（此二人1835年随李文馥一起出访过广东）。

可惜由于越南汉喃文文献不太开放，笔者尚无缘见到《二十四孝演歌》的喃文版。不过，这部书在上个世纪初即被转写成现代越南文，如今“越南书馆”等网站也录有全文可看。李文馥在全书的开头部分有一首概述为人要以孝悌为重的双七六八体诗歌，阐明一个忘记父母生养之恩的人不配生活在天地之间：

天地之人有耳目/何人不是父母生/道义明镜高悬/何人配称有情子/自古全孝之人/百事皆易成就/君不见先前圣贤/二十四孝，香泽千秋。

结论部分也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喃文诗歌，其中对全书做了总结，表达了他对先贤的敬仰之情以及演化为越南国音诗歌的缘由：

多少古人古迹传/虽千年却铭记在心/所述千古贤人/都无心逾越伦理/感念教导之功/远乡关近圣贤/灯下阅读心羞惭/欲留家范，应传国音。

李文馥《二十四孝演歌》与广东木鱼书相似，对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用大约16-20句诗歌改写，不同的是他使用的是越南喃文双七六八体诗歌形式。兹举其中第十五《黄香传》所述扇席温床故事为例，全文为总长为16句的双七六八体诗歌：

东汉黄香九岁时/母亲辞世心怀念/泪珠两行久未干/ 名声鹊起全村赞/严父起早贪黑/为人子岂敢有所忽视/夏日炎炎之时/摇扇凉枕驱蚊解暑/冬日霜浓雪深时/用身体捂热被褥/为父子得以安身/ 四季不知炎夏寒冬/孝顺行为感动郡守/赐金匾悬挂堂中/宣其年幼机智聪明/千秋之中懂得为人子之道者有几人？”

也可能是在广东、澳门，李文馥接触到广东木鱼书改编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玉娇梨》、《西厢记》等作品，回国后，他将之改编成了同名的越南喃传《西厢传》、《二度梅》和《玉娇梨》等作品，其中《西厢传》是长达1744句的六八体喃文诗歌。据越南学者阮芳之（Nguyn Phng Chi）研究，李文馥是在晚年，即1841年出使燕京之后到他去世之前创作的《西厢传》。也有人说《西厢传》是李文馥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即1825年以前的作品。不管怎样，由于广东与越南毗连，中国的小说戏曲传入越南十分方便。目前学者们大都认为李文馥的喃传《西厢传》、《二度梅传》和《玉娇梨传》是从中国戏曲小说演化而来，而很少关注其受木鱼书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我国对木鱼书的研究不够，还不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国家所了解；另一方面，对中越文学交流中广东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欠缺研究。

自此，笔者对李文馥《西厢传》作简要分析以观察它受小说戏曲影响的同时，可能受到的木鱼书的部分影响。和广东木鱼书《西厢记》一样，《西厢传》采用叙事长诗的形式。它们都诞生在王实甫《西厢记》之后，但是出于文体特征，都删除了一些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描写，更多倾向于对人物情感和环境的抒情描写。笔者对比了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元代王实甫的戏曲《西厢记》、香港五桂堂藏版的广东木鱼书《正字南音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全本》和越南李文馥《西厢传》后，发现李氏改编之作虽然主要人物及故事情节基本因袭中国文学，但其写法受到木鱼书和阮辉嗣、阮攸等越南士大夫喃传的影响。例如开头部分他并不是从张生登程写起，而是先用了六句与全文内容无关的入话诗引出《西厢录》一书，接着才讲述其中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从翠莺莺的身世和美貌写起，直到第127句才出现张生这个人物形象，这种写法类似于阮攸《金云翘传》的写法。煞尾部分以“才知人间缘分/人算不过天注定/才子仙女一相逢/心为根来缘为枝/《会真记》一览无余/金圣叹也曾评《西厢》/我也愿意讲崔张/鄙俗之言写古今/读者能看则看/若不喜欢，请读《金云翘传》”这十句总结全文，其中“《会真记》一览无余”一句里提到的《会真记》 ，即唐人元稹（779－831）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张生与莺莺的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相传为作者本人的故事，后来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都是依据这部小说而来。而“金圣叹也曾评《西厢》”句里提到的《西厢》是王实甫《西厢记》，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可称为“天地妙文”，但他断言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李文馥这两句诗既表明他曾经接触（或者至少熟悉）《会真记》和《西厢记》，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小说戏曲原本很多是世代积累的，后人翻改是常见的，因而他也可根据情况进行翻该。最后几句是谦辞，结尾一句还直接提到了《金云翘传》，也可见他改编的目的。

如果细读李文馥《西厢传》，会发现他在许多细节方面加以了改造，最后把《西厢记》这样一个在中国本土宣扬离经叛道、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演变为了一个传统的、深受伦理约束的才子佳人故事。这当然是由于他作为士大夫，身居高位，深受儒家忠孝节义等传统思想影响，不能去直接套用中国戏剧中那些逾越礼教的描写，而重笔墨于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及其风流雅趣的爱情。从这一点来看，《西厢传》比原作的张力大大降低，甚至是改变了原作的本质和意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否定李文馥《西厢传》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创新，才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在域外有了新的面貌和生命，而这正是文学交流与碰撞的真正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越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19世纪30年代，广东（含澳门）与越南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因李文馥等使节的直接造访有着特别生动活泼的局面。当时的中越文人，虽然言语不通，但是借由共同熟悉的汉文进行诗文交流，他们之间既有文人团体的集体唱和创作，也有个人间交往带来的赠答酬唱、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等等，这种高会惜因缘、海外存知己的诗缘交汇，虽其中不免有国语推崇溢美之词，但总体而言，其所呈现的水平依然值得肯定。同时，通过李文馥等使节的来访，中国的一些书籍（含大量文学作品）通过广东地区传播到了越南，尤其是广东木鱼书对于越南喃传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一些19世纪30年代刊印的喃传作品，其刊印地点上还写着“广东佛山”的字样，这既表明越南与广东地区文学交流的活跃，也说明当时广东的印刷技术水平之高，其刊印成本低于越南本土很多。

时代与环境对于艺术的影响巨大深刻，19世纪30年代在欧美国家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大放异彩之际，在所谓遥远的东方，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越文人之间的交往，所流行的依然是诗歌唱酬等阳春白雪似的文学交流形式，这是因为长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在人们的观念中，诗歌是正途，小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和末流。如今，这些诗文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越文学关系还是广东和澳门的地方文学、地方志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其中蕴含的不少秘密还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南亚系越南语教研室副教授

文章来源：《海洋史研究》（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