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徐则臣与平野启一郎探讨自我：不要变成现代的孤儿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恋人、亲人、上司等不同对象，“多幅面孔”已经成为当代人的生活常态。多样化的面孔让人不禁思考，哪一面才是真实的自己？
8月15日，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和日本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做客作家书店，带着各自的新书《从一个蛋开始》、《何为自我：分人理论》，与现场读者说起现代人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困境。

8月15日，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和日本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做客作家书店。刘欣雨 摄影
真正的自我不止有一个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会有不同的身份，遇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中变成不同的自己。”平野启一郎说，他想探讨的就是人在现代社会中可能面临的认知困境，以及人应该如何在社会变化中生存并实现自我价值。
事实上，“何为自我”的命题与个人生命观和生存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真正的自我只有一个，那么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多元自我，也就成了虚伪的社交面具，给人的成长和生活带来了认知上的道德压力。基于此，平野启一郎主张对“个人”单位进行细分，提出“分人主义”概念。
在他看来，人并非是不可分割、或是只有一种个性的，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人格，分人之间只有比例差别并无主次之分，只有把所有的分人集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分人理论”源于平野启一郎对个人身世和生活际遇的思考。他于1978年出生于福冈北九州岛市的一个小地方，在他出生之后，钢铁工业日渐惨淡，直接影响了老家的经济发展。那时，年幼的平野开始涌现忧虑不安的情绪，暗叹自己“大概就要在这种没落下去的小城市过完一辈子吧”。
出于想要逃离故乡的迫切心情，平野迅速做出了选择，但是作为一个来自小地方的人，对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天然有一种抵抗感。在地域迁徙和身份变化中，他逐渐陷入自我认知的困境。
平野启一郎指出，“人不只有一种个性、一个性格，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都会以不同的真实自我应对。如果真正的自我只有一个的话，那么不同的人格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人生也会因此而苦恼。”
对于当下日本年轻人自杀率高居不下的社会现象，个人在不安定的职场环境中产生的迷惘情绪，平野启一郎建议，容易陷入自我恐惧的人应该放弃“人的个性不可分割”的想法，试着接受“分人理论”，想象自己的生活中有无数的分人，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面，并以此作为立足点坚强地活下去。患有人际交往恐惧症或容易制造冲突的人，可以试着在人际接触之初，从共通的地方建立对话，建立信赖感之后再去谈论矛盾和分歧。
“理解个人的多面性，尊重各人的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和谐。”

日本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的《何为自我：分人理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是一个洋葱还是一个桃子？
“平野从个人生活开始谈起，跟他写这部书有很大的关系。”徐则臣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举例，“我们跟恋人在一起时，经常表现出一个方面；跟领导在一起时，表现另外一个方面，包括跟父母也是这样。”
人面对不同对象和不同场合就要带上与之对应的面具，而“一个人总是有很多面具，有些面具是假的，有些可能是真的。如果仔细追问，假的面具是怎么来的？其实也是从内心出来的。”所以，“真实的自己”、“虚假的自己”都是伪概念，每一个分人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分主次。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个人的本质，或者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本质？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日本社会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种奇怪的疑问，人到底是一个洋葱还是一个桃子？如果是桃子，把桃肉吃完剩下一个桃核，那就是桃子的本质；如果是洋葱，一层层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不存在本质这一说。过去，“我们脑中的思维定式总认为，一个人的个性、自我是不变的，是硬梆梆存在的东西。但是平野启一郎想探讨的是，可能未必存在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徐则臣感慨道。
回忆起过去的经历，徐则臣坦言自己虽然在上海呆过几年，却一直觉得对上海这座城市缺少足够的认同感。“在北京，我即使迷路，钻进死胡同都不怕，但在上海走单行道都晕。”所以人们经常在文学上探讨“外地人进城”的主题，执着于思考环境变化之后“我是谁”的问题。“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能否平等对话”、“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内心是否有不正常的情感”等等问题关乎人的内心，关乎人的幸福，关乎人的生存发展。
“尤其在今天这个越来越透明、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晰自己的定位。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认清自己要怎么办。”徐则臣认为，自我认知的问题在今天尤为重要，过去有些人一辈子稀里糊涂，从来不去考虑如何认识自己，平野启一郎这本书恰好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

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新书《从一个蛋开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现代的孤儿，回不去的故乡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向乡村推进，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人与故乡、人与家园的关系。“这些年，我的老家发生很大变化，那些最熟悉的东西，那些所谓的乡愁，都在城市化的铁蹄之下烟消云散了。”徐则臣回忆，老家门前的那条河消失了，河道填上了平地，种上庄稼，和其他的乡村没有分别，“我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种感觉很难过。”
“我们的确希望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但是回过头会发现，你跟这个地方血脉相连的附着物，房子、树、路、河等这些东西，让人产生身份认同的东西全都不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也跟着飘起来了。”徐则臣说，直到某一天，连我父母都搬离了这块土地，我就不会回去了，那时候我跟故乡的关系只剩下籍贯。
谈到保留历史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徐则臣认为，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发达城市既能实现现代化，又能在细枝末节中看到历史的痕迹。当每个人见到那些老物件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是我的根。“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我希望它是新的，但是这种“新”是有规划的，有原则的。在新的同时，能够让我们找到回去的路径，不要完全把过去切断了，把我们悬在半空，变成现代的孤儿。”徐则臣说。
平野启一郎回应道，日本社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古老的建筑应该保留还是翻新。有些被地震和海啸摧毁的城市曾经真实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是把有象征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重建，还是完全建造一个新的城市。对于怀旧者来说，他们的故土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高大建筑，而是路边的小店，走过的小巷口，所以，如果不把所有城市建筑全部重建，还是没办法找回原来的记忆。
“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同过去的记忆紧密关联。”平野启一郎期望，“通过现代科技，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虚幻的东西重现城市旧貌，虽然是虚幻的，不能触摸，但对于现代人内心来说，也算是一种补偿和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