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一国两制”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一国两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说起千年前辽朝也已实行“一国两制”，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情。有人认为，辽朝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推行的“一国两制”，它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个最早的成熟参照样板。

说起辽朝的“一国两制”，有一个名为韩知古的汉人不能不提。他是辽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朝势力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把持了辽朝的实质大权。

让汉人管理汉人，是辽朝立国之初就有的一个创举。当时契丹境内汉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乱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掳掠的。韩知古6岁时就被掳去北方，但“因祸得福”，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淳钦皇后）一起进入辽朝皇宫，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以后阿保机又委任他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礼仪。

不过，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冲击，让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

于是他接受一位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在境内建立了许多州县城堡（又名“头下军州”），将汉人集中起来，保留他们原有的习俗。头下军州是辽朝特别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就提到了阿保机建立头下军州的情况：“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强大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成为头下军州的早期雏形。《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军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这里的“投下州”就是头下军州。可以说，头下军州管理模式的成功，为辽朝在征服的渤海国和燕云十六州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

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给他的“父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献上一份大礼——登记燕云十六州田产和户口的“图籍”，从此辽朝按籍索赋，按图征税，正式成为该地的新主人。这片土地不但地域辽阔、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还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地。

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范围，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长城与游牧的契丹人为界，汉人人口超过40万户，人口总数远远超过了辽朝腹地的10万多户契丹族，成为辽朝第一大民族。

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汉人，成为辽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炉：燕云十六州启动汉人管理模式，契丹则延续部落式旧制，这就是《辽史·百官志一》里所记载的“以国制（辽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自此正式开始了“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

“官分南北”是“一国两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一》）也就是说，“北面官”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便是辽朝“一国两制”实行后最早任命的一批汉官之一，从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后做到西南面招讨使。

辽朝灭亡100年后，契丹皇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耶律楚材，已成为一个地道的儒者。当时蒙古贵族以征服者的姿态驾临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建议：“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中原才免遭成为蒙古人马场的厄运——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国理念在百年之后依旧产生着影响。

辽朝的“一国两制”，也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某种制度基础，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国的“一国两制”上，也能看到辽朝的影子，比如说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一国两制”治国思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