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医生被捕：高尚的选择，需要法律护航

文/马进彪

安徽53岁的李萍重伤入院，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弃治疗，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被宣布临床死亡后，肝肾器官被摘除，家属获得20万“补助金”，但她的儿子发现“捐献”有假。县红十字会证实，“捐献”并非通过正规途径，“是医生的个人行为”。8月13日，县检察院表示，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罪，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澎湃新闻8月14日）

在医疗手段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客观现实下，一些患者得了难治之症，这不但给患者本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属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目前医疗现状下，一些难治之症的最后希望，就寄托于更换器官，但这需要捐献者家属的同意。为了能挽他人的生命，而捐献自己家人的器官，这样的器官捐献，是死者家属高尚的选择。

在目前器官捐献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的法律规定，并设置了严格且严肃的必要程序，而这一系列庄严肃穆的程序过程，既是为了体现社会对死者的伦理与尊严，也是为了体现对其家属高尚行为的肯定与尊重。这里面的深刻内涵更在于：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尊重，并不会因为人的逝去而在他身上消失，而应当更加庄重地存在并再现出来，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而从这个案例来看，其“捐献”过程其实就是一起典型的暗箱操作，因为它绕过了法律规定的程序，纯粹是医生的个人行为，而其中更是暗含着利益的链条，在所谓的“捐献”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获取巨大的私利。从这起案例的细节可以看到，那位医生曾通过中间人给出过46万元“封口费”，而这仅是一个环节而已，由此可以想到，在整个黑色链条上会存在多么巨大的利益空间，和涉及到多少黑色利益人。

对于这起案件，当地检察机关表示，“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罪，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应当说，这样的法律程序，在目前法律规定下是必须的过程，但“辱尸罪”的定性是否有些偏轻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侮辱尸体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可以看出，未将这些人定性为“出卖人体器官罪”，在刑期震慑力上还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与巨大的利益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否有些偏低？

而另一方面，器官捐献如果在目前较小代价下仍有医生的个人操作，那更是细思极恐的事。因为在一些情况下，病人家属并不能准确判断病人的生命状态，而一定会听从于医生的安排和判断，但由于医生存在着利益的冲动，那么所谓的“判断”就可能暗藏“杀机”。

因为如果医生主导了器官捐献，或捐献的时机，那么就可能为了利益而生发恶念，因而这里面存在着太大的善恶空间，此时医生给出的“判断”，就会有利于“器官捐献”的下一步，甚至本身就是为了达成“器官捐献”的目的。而这样的场景，当然还可能被人恶意利用，比如在国外发生过的为了财产继承遗嘱的不再生变，而成为披着“器官捐献”外衣的谋杀犯罪。

就客观现实来说，需要器官更换的患者与有意愿捐献的本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量缺口，而且这种情况也很难马上得到缓解。因此，一方面需要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器官捐献的数据库中来。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程序，不但要严格恪守，而且还要从立法层面提高代价成本，加大震慑力，让器官捐献者和他们家属的高尚选择，得到法律的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