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公民兵制度的确立：公民、士兵、土地三者的结合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已经意识到，在军事组织和政府类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王政之后的第一种政府形式由战士组成，最初是骑兵。那时，骑兵拥有社会威望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富有。

马匹需要广阔的、水源充足的牧场，而这种牧场在希腊土地上很少见，饲料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保养费也非常之多，只有具备特权的极少数人才能够养的起战马，所以能够支付起骑兵强大开支的贵族掌握了政权。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那些能够制备武器的人重要起来，更多的人分享了权力，重装步兵取代了骑兵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

一、僭主政治对社会权利进行了重新分配

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就兴起于从贵族政治向重装步兵政体转变的节骨眼上。我们说，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人民的利益与僭主统治者之间的利益是重合的。僭主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平民的政策，解决了下层平民的不满，对社会权利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随着第二代统治的日益专断，他获得的支持受到削弱，并最终被日益成熟的公民阶层所推翻。

但是，作为城邦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僭主政体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平民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统治下得到了提高和巩固，为他们后来的公民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

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富人阶级的出现，使得希腊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雅典，梭伦改革打破了贵族统治阶层对农民土地的控制，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确定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并按其土地收成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四个等级，使公民的土地财产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小农民阶层纳入了城邦的政治体系，雅典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起来。

在斯巴达，来库古改革在斯巴达确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奴隶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体育锻炼制度成为斯巴达城邦制度的最大特色。它要求公民，特别是男性青年公民过军营般的集体生活。

在这种制度下，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拥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平等份地制度的实施则保障了他们基本的生活，也是维持城邦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在古希腊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分得份地才能成为城邦的职业士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平等份地的分配实际上标志着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三、重装步兵的出现

随着贵族统治的削弱，骑兵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重装步兵的出现，打破了贵族对军事的垄断，提高了那些能够自备武装的小农在社会中的作用，使他们实际上变成了挑战贵族特权地位的社会力量。

考古材料表明，随着重装步兵使用的新式盔甲的出现，希腊墓葬中便不再有武器作为随葬品了。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拥有武器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因此，死后也要把武器带到坟墓中，以继续表明自己的身份。而这些人只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贵族。但是当重装步兵出现后，战士职业已经大众化了，武器也不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了，所以，贵族们也无需将其带入地下，而对构成重装步兵的广大小农阶级来说，武器是十分珍贵的，当然不可能把他们带入地下。

但是，对于重装步兵出现的具体时间，目前还难以确定。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7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在南部希腊的一些地区已经存在这种重装步兵制度。

然而，由于环境因素的不同，希腊各地采用这一新兵制的时间并不一样，在一些地方，这种变化就比较晚。对于它出现的原因，我们也是无从把握。可能的解释是，南部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的领土争夺，最终导致了这种作战方式的运用。

根据现有史料，重装步兵最早可能出现于南希腊老牌军事强国亚哥斯，时间不晚于公元前710年。希腊有史可稽的第一次用重装步兵作战的战役，是公元前669年亚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胡西亚之战。

原则上，20岁—60岁的公民都是保家卫国的战士。但是，由于希腊当时所有士兵的武器均由个人承担，所以，能充当什么样的兵种，要根据其所拥有的则产及所能提供的装备而定。重装步兵相对需要财产基础雄厚一点的，故其主要来源是公民中的中等财产阶层，而那些较贫穷的公民往往只能充任轻装步兵或桨手。

重装步兵出现后，在300多年里一直是希腊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在一系列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斯巴达之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并长期称雄希腊大陆，所依靠的就是那强大的重装步兵。在抵御波斯入侵的战争中，死守温泉关的300壮士，就是斯巴达人的代表。雅典重装步兵在马拉松战役中以少胜多，大败波斯人，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成为希腊人的骄傲。

四、公民兵制的确立

土地的重新分配及重装步兵的出现，为公民兵制的确立提供了前提。

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使得古希腊的公民权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拥有土地成为一个公民首要的标志，公民权也开始与政治权利结合起来。而重装步兵的出现打破了贵族突出个人的作战方式，作战方式的变化使得拥有土地的小农阶级在战斗中的作用大大提高，有助于冲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重装步兵作战方式的盛行，使得当时希腊社会出于一种两难状态：

一方面，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加紧对平民的剥削；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平民去打仗，保护城邦，平民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日剧增。平民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其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增无减，改革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雅典梭伦改革确定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并按其土地收成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四个等级，使公民的土地财产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小农民阶层纳入了城邦的政治体系。

除此之外，在兵制分类方面也同样按照财产的多少进行了分配：收入达500和300斗谷物者为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收入200斗的为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收入少于200斗的为第四等级或无产者，提供轻装步兵或桨手。雅典青年到18岁，开始军训，一年以后经检阅合格者领取武器，次年进行野战训练，此后服役到60岁。兵民合一、装备与给养自备，士兵战时出征，平时解甲归田。这也是古希腊公民兵制的共同点，即公民、土地、战士三者密不可分。公民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戍边从戎，既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拥有土地不仅是公民的特权，还是他们从军的前提。因为习惯上所有军事装备一律由公民自费配置。

斯巴达的情况则不同，斯巴达的公民兵，给养及装备全由希洛人提供，国家概不负责。这主要由斯巴达特殊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状况所决定。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也像其他希腊城邦一样，处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来库古改革登上历史舞台。

改革内容主要有：创建元老院、重新分配土地、实行共餐制及职业化的军事制度等。其中，土地的分配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它构成了斯巴达城邦制度的基础。黄洋在其《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中指出：“份地的分配使得斯巴达社会的下层获得了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参与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从斯巴达城邦独特的社会制度来说，有了份地的经济基础，斯巴达人才能成为共餐制的一员，也才能成为职业士兵；也就是说，他们才能成为城邦的正式成员即公民。”。

来库古改革，把所有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变成了职业军人，除军事训练外，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及谋求利润的工商业活动。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斯巴达成为早期希腊一个典型且异常的“重装兵城邦”，就是这个异常的重装兵城邦在门丁尼亚战役、温泉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斯法克特利亚、门丁尼亚等战役中创造了不朽的神话，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依靠钢铁般的军队战胜了雅典，一度取得了整个希腊世界的霸权。

小结

在移民运动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希腊僭主政治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又将希腊推向了社会变革的边缘。面对日益深化的平贵矛盾，希腊进入了社会变革时期，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例，梭伦改革和来库古改革确立了土地在公民参与政治方面的重要地位。重装步兵的出现，也使得广大小农阶级开始跻身政治管理的行列。公民、士兵、土地三者相结合，公民兵制得以确立。

参考文献：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

刘松涛：《早期希腊僭主政治性质初探》

郭小凌：《希腊军制的变革与城邦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