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Hongkong”不是你真名?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因为背后站着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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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球商业地理 NO.22


  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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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珠 赢过赞羡/赢过一串暗淡艰苦的挑战/无言地干 新绩创不断/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存不变/繁荣共创 刻苦永不倦/龙裔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光辉一片

  ——1986版《东方之珠》,

  罗大佑作曲、郑国江作词、关正杰演唱

  余东璇在香港修建“余氏三堡”时,参考的是英国的白金汉宫,但是怕开罪当时的英国人, 所以把古堡分为三部份:主宅在般咸道, 为44至46号的Euston,其左右部份则分别建在浅水湾和大埔作为别墅之用,前者是Eucliffe,后者则是汀角路红楼。

  这是一个比王思聪更会玩、更出手豪绰的“创二代”。他前后大概有十位数妻妾,但都不是那种低值的网红大V、十八线小演员,而大多是良家妇女,不乏城中名媛。而且,他多情,也用情。曾为女人买下新加坡一整条街。大胆的做派,让那些描写霸道总裁只能想到承包鱼塘的写手,秀出自己想象力贫瘠的上限。

  但这又无可厚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打拼下来的。21岁那样,余东璇接手自己在南洋的家族业务时,因为叔叔们的挥霍无度,家族渐渐变成了空架子。但是他硬是用自己的肩膀,以及敏锐的视角,扶大厦于既倾。除了传承并光大了父亲为助矿工摆脱鸦片的毒害而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开设的“仁生”药铺(即余仁生老字号的起源),还在南洋开锡矿、种植橡胶,大发其财。

  尽管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让东南亚的华人深受其害,但他迅速转型,将矿业、橡胶生意迅速转入银行业这一重心业务……更重要的是,他两次“迁都”,先是将家族企业迁移到已慢慢崛起为东南亚金融、贸易中心的新加坡,后在1928年将总部从新加坡迁往香港。这也让他在撑起父亲去世后开始中落的家族的同时,还成为与著名华侨领袖、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齐名的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华人。

  大概是为了安顿众多的妻妾和子女,也或许是听从了某位相士的指点——只要不断兴建堡垒, 便可长寿。所以他走到哪里,就将豪宅修到哪里。而且修得跟城堡似的。前前后后,大概有12栋之多,它们大多位于地理位置风水讲究之处。


  【图说:余东璇古堡】

  也就是这些豪宅,曾迎来过不少贵客,其中一位便有日后搭建了娱乐帝国的邵逸夫。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但名字早已出现在故事长片《珍珠塔》银幕片尾(摄影师)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早先看过《珍珠塔》的余东璇,便邀请邵氏兄弟来家做客,而且亲自出门迎接。让邵逸夫眼前一亮的,不是他的盛情,而是他身边站的一位女子,身着白色连衣裙,相貌清新脱俗。她正是邵逸夫日后的首任妻子——黄美珍。

  当余东璇和邵仁枚在书房谈业务合作意向,黄美珍则陪他在花园游玩。也许年龄相近,加上互相欣赏,两人最后走得很近。但让人为难的是,黄美珍当时是余东璇的女友。日后,在香港摄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开创了中国有声电影的新纪元,并大赚了一笔的邵逸夫,找到余东璇吐露他和黄美珍相爱之事时,这个也曾一怒为红颜的男人沉默片刻,哈哈大笑说:“君子成人之美,老弟既然和美珍真心相爱,就不用顾及这么多,难道让美珍一辈子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吗?”

  1937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在新加坡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那天,余东璇还送来50万元的大礼表示祝贺。正是得益于姐姐型贤妻的打理,邵逸夫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心打拼事业。


  【图说:邵逸夫与发妻黄美珍】

  不过,余东璇成全了邵逸夫,上天却没有成全余东璇。1941年,尽管建有余氏三堡,他还是因中风而病逝大埔红楼, 享年64 岁。

  但不幸中的万幸的是,他也因此无须亲见日军在他那Eucliffe古堡内的残暴行径。

  这一年的12月,日军南下攻占香港。8日渡过深圳河,25日,港督杨慕琦便接受到英国政府“放弃抵抗,向日军投降”的命令。攻占香港之后的日军,将战俘们带到了Eucliffe,先是殴打,再是枪杀,然后将54条尸体从悬崖上丢下去。余东璇也许想不到,平时在香港作威作福多年的英国人,居然就这样丢了香港。

  1.

  >>> 英国人一开始对香港

  并没有抱太大期望 <<<</strong>

  1840年之后,英国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逐步强占了香港。

  尽管一开始,英国人梦想的是位于“物产丰盛,人口稠密”中国东海岸的一个岛屿,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中国沿海所有城镇的商人和居民,为了和在那里定居的英国臣民进行贸易而自由前往”,这也让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富有地理和战略价值的舟山一开始成了英国人最初的选择,远非那个“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贸易,作“修建房屋来隐居”的“荒凉的香港岛”,但是由于鸦片走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而且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优点,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相反在岛屿众多的舟山难以立足,最终让英国人选择了香港。


  【图说:1845年香港海湾】

  只是,刚开始的香港只是作为鸦片贸易总部,而非长远的自由贸易港和军事基地,这说明了当年的英国人其实对香港也根本没有信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关爱,所以也根本没法预料到,他们从中国夺去的香港,竟能发展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的巨大中心。

  从根本上来看,这得益于香港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因为连年在东南地区与清政府展开戮战,导致了内地的大量人口不是躲进了有租界保护的上海,就是移民香港。这不仅为香港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也因为有不少豪商大户,给香港带来了重要的财力资本——这对香港的未来尤为可贵,毕竟香港此前只是靠鸦片贸易这样的“黑产”而维系运营,显然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不难预见,香港如果继续这样,很容易就失去世界大港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这一次的人口迁徙,开始推动香港实现自身的转型,并为香港的腾飞奠定了自己的物质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香港的财政收入已经变成十分之九是靠华人出钱的局面。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把香港当成了自己说了算的地方。自从开埠,这里的商场就是以英资为主要支柱的。华人资本在英资面前,只是走卒角色,只能以买办的面目存在于香港。而且,它对华人的统治,也同样表现为专制和暴力。为了确保欧人生命与财产安全,除了军队和警察,港英政府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专制机器的强制性功能发挥到极致。华人在香港没有行动自由,而居住区也受到严格限制。直到第八任总督轩尼诗上任,才废除了公开鞭笞、烙刑和流刑。在政治上,“每当讨论地方公共利益问题时,华人从未被获准参与听证。”


  【图说:英国人摆设哨站,图为位于九龙半岛中英边界,即今日的界限街。摄于1898年】

  虽然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涨,香港华人势力不断壮大,港英政府才像挤牙膏似的发放出了一点点政治权力。直到1880年,香港立法局才开始有华人议员一名,即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的伍廷芳。但用轩尼诗的话说,“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也正因为看到了在香港的困境,很多华人精英对港英政府的政治运作不再关心,而把热切的政治眼光投向内地,以祖国大陆为其基地选择和价值取向。1883年议员期满,伍廷芳便离开香港北上天津,加入李鸿章幕府。辛亥革命后,他又加入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曾主持南北议和,迫清室退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港英对香港的统治,都淋漓尽致地体现这样的理念:保证统治,但不给华人民主。日后,在面对日军侵略等问题上,它又展现出另一幅嘴脸:你必须要交钱给我,但我对你绝不负责。

  哪怕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对香港的统治还是老式殖民地思维,华人在政府只能做基层工作,也没有任何发言权。民意只能透过港英委任的少数太平绅士反映,法律和政府文件都是英文本,一半人民既不理解,也无法争取任何权利。

  当然,港英统治下的香港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2.

  >>> 抗战时期的香港,

  同样躲不过日军的残暴 <<<</strong>

  比起荷兰的殖民政府贪婪无赖、蛮横凶残,对印尼的统治是敲骨吸髓式的,尤其对华人华商更是不择手段,穷凶极恶来说,英国人相对没有那么“野蛮”,多少还愿意给当地点权力。

  当年的南洋糖王黄奕住就倍受盘剥。一战后,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其补交各项“战时所得税”共计1500万盾。这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与此同时,他又面临着被逼入荷兰籍,或者日本籍以寻找保护的风险。所以,思虑再三,他最终在51岁时,悄然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这无疑也是余东璇将总部迁移到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之前,尽管全国上下一片风雨飘摇,但英国人的面子多少还有点管用,香港相对安全。

  1939年6月,刚读初中的李嘉诚与家人辗转到香港,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

  董浩云也在1941年3月,跑到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后易名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CMT,简称“中国航运”)。此前,他在内地的航运事业,刚刚起步,就横遭日军的摧残。恰恰好,在他大儿子董建华四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挂着英国国旗的玩具船,不禁恍然大悟,于是他在香港注册公司之后,就在自己的船上都挂上了英国国旗。这一计谋果真维系了他航运事业一段时间。

  此时的香港,也成了一堆文化名流的聚集地。从香港沦陷后,经东江游击队营救离开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士将近300人——其中大部分是战前活跃于上海的——就可以看出,1937年之后的上海文化人迁徙到香港的数量之多。

  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里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最早的“文艺女青年”——萧红。

  当时的她曾转移到陪都重庆,但日军对重庆的频繁轰炸,让她对警报不胜其烦,为了能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她和端木蕻良在1940年1月17日,悄然飞赴香港,寄居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从这一日到1942年的1月22日,不多的两年,成了她短暂一生最闪光的阶段,也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完成了代表作《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此外,她还与在此的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柳亚子,还有史沫特莱等人交往,办刊物、开大会、纪念鲁迅、宣传抗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然而,在1941年秋天,她住进了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从此病倒。祸不单行的是,她离开了重庆,却躲不开日本人的如影随形。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进军东南亚,欲打开通道,寻找石油等资源。对香港,它们也同样不再碍于英国人的面子,毫不客气。


  【图说:日军进攻尖沙咀火车站】

  外面的炮声隆隆,让病床上的她恐惧不已。接着不停地逃难,不停地躲避炮火,连正常人都不堪辗转折磨,何况被疾病缠身的她。

  偏偏后来她又遇上了庸医误诊,喉咙上白开一刀,身体和精神一落千丈,在“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自怜自艾中,于香港圣士提反红十字临时医院闭上眼睛。她痛恨日本,但遗体不得不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

  此时的香港,早已进入了被日军蹂躏的“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1923年出生于香港一条破船上的霍英东,也只能辍学,自谋生路,先后当过船上的烧煤工、糖厂的学徒、修建机场的苦力,开过小杂货店。也曾为了创业,在荒岛上生吞螺肉、吃海藻,什么苦都吃过了,最后却被迷上吸毒的合伙人骗得一无所有。

  随着港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寄居的李嘉诚又碰上了父亲因劳累过度,染上肺病去世,和霍英东一样辍学谋生,会看相的同乡认为他“眼眸无神,骨架瘦弱,未来恐难成大器”。他先是在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到这里之后,他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只是他们再不济,也比其他同胞的命运好。为了减少香港的粮食负荷,日本推动归乡政策,欺骗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它们声称去海南岛有饭吃,结果船到公海,受骗者便被日本人扔下海,生还者凤毛麟角。

  战后,香港人口由160万,下跌至不足50万,除了部分离开香港,很多人都是被杀死或饿死。

  透过浓厚的炮火余灰,香港看不清自己的未来。到最后,还是勤劳、勇敢的华人,为香港抹去了厚重的灰尘。

  3.

  >>> 华商崛起 <<<</strong>

  1948年,董浩云举家迁往香港。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甚至因为在二战期间大量砍伐柴薪,香港在1940年代后期大致上已成为绿树难寻的不毛之地。但董浩云认定这个自由港,一定会有未来。

  此时的他,随着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在抗战胜利后均已收回,已经不需要再依赖“英国旗”才能干事业了。而且,他还将眼光放得更远,那就是开拓国外航运,进入世界性海运市场。

  为此,他将自己手下的“天龙”号投入到国际航运当中,试航大西洋,并于1947年8月4日由上海发航至南库页岛,承运新闻纸经新加坡、亚丁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而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法国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复于1948年2月,由法国哈佛港横渡大西洋,驶往美国诺福克,承运煤炭至比利时安特卫普……完成了国轮穿越太平洋、横渡大西洋的壮举。

  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病榻上的董浩云精神为之一振,一气吟成七绝四首。“国航史上空前笔,书生志高意气扬。”然而,世界近在眼前,但内战的爆发,却制约了他的梦想。为了不断扩大自身的航运事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只能将眼光再次投向香港。


  【图说:媒体对天龙号竞相报道】

  此时的香港,由于国府无能,即使抗战胜利,也在大国的博弈中,让英国人重新接管。

  到了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广州之后,所有人都以为要接着直指香港,第4野战军15兵团甚至已经集结在了香港与内地的边界,但和国民党当年的被动放弃相反,这次解放军却是主动刹住了自己的脚步,没有改变香港当时的现状。所有的一切后来都被证明是英明之举——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国际敌视和包围,需要有香港这一个气孔,帮助自己沟通海外关系。

  这也让香港在抗战之后再次成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野政客及富有商人在亚洲的最佳庇护所”。当时香港著名大饭店的大厅内,一时挤满了从上海逃难而来的富商巨贾,一到喝茶时间,上海话不绝于耳。

  有文章曾提到这样的一个数据,1946年至1950年,从上海等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不少于5亿美元。仅1949年8月11日一天流入港澳的黄金即达2万两之多;

  还有这样一个数据,1947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27.7亿港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增长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了50亿港元。等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经超过250万。

  某种意义上,香港数次繁荣昌盛,都少不了内地的资金和人才的流入。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抗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因为自己特殊的地位而坐受“红利”。

  一次次的输血,再加上战后婴儿潮,香港不仅重新容光焕发,而且制造业也进入繁荣时期。电子、钟表和玩具出口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一,这时,香港与韩国、台湾、新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

  数年之后,和父亲包兆龙一起到香港闯荡天下的包玉刚,围绕着日后的生计进行了一番辩论。包兆龙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认为大陆解放后,香港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经营地产业大有希望。

  包玉刚却另有主张,那就是像董浩云那样搞航运,因为香港有极好的港口,而且是个自由港,经营航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种观念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我爸爸说我傻,”多年后包玉刚回忆说,“他说,你对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识啊,怎么去做?本钱很容易就会贴掉!”但是,身为宁波人,从小就生活在江边海边,让包玉刚即使是个“旱鸭子”,也对大海充满着感情。

  父子两人道不同,却理相同。有例为证。霍英东后来去搞地产了,甚至还创造了卖楼花,也就是用买房人的“定金”来盖房——在内地被称为“预售”的“惊世之举”,成名;李嘉诚也从一个店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对时势的把握,创办“长江”,并成为“塑料花大王”,但最后也去搞地产,迅速辉煌……包玉刚倒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在37岁那年,专程从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排水量只有8200吨,而且已使用了28年的旧货船,然后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 并成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自己通往世界船王的第一步。但到最后,他也弃船登岸,搞起了房地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搞航运就没出息。

  相比较董浩云,包玉刚是半路出家,但两者对航运都有着无比的热爱,而且都能审时度势、富有创新。

  像董浩云,敏锐地观察到全球货柜业运输是航运业划时代的一个巨大转变,为此他果断地将旗下几艘战时生产的胜利轮改装成能够装载300个标准货柜的货柜船……从而奠定了董氏集团日后实现全球货柜化运输的深厚基础。此外,他又预计到战后的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量必定大增,认为油轮容积越大、载油量越多,成本就越轻,也就越符合经济规则。因此他很早就开始筹划建造大型油轮,并一直坚持不断,1959年建成“东亚巨人”、1960-70年代建造“维”字型超级油轮(20万吨左右),直至1980年建造56万余吨的“海上巨人”,从而打破世界纪录——果真,随着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此举令欧亚航线被迫伸长,对油轮的需求大增,董浩云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而包玉刚则在当年一改“计程租”也就是“散租”的做法——即根据货主的需要把货物运到某地,然后根据这一个航次结算运费。这样做的好处是运费收入高,而且“现得利”。这也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董浩云这样做的。相反,他第一次租船就是“长租”,即把船租给一个固定的客户,而且租期是9个月,甚至可达12年,这样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当香港的航运业在1957年一度出现萧条,运价跌倒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相反,包玉刚却旱涝保收。


  【图说: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包玉刚作封面】

  更重要的是,包玉刚靠诚信从汇丰银行搞定了第一笔贷款之后,汇丰银行便将其作为扶持对象,深度参与其航运事业。

  也正是在1957年这一年,鉴于香港经济在腾飞,邵逸夫把事业中心搬到了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经人介绍,年轻时曾任职上海《申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邹文怀加盟邵氏,担任宣传经理,成为邵逸夫初创时期的老臣。直到他出走邵氏独立门户创建嘉禾的1970年,他和邵逸夫一起,让“邵氏出品,必属佳品”的口号深入人心。邵氏不仅挖来了像林黛这样的明星,以及名导岳枫、陶秦、严俊等人,而且在电影制作上奉行差异化竞争策略:拍武打片。这才有了《独臂刀》系列……

  某种意义上,邵逸夫没有让余东璇的“牺牲”白费,他不仅改写了香港电影的历史,为香港人民在繁重的日常之余,提供了声色享受,而且让余东璇让妻成为了美谈。当然,也正是在邵逸夫的事业渐有起色的同时,他在姐姐型贤妻之外,又认识了自己事业上的红颜知己——生于上海,原名李梦兰的歌姬之女,方逸华。

  1952年,芳龄十八的小歌女在新加坡的夜总会驻唱,认识了老板邵逸夫。但这位方小姐不容小觑,外表知性的她是真正的职场女强人,比邓文迪或赌王太太更有手腕,一步步直升邵氏权力核心,成为香港演艺圈最有权势的女人。1969年,她进入邵氏领导采购部,上世纪70年代做起电影监制,80年代进入董事会,全面掌控邵氏电影停产后与T V B组建的“大都会”,决策建新邵氏影城。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过头去审视香港当年的商业风云,你就会发现,华人的聪明、智慧,创新和果敢,成就了香港的昨天,也铺垫了今天。但与此同时,香港也用自己特殊的地缘、通道,给了他们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在二战中严重受创,落得依靠美国贷款过日子的地步,虽然接管香港,但对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经济垄断地位减弱,加之日军在侵占期间对香港外资的没收……

  这些对港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它却意外地给了以前地位低下的华人填补香港经济上空白的大好机会,华商的崛起也势不可挡。

  4.

  >>> 李嘉诚、包玉刚

  “大战”怡和 <<<</strong>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大仗”的硝烟在香港的商界弥漫。轻轻吹过眼前的迷雾,你会看到参战者的面孔,一方是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英资,一方则是以李嘉诚和包玉刚为首的华资。

  1992年TVB播出的经典剧集《大时代》借股市喻人生,写尽了风云莫测,大浪淘沙,造化弄人。剧中有这样的桥段,丁蟹的死对头方进新不仅持有优质的航运公司,还暗中帮助韦康成的黄河实业上市融资——这种影射不免太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它指的就是李嘉诚和他的长江实业。而且,李嘉诚的确也上市了。

  1969年至1973年,华资企业的香港上市潮袭来,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长江实业、新世界和新鸿基地产。这无疑折射出在英资压迫多年之后,华资开始厚积薄发,已经发展到威胁英资的统治地位。李嘉诚上市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收购怡和洋行旗下的的九龙仓。

  当年香港最神气的几家公司,当属怡和、太古、会德丰以及和记黄埔这“四大洋行”,从事的行业包括航运、银行、贸易、房地产等,垄断了香港的大部分经济。其中的怡和洋行是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商贸机构。它很早便通过鸦片贸易进入国人的视野,而且对香港早年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素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至今它在香港仍然维持着相当的业务,属下的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车……在九龙仓未落到华资之手之前,它和置地购成了怡和的两翼,也是怡和成为香港第一公司的关键。要知道,九龙仓拥有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小轮。可以说资产雄厚,当时有一句话说掌握了九龙仓,就控制了香港的货运市场。但是,李嘉诚看中的,不是它的航运价值,而是它的地皮。


  【图说:1895年毕打街附近的外商洋行物业,右为怡和大楼】

  恰恰好,此时的九龙仓正捧着金饭碗在讨饭——由于大多的英国公司喜欢在香港赚钱,然后将钱拿到海外投资,结果因为战线过长,加上经营不善,九龙仓不仅没有发挥资产应有的价值,甚至因发行了大量的债券导致债台高筑。1978年,九龙仓股价一直徘徊在13至14港元之间,总市值不到14亿港元。但它的地皮至少价值50亿元以上,即使以两三倍的股价买入九龙仓,也只赚不赔。

  只是,当时的各大地产商尽管垂涎不已,但还是顾忌到吃相——慑于怡和洋行的威名,一时无人下手。

  这正好给了地产新贵李嘉诚下手的大好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在二级市场买入九龙仓的股份,一路潜伏增持至20%。尽管做足了保密措施,但如此大的动作还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导致股价飙涨,从13元一路升到46元,接近九龙仓的实际价格。怡和再后知后觉,也醒悟过来,立马开始反击,并寻求汇丰的支持。不愿同时得罪两家英资巨头的李嘉诚,再三权衡下,决定退出这场收购战。

  “但超人毕竟是超人,退出比进场更经典,好戏才刚刚开始。”一篇文章写道,“李嘉诚没有把股份卖还给怡和,而是找到了船王包玉刚接手。日后,船王则帮助他入主和记黄埔。和记黄埔同样手握大量优质土地,是超人梦寐以求的战略资产。”

  到今天,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还记得1978年某天的一个下午,“李嘉诚先生与包玉刚爵士会面,商讨购入香港九龙码头及仓库有限公司(现称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10%股权的事宜。”当时的他,实时细阅了九龙仓1977年年报及李先生提供的一页简介,当晚拟定购入与否的建议。“情景仿如回到我在纽约任职银行的岁月。翌日下午,我见证了两位商界高人超快握手达成协议。”

  协议的内容,那就是李嘉诚以30多元一股的价格,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当时九龙仓的股票已经飙升到40多元。李嘉诚这么做显然诚意满满,当然李嘉诚也不吃亏,因为这些股票都是他以20元左右的价格买入的,最终获利3亿多。

  这无疑是一招妙棋。破解同盟的办法,一个是寻找得力战友,一个就是各个击破。汇丰是金主,不敢得罪,但是包玉刚跟它关系匪浅,将股票卖给包玉刚,不仅不会得罪汇丰,而且还会改善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也为他在日后收购和记黄埔铺平道路。也正是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搭桥,李嘉诚收购了汇丰手里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的股票。

  对包玉刚来说,收购李嘉诚手里的股票,也是事业的一大利好。1974年,苏伊士运河重开,加上石油危机爆发,导致香港航运在1970年中后期就开始显现衰落苗头,他需要及时“减船上岸”。九龙仓无疑是打瞌睡的时候,有人递上了枕头。

  而对汇丰来说,由于它也是包玉刚的旗舰公司——环球航运的第二大股东,并且有大量的贷款放于环球航运,两者荣辱与共,船王顺利登陆,它也可大获其利——所以,尽管和怡和同在一个阵营,但是它还是默许了包玉刚和李嘉诚之间的协议。

  “接手李嘉诚所持股份,再加上二级市场增持,手上拥有近30%九龙仓股份的船王,带着自家女婿吴光正进入了九龙仓的董事会,这让怡和始终如鲠在喉。”几个月后,它趁着包玉刚远行英国之际发动突袭,用高价回购股票,但得知消息的包玉刚即刻回到香港,在不到48小时内,借得汇丰银行15亿现金。现金收购,加上价格永远都比对方多一些,让股民们立马转换“立场”,在交易柜台前都快挤破了脑袋。

  经过一役,怡和自知回头无力,只好“当机立断”,不跟船王斗了,而且还把自己的股份一股脑卖给船王,换得现金离场,“自此,九龙仓正式从老牌英资企业成为华资企业。这也奠定了包玉刚家族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李氏家族也受益匪浅。“李嘉诚在将和记黄埔收入旗下之后,形成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双旗舰格局。一直到2015年长和系重组,和记黄埔变身长实地产,这一旗号才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这一场收购战,奠定了两打家族未来商业帝国的根基。


  【图说:九龙仓收购案中的两位大赢家】

  此后的包玉刚还打了另一场让人刮目相看的战役,那就是击退由新加坡商人邱德拔(Tan Sri Khoo Teck Puat)提出的敌意收购,将会德丰收入帐下。这是九龙仓首个重要收购投资。

  和包玉刚、李嘉诚等人相似,李兆基也趁着英资的控制力逐渐衰弱,于1975年入主中华煤气,接着又于在1983年正式成为董事局主席,并在随后不断增持强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过三家公司累计持有41.53%的股份。

  香港的繁荣,以及华人的崛起,让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学者陈冠中曾说,虽然这里有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但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尽管香港的本土认同开始兴起,但中国却是这种认同自始至终不变的底色。

  所有的经历都将证明,不管是在国运不济之时,还是在日后重新崛起之际,“向北望”才是香港最正确的方向。

  5.

  >>> 香港之所以表现不错,

  那仅仅因为“它走运了” <<<</p>

  霍英东在内地投资第一个项目,便是中山温泉宾馆,其后接着是广州的“白天鹅”。

  那个时候,内地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很多人对他的举动充满着疑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霍英东不怕亏本,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他对自己的投资有着独特的见解,那就是别把它当成生意。他更愿意将这些酒店建成一个标杆,给中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到指导和促进的作用。

  从19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从而赚了第一桶金开始,他就经常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往返,去过内地很多地方,甚至还在1964年9月底,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发现自己到过的每个地方,在旅游服务设施上都表现得很落后。北京饭店是中国最高级的饭店,但是当时的浴缸没有活塞、酒店没有冰柜、房间没有热水。

  1978年,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故乡番禺,虽然受到家乡夹道欢迎,但沿路破旧得茅屋和低矮的平房,让他还是很惆怅。回乡期间,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可以洗手啦!家里人都乐了起来,霍英东却笑不出来,心里堵得慌。

  尽管他在回港之后,立刻就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但是捐完了他又觉得:捐点钱算什么呢?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乡、回内地投资,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正是在为家乡做点事情的念头的促进下,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1983年2月6日,随着白天鹅宾馆开业,内地也迎来了第一家自己设计、建造、管理的五星级酒店。此前,为了建设这家宾馆,霍英东坚持用国内设计师,同时聘请了国外最好的酒店顾问和从业者,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执行。


  【图说:竣工的白天鹅】

  不过,改变家乡的面貌,还只是小事。霍英东的先行一步,带来的是巨大的示范效应。很多港商开始纷涌而至。

  随着广东尝试着“三来一补”,大批港人北上深圳东莞等地开设工厂。1980年,邓慕莲在香港成立昌泰国际集团,开业初期已将一部分产品及工序以加工形式落单到珠三角地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昌泰国际集团更将厂房迁至内地。


  【图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县太平手袋厂】

  这种工厂的北移,并非个案:到1988年年底,香港已有90%的工厂转移到内地,香港成为这些工厂产品的出口港,香港经济搭上了内地的高速列车快速发展。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协议)签署,内地更是逐年逐步放宽港人在内地的经商范围。随着香港企业家大规模组团到内地投资建厂,为内地外贸经济和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第一桶金”!但这种好处也是相互的。这种产业转移,在成为拉动广东省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起飞的强大动力的同时,也让香港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并带动了香港本地经济的转口、进出口等贸易的高速发展。

  投资物业占集团总资产72%的九龙仓,虽然握有海港城和时代广场这样的风水宝地,但更新的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中国内地。在上海,它有楼高270米的顶级商业中心——会德丰国际广场;在成都,也有占地660万平方尺的多用途综合体,“其占地220万平方尺的商场,可媲美海港城。”在长沙,有湖南“第一高楼”九龙仓长沙国际金融中心……

  但在九龙仓集团原主席,1996年曾经参加首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的吴光正眼里,内地的经济快速增长下的城镇化加速、财富累积,以及消费的增长,对九龙仓乃至整个香港都是好事,“因为这些消费要求增长突显了香港能为消费者提供内地城市未能提供的服务及商品之优势。”

  今天,当我们回顾香港这些年来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为什么香港能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为什么英国占据的其他殖民地不行,而香港可以?

  答案只有唯一一个,因为她的背后站立着中国。英国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过香港在做中国的大生意。

  今天的香港为什么继续行,同样因为她的背后有祖国。

  英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显然是难得的一位明白人。

  他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曾指出,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1997年回归之间表现不错,不是因为它很聪明、很自由,也不是因为它被英国管辖等等,那仅仅是因为它走运了(it got lucky)。

  而走运则在于中国内地缓慢开放的过程中,香港就像内地的前方办公室,承接了本应该可以在中国内地做的很多事情。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公司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最便捷的落脚点肯定是香港。某种意义上,香港正是靠着这种运气而腾飞,但它们的运气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因为中国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同时,他又反斥英国的无端指责——认为1997年以后香港出现问题是因为中国没有在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相反,在他看来,英国统治香港155年来,香港人连民主的影子都没见到过。所以,英国人的指责,体现了典型的英式虚伪。

  某种意义上,正是看清楚祖国和香港之间密不可分的情感,和利益,再加上深受港英当局当年统治的憋屈,霍英东、包玉刚等人成为了香港在1997年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一个平稳的香港,以及一个平稳、繁荣的祖国,对每个人都有不言而喻的好处。

  和霍英东一样,包玉刚等宁波帮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内地,以及家乡。他不仅多次建议家乡开发天然深水良港——北仑港,而且还出资5000万在老家附近创办宁波大学。1986年11月26日,宁波大学开学,结束了宁波多年来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尴尬。


  【图说:今日宁波大学】

  继包玉刚之后,又有60多位“宁波帮”捐资助学,捐资总额到2018年达到7亿多元。在宁波大学的校园内,可以看到一堆以宁波帮人士命名的建筑:包氏教学楼群、赵安中行政楼、曹光彪科技楼、李达三外语楼……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逸夫楼。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这些人的存在,让香港和祖国之间,脐带相连。然而,随着他们开始老去,新的年轻人“享受”香港繁荣的荣光,而没有经历过过去那种苦难的日子,再加上港英当年在教育上的刻意疏离,让香港本土认同感持续增强的同时,容易忽略了中国的底色。他们或许都很难理解,那些老人们对祖国的情感。

  1982年,董浩云因心脏病发,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71岁;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因病在家中逝世,享年73岁;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2014年1月7日6时55分,邵逸夫在家人陪伴下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

  6.

  >>> 香港的未来,

  在于进一步与内地相互认同 <<<</p>

  今天的香港,正面临着自己转型时期的阵痛。

  2001年,中国加入WTO,香港不再是中国和西方接触的唯一窗口和桥梁。在新一轮的经济大提速中,多年来因为战争以及计划经济而导致人财流失严重的上海,重新崛起。而香港的近邻广深同样势头凶猛。

  此前,由于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珠三角在内地的城市大比拼中先人一步,但它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当年的“三来一补”,而是借机开启了自己转型升级的步伐。

  今天的珠三角,已经在产业上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珠江口东岸、西岸为重点的发展格局。

  除了汽车产业之外,珠江口东岸深圳、东莞、惠州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珠江口西岸珠海、中山、江门、肇庆以电气机械优势传统产业为主,广佛以装备、电气机械制造业为主。

  相反,在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了自己的轻型产业之后,香港却未能像其它“三小龙”那样,继续在制造业上开启升级步伐,而是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迈向了金融、地产、贸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务业。甚至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

  特别1997年金融危机后,由于香港当地政策的助推,地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专家指出,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中国内地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不匹配,甚至是渐行渐远。由此,一方面内地经济难以继续从香港经济中获得产业升级动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服务产业亦难以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动力。2017年,深圳的GDP第一次超过香港。

  这样的事例也生动鲜明地反证出内地对于香港的重要。香港的落寞,不仅在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下的矛盾丛生,经济发展过分房地产、金融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以及更要命的两极分化,还在于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香港已经不是内地面向世界的唯一通道。今天的香港,需要正面这样的现实。

  不过,对内地来说,香港依旧重要。它仍然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积极把外资“引进来”和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在国家发展资本市场中担当试验场。

  “随着中国内地跟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贸往来愈加频繁,香港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印尼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在他眼中,香港是亚太地区能够媲美纽约与伦敦的国际金融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当下,它还可以充当“减震器”:1986年4月23日,香港就被WTO关贸总协定确认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所谓独立关税区,就是指尽管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却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的关税水平,而香港的关税水平,几乎是零。内地的产品,可以先进入香港,再由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可以说,香港是内地合法合理地绕开各种贸易壁垒的透明通路。

  2018年香港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接近1.2万亿美元(具体为11967.6亿美元)。其中,香港进口的商品总额约为6275.2亿美元;出口的商品总额约为5692.4亿美元;2018年内地的外贸总额按美元算约为4.623万亿美元。2018年香港的外贸总额接近内地的26%。这就是自由港的魅力,虽然香港的经济体量不大,但它作为世界性的流量渠道,却可以为内地的货物进出打开一个新出口。

  而香港的未来,也一定不会建立在它与内地的割裂之上,而更应该是进一步的互相认同。

  香港回归,并没有影响它的繁荣,相反,让它收获了众多独特的优势,总能抢先获得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商业机遇。

  比如,通过密切参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

  即使它在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也同样能通过内地来联手解决。

  2017年4月,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率团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城市,第二站便来到佛山。“佛山我来得不少,每隔一两年再来,都有很多可喜的变化,俗话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抵如此。”梁振英在与佛山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时有感而发。

  对香港来说,今天正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佛山已是一个经济规模相当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工业化水平相当高的经济体,而对佛山来说,香港具有国际化和经济结构两大优势,所以 “香港+佛山”可以一起面向全球。

  中国当下正在努力打造的珠港澳大湾区,也是源于这样的逻辑。深圳的科技、广佛的制造,加上港澳的金融……这样的组合,让每个城市都能取长补短。既然各自的短板都一时弥补不了,那么,何不在协同合作当中,进一步做大自己的长板?!


  【图说: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通运营的港珠澳大桥】

  当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一个体量巨大也质量优秀的超级城市群将引领全球。这是摆在香港面前可遇不可求的超级大饼。

  国家政策方面的利好也层出不穷。“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涉港澳内容单独成章,“十三五”规划更明确强调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个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百余年,香港尽管被主动放弃,被送给外夷,但在客观上受益内地良多,成就了今天的地位。

  今天的香港,没有理由再被崛起的祖国放弃,而在客观上,更有祖国在新时期中所付与的温暖和关怀,只要别自毁前程、误信他人,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一定不会再被蒙上风尘。

  尽管前人已逝,但谁也没有权力剪断那根血水相融的脐带。


  #作者介绍#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等作品。

  备 注

  本文在创作中参考了:

  《余东璇传》;《在这个新加坡第一高帅富面前,王思聪弱爆了……》;《予鄗漫谈聊港史: 1940年代香港天星码头起伏车辙!》;《邵逸夫创业往事钩沉 从邵跑跑到电影大亨》(《外滩画报》);《海外华人老字号企业的传承和跨国发展——以马来西亚余仁生为例》(祝家丰);《董浩云:一个真正的世界航运巨子》;《从香港扬帆|董浩云》;《包玉刚:航运家中的银行家》(《人物》);《大公报:港人遭日军蹂躏的三年八月,苦海不可忘》(朱晋科,中新网);《香港的发展历程之崛起与堕落》;《香港为何繁荣,深扒176年历史》(付今责,《观察者》);《5000亿资产大腾挪:李嘉诚之后 又一个香港大佬开始世纪重组》(面包财经);《李嘉诚一生最大成就,联手包玉刚打破英国对香港经济的殖民统治》;《68岁吴光正交班前撰文:我见证了李嘉诚和包玉刚的世纪交易》(王齐,澎湃新闻);《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霍英东 》( 陈光、夏乔,《华商韬略》);《商人眼中内地与香港20年融合之路》(张国锋,《证券时报》);《香港三大中心地位巩固得益内地沃土——国际人士谈香港回归后发展经验 》(新华社);《破除西方谬论!英国学者对香港困境的分析太透彻,全程高能……》;《中美贸易战中的“香港支点”》(白格尔,量子学派)……等文献/文章,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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