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农商行股权缘何频频流拍?|财富管理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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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 王玉珍

  Golden Quote

  

   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为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三农消费者提供了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虽然一些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存在投资不够活跃、拍卖价格大打折扣的情况,但是,通过洗牌、分化,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过新的洗礼之后才能将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也才能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整体价值。

  ——王玉珍

  银行股权是曾经的热门抢手资产,曾经供不应求,并被很多人抢着购买。曾经的银行股权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企业梦寐以求地求取银行的股权。曾经有多少企业以投资一家银行股权、以设立一家银行为荣,并成为企业继续扩张和发展的重要基站。但是,曾经风光无限的银行股权却正逐步走下神坛,并且已经沦落为流拍甚至大折扣拍卖的境地。到底什么原因呢?

  第一,银行股权风光不再 拍卖流拍和折价拍卖已经成为常态

  2019年以来,银行股权拍卖出现的频次和数量越来越多,更令人惊人的是,银行股权的拍卖却大量地出现流拍的迹象。据阿里拍卖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14日,有关“银行”股权相关的股权拍卖信息多达1239条,较去年同期增加55%;2019年初至今,共有1170次银行股权拍卖。这些拍卖大都是各地区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的股权,而其中以农商行的股权拍卖为主。而在这些银行股权的拍卖过程中,却大多无人问津,其中流拍场次高达626次,流拍率为60%。这些流拍的银行股权包括上市银行中原银行,准上市银行苏州银行在内的大批银行。

  以今年5月13日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20万股股权拍卖为例,120万股权作价504万元进行拍卖,最后拍卖竟然无人报名竞拍,最终流拍也就在所难免了。

  实际上,一些农商行股权风光不再不是从2019年开始,从前两年就已经出现银行股权分化的苗头,而众多农商行股权拍卖就成为难点。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初至11月30日,阿里拍卖上起拍价在3000万元以上的银行股权司法拍卖数量达到67起,共涉及50家企业和45家银行。45家银行中农商行和城商行分别为24家、20家,另有一家民营银行。其中江苏地区股权被拍卖的银行有江苏丹阳农商行、江苏赣榆农商行、江苏昆山农商行、江苏吴江农商行、江苏徐州彭城农商行以及江苏苏州银行。浙江地区股权被拍卖的银行包括浙江苍南农商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浙江江山农商行、浙江萧山农商行以及浙江湖州银行。

  2018年全年,阿里拍卖平台已结束的商业银行股权信息达2500条,交易率只有42%,近六成流拍。即使那些已经拍卖的、成交的银行股权,除了一些即将上市的和发展比较好的,其它银行特别是农商行的股权降价折扣竞拍也已经是常态。

  第二,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什么沦落到折扣出售仍然无人问津的地步呢?

  《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政策性因素。曾经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股控股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曾经最突出被认为存在泛海系、爱建系、东方系、德隆系、万向系、希望系、金信系、农凯系在内的八大资本系。有研究称,民营资本控制着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4.6%,占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比例不低于7.4%,对证券公司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13%,控制着中国一半的金融租赁公司。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的股权混乱和利用金融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和过度滥用控制权的行为,从而会扰乱我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但是如果与明天系和安邦系相比,那真的是难以望其项背。《新财富》曾汇总梳理了国内28大民营资本系图谱,这些资本系均持有5家及以上金融机构股权,包括明天系、海航系、安邦系、复星系、联想系、锦龙系等等。

  据报道,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所持股的金融机构已经有44家。其中,银行17家、保险9家、证券8家、信托4家、基金3家、期货2家、金融租赁1家。截至2016年末,明天系所控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合计已超过3万亿元。

  安邦系控股的金融机构包括安邦人寿、安邦财险、安邦养老、和谐健康、成都农商行、邦银金融租赁(安邦人寿还控股了境外5家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末,这些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合计达到了3.2万亿元。2011年控股成都农商行,从此具备了以银行为基地拓展金融版图的开始;2012年持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招商银行,至2014年末持股比例达10.72%成为第二大股东;到2015年末整个安邦系持有民生银行17.78%的股份成第一大股东;安邦还通过二级市场配置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少量股权。

  人们并不太熟悉的京华系,参股金融机构7 家,所入股的金融机构清一色是银行,且入股的 7 家银行皆进入了前十大股东之列。所入股的 7 家银行中,在上海农商银行、青岛农商银行、日照银行、齐鲁银行各拥有一个董事席位;日照钢铁控股集团代表京华系进入了三家银行(日照银行、青岛农商行、齐鲁银行)的董事会。

  民营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虽然活跃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机制,促进了金融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出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2018年3月25日,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指出,“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而银监会正式发布2018年1号令,直接出台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并在2018年3月9日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相关工作的通知》(下称《实施通知》)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商业银行股东报告事项的通知》(下称《报告通知》)两个配套文件,进一步落实《办法》规定的银行股权问题。

  《办法》至少在三个方面的规定冲击民营资本对银行股权的限制,并对现有的银行股权交易增加了巨大的交易需求量同时,又严重地约束了购买方的有效需求。

  《办法》明确限制了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数量。规定,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控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这就是民间俗称的“一参与控”或者“两参”。

  在《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单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余额的10%这一限制基础上,《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主要股东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等合计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百分之十五。这被认为限制了银行对主要股东的资金返哺能力,从而弱化了对银行股权的需求。

  《办法》规定,金融产品可以持有上市商业银行股份,但单一投资人、发行人或管理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控制的金融产品持有同一商业银行股份合计不得超过该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对那些以各种金融产品方式筹集资金的银行股权投资人给予了有效约束。

  《实施通知》中对如何整改以及期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必然迫使那些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机构退出部分银行持股以寻求合规,促生银行股权转让或拍卖。而在对银行股权的拍卖选择中,农村商业银行由于数量众多、资产规模偏小、盈利能力偏弱,就必然成为众多资本抛售银行股权的首选。

  这既是去年以来出现大量农商银行股权抛售的原因,也当然是农商银行股权接盘并不活跃的原因。

  第三,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问题严重限制了银行股权的价值。

  在银行体系所有的银行类型中,农村商业银行应该是群体数量最多、基础最弱、遇到问题最多、未来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银行,目前,我国有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邮储银行之外,全国还有12家股份制银行、134家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17家民营银行。

  据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商行总资产占国内商业银行总资产占比为10%。而且,由于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规模小、数量众多成为一些资本的争夺目标,但同时在投资股权受到限制时,也会成为大家争相售卖的目标。

  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是在原来的农村信用社,主要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为基础组建,由于组建人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省级、市级和县级三级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毕竟是在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重组过来的,带有明显的先天不足特性,而组建以后的管理体制又表现出较大的后天不足,而这些农商行存在的问题无疑会影响农商行的股权价值和人们的购买欲望。

  一是存在行业主管与法人治理多头管理,股东权益得不到最大保证。

  以上市银行某农商银行为例,曾经发布公告,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两项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分别遭到9位董事反对,议案未获通过。重要的原因是两位副行长人选是省联社从区域以外推荐的。这集中反映了农商行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行业主管和法人治理到底谁应该优先?农商行的经营管理到底是对行业主管负责还是对股东大会负责?

  以前,农商行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省联社调配,农商行改制成为法人治理结构的商业银行以后,银行的法人治理就与省联社的行业管理产生了到底如何兼容和协调的难题,股东利益就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利益在农商行有了一定规模和相对成熟的财务、人事、内部决策机制以后治理机制的博弈就难免会暴漏出来。

  同样,管理层的不稳定和高管的频繁变动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处于摇摆状态和不确定性之中,上例中该银行的换届,竟然有10位高层职务变动,而由省联社提名的两位高管被董事会否决。

  而这种空降高管、提名高管、频繁变动高管的现象在农村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15年、2016年江苏省联社发生多次绕过董事会任免某些农商行高管的事件, 2016年安徽省联社和安徽桐城农商行之间上演耗时半年的董事长人选拉锯大战。

  农商行的监管相关方还不仅仅是董事会和省联社,银监局和地方政府也是农商行的监管方,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扯皮和掣肘已经成为农商行特别是发展规模较大的农商行未来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农村商业面临未来发展出路的选择难题。

  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除了个别银行之外,大部分存在着规模小、盈利能力差、互联网金融冲击大等问题,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深层次改革、经济运行下行的大环境下,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力量,面临区域性发展现状、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求农村商业银行对自身的发展出路作出选择,有的银行把贪大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出路,有的银行把求全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未来。但整体而言,农村商业银行的未来存在很多难题选择:

  首先,战略定位上的地方性和服务三农与银行自身发展壮大的矛盾。农村商业银行是地域性银行机构,限定在一定的区域,立足于本地、服务于三农是农村商业银行责任和发展本源。但一些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却有可能限制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能力。

  其次,如何差异化发展走特色化发展之路?都说特色化的发展是农村商业银行的未来,但是面对三农和本地业务,如何坚持差异化发展形成自身经营和业务特色是所有农村商业银行的最大难题。

  再次,农村商业银行难以形成科技优势,难以支撑自身的科技发展。科技水平低一直是制约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先天不足,面对数字化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技术推动着金融科技革命,农村商业银行无论是从技术力量、技术视野还是资金实力上都难以跟上金融科技的发展脚步。

  然后,是农村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较弱,难以有效提升获客手段和渠道能力。虽然说农村商业银行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但是无论是客户服务方式还是客户服务手段都难以形成优势,本来是市场的主力军结果成为拾遗补缺的预备队。

  最后,如何建立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资本约束一直是银行面临的难题,农村商业银行更是如此。因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区域化特点,要建立多渠道、多方式、多来源的资本补充机制,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能力对农村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四,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存在一定的不规范现象,监管的大量处罚也降低了人们对农商行的股权投资热情和价值判断。

  客观上讲,一些中小农村商业银行存在经营不善、发展前景不明、股东长期持有意愿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农商行规模还比较小,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太规范的现象,在业务发展、风险控制上还比较薄弱,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其股权具有较大的风险不确定性。

  一是部分农商行的不良资产率持续上升甚至过高的不良率为农村商业银行形成持续的压力。

  虽然说,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平稳,但是整体而言,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在所有的银行类别中是最高的,而且部分农商行贷款不良率已经呈现出过高的态势,审计署发布《2019年第1号公告:2018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河南省的7个地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其中,不良贷款率高企。截至2018年底有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不良率的高企并非河南一地,贵阳、山西等地也有个别农商行不良率在20%左右。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存在由于掩盖而不实的情况,使不良贷款的仍然存在一定的虚假因素,审计署指出安徽省、黑龙江省、江西省、吉林省和四川省的个别金融机构通过人为调整资产评级等方式掩盖不良贷款13.39亿元。河北、河南以及山东三省的银行均存在掩盖不良资产行为,2016 年至 2018 年,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23 家金融机构通过以贷收贷、不洁净转让不良资产、违反五级分类规定等方式掩盖不良资产,涉及金额 72.02 亿元。

  虽然说受我国宏观经济、投资增速下降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三农经济和部分农村经济企业经营状况遇到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农商行坏账率出现系统性、周期性的上升中可能的,但这种上升可能会对一些规模偏小、经济地区落后、盈利能力不强的农村商业银行出现不良率上升、盈利能力恶化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局面,从而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据不完全统计,受不良“爆表”影响,2018年有十余家中小银行被评级公司下调评级或评级展望变为负面,其中绝大多数是农商行。

  二是2018年以来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监管处罚重灾区,合规性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隐患。

  有报道认为,2018年以来银监部门出具罚单数量呈增多态势,从2018年被处罚金融机构的性质来看,农商行占比最多,成为监管处罚重灾区。

  2018年7月13日,黑龙江大庆银监分局公告,对大庆农商银行、杜尔伯特农商银行、林甸农商银行、肇州农商银行分别罚款1000万元、700万元、700万元、600万元,总计处罚3000万元,四家农商银行被处罚原因均为违规办理同业业务。

  2018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43家农商行收到罚单,金额达2230.31万元;9家村镇银行收到罚单,金额为340万;7家信用合作社收到220万的罚单。农村金融机构共计收到59张罚单,占48%;共遭罚2790.31万元,占42.4%。无论从罚单数目还是罚款金额来看,农村金融机构受罚规模均将近整个银行业受罚银行规模的半数。

  进入2019年,银保监会各地机构开年罚单即批量发出,农商行再次成为重灾区。仅在1月4日前,便有18家银监局开出42张罚单,在这些张罚单中,针对农商行、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的罚单占据一半的数量,违规发放贷款、贷款资金流入股市、内控不力、掩盖不良资产等乱象问题依然严峻。

  2019年1月11日,江苏六地银保监分局公布了对银行机构及个人的处罚共12条,其中7条涉及农商行和村镇银行,超过全部处罚信息的一半。

  2019年1月11日、15日两日,中国银保监会分别发布了两则关于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焦作解放农商行因违规虚增存贷款被监管罚款20万元,除了违规虚增存贷款,焦作解放农商行2014年由于变相收费、借贷搭售,受到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处罚;2015年由于逃避缴纳税款受到焦作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行政处罚;2016年由于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被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以警告、责令期限改正并罚款。

  频繁的监管处罚说明农商行存在的各种业务违规频频,而伴随着部分农商行资产质量下滑、不良贷款率高、企业评级频繁被下调的情况,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的价值含量会下降,出现大量的股权流拍和股权价格下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五,对农村商业银行的新监管政策会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说,农村商业银行应该立足于三农,服务于当地,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者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和想法,比如希望自己投资的农村商业银行做大、做强,希望自己投资的商业银行能够走出区域最好能面向全国成为全国性银行,希望自己投资的银行能够实现最大的盈利而年年有较高的分红,还有的希望自己投资的银行成为自己企业的提款机甚至业务扩张和发展的资金供应基础。事实上,前些年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上面的诉求。

  根据银保监会官方网站的公开数据,监管部门2018年全年共开出罚单达3800多张,累计罚没金额超过20亿元,从2018年6月份至2018年年底,监管部门共开出罚单约500张,其中针对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有163张,涉及罚没金额超9000万元。有一半以上罚单与贷款“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不到位有关,导致贷款违规发放、贷款发放总额度或集中度超标以及贷款被挪用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等问题。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要将业务重心回归支农支小的信贷主业,确保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贷款总量中占主要份额,严格控制大额贷款投向和投放比例,合理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余额。具体在考核指标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要逐年提高直至超过80%,大额贷款占比要逐年下降直至低于30%。

  上面的意见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因为强化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三农本身就是成立三农的重要初衷,但是另一个规定可能打消了一些原本对农村商业银行有投资意愿的投资者,《意见》明确,农商行应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同时,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这被理解为农村商业银行原则上不出区域、严格管理跨区域经营的监管政策,有专家分析认为,正是这一纸新规,农商行很可能在未来迎来一轮大洗牌,而农村商业银行也面临分化,发展好的更好,而遇到问题的将难以生存。

  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遍布城乡的农村商业银行为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三农消费者提供了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但是农村商业银行越来越在政策上体现为三农服务的助燃力,而已经失去了一些股权投资者攫取利益的洼地,因此虽然一些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存在投资不够活跃、拍卖价格大打折扣的情况,但是通过农村商业银行的洗牌、分化,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过新的洗礼之后,才能将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也才能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整体价值。

   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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