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白齐文被撤职与《统领常胜军协议》的签订是李鸿章的胜利

我们知道，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去世后，李鸿章曾经任命同为美国人的白齐文为常胜军统领，但是，白齐文任职后，因为殴打大清官员、抢夺军饷事件而被解职。白齐文被撤职后，常胜军内出现了权力真空。李鸿章借此机会，以吴煦、杨坊“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为由，将二人革去职务，实际上这也是李鸿章为了更好的控制常胜军而采取的敛权举动。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李鸿章借杨坊被殴打事件为契机，提出对常胜军进行整顿，他并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相商，由中国和英国各派官员协同管理，并签订了中英《统领常胜军协议》。

中英《统领常胜军协议》原来士迪佛立提出了十三款内容，但经李鸿章修改勘正增加到16条。协议签订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做了奏报备案，在这一协议签订之前，李鸿章与士迪佛立在兵权归属与军费开支等问题上进行了一些争论。

对于兵权，士迪佛立企图由英国人独自掌握，而李鸿章则坚持中英分享。士迪佛立起初不愿意让中方官员会带，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而李鸿章则坚持所荐兵官必须像华尔那样接受军饷、荣誉和官职，其奖惩和调配由中国全权裁夺，经过一番争执，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任命的常胜军统领应归属江苏巡抚节制调遣，李鸿章推荐李恒嵩会同管带常胜军，成为常胜军的副统领，而李鸿章则答应放弃英国统领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对于常胜军的管理章程问题，士迪佛立主张，“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士迪佛立之后妥协，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李恒嵩）主意。”[1]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对于出外作战问题，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这一条款也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认为此款“亦断难行”，如果需要出外作战，告知英方就可以了，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协议规定：“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不必拘定。”[2]

对于兵额问题，老实说，英国方面是希望把常胜军打造成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为自己所用。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保卫西方在上海的利益，因而，士迪佛立提出，常胜军人数不能少于5000人，内有2000人必须驻防松江，不得调往他处。士迪佛立对李鸿章说，这个军队“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的地方实际所必需的”。

这个要求又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同意发展常胜军，目的是利用常胜军来剿灭太平军，但他又担心常胜军在发展中实力壮大而危及到自身利益，又担忧常胜军人数过多，军费开支巨大而影响到淮军的扩充。他反对士迪佛立德要求，拒绝作出让步，他主张常胜军应裁汰那些老弱病残，使队伍精良，他还认为随着太平军的不断被打击，上海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常胜军来方位，李鸿章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双方经过协商，最终都作了让步，协议规定：“常胜军以三千为度，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3]

对于军费问题，当时的军费拮据，是很困难的，这也是李鸿章限制常胜军兵额的一个原因。上海道台吴煦认为，洋人领导的常胜军，为太平军所忌惮，“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养夷。”但是，我们知道，李鸿章本来的目的是利用常胜军来镇压太平军，所以花银子养常胜军也是情非得已。前面说过，他更大的希望是希望减少常胜军的饷银来发展壮大他视为嫡系的淮军，他也认为这也是军事“自强”的需要，所以，李鸿章在与士迪佛立的谈判中，坚持要求将常胜军裁汰到3000人，减少杂役人数和口粮，减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等虚浮款项，这样的要求，士迪佛立开始持拒绝态度，见李鸿章持坚决态度，只好妥协。

围绕着兵权、兵额、规章制度、军费等问题的争执，李鸿章当然是想把常胜军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过他还是逐渐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通过《常胜军统领协议》，李鸿章把支付给常胜军7.8万两饷银减少到4万两。并获取了对常胜军的调配节制之权，而且一改过去“华夷两商自行经理”模式为中、英两国军事合作形式。

常胜军从“私营”转变为“公营”，说白了就是英国给予维护其条约港利益，抛弃伪装的“中立”原则，而赤裸裸地与清廷合作，公然走向了镇压太平军的道路。根据这一协议，待英国政府批准后，戈登正式出任常胜军统领，李鸿章说“戈登接手似较讲理，其应敌亦较奋迅，如能由我操纵，即月糜四五万金，犹为有辞。”[4]他既要借助戈登常胜军镇压太平军，又要防止其危害自身特权。但后来事实证明，李鸿章实难“操纵”常胜军。[5]

常胜军洋炮队

《统领常胜军协议》的签订，为如何管理和领导常胜军进行了一个尝试，它包含一下八个方面：

其一，在戈登的任命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之前，李恒嵩与奥伦上尉共同指挥常胜军，待戈登获得英国的正式批准后，戈登与李恒嵩正式管理常胜军；其二，未经联军同意，不得进行超出上海30英里范围内作战；其三，以海关收入作为常胜军的经费；其四，如果海关收入不足以支付常胜军军饷，则将常胜军的员额减少到3000人或更少些；第五，“松江府城内城外之事，均归中国地方官管理”，外国统领官不能干预；第六，凡购买军火，须经江苏巡抚批准，“如无文书，管带官不准擅自购买，并不准擅自添买军装”；[6]第七，英国统领官与中国的镇台、道台平行，但均应归江苏巡抚节制调遣；第八，如果中国对外国指挥官不满，在未经司法调查，（须经外国领事配合参加）的情况下，并在三个月内通知驻上海的英军司令，否则，就不得罢免他。

由此看来，中英《统领常胜军协议》的订立，即巩固了李鸿章对常胜军的控制，也增强了俄英国的影响力，如果华尔活着，李鸿章甚至是英国人士迪佛立都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因为华尔有着控制和驾驭清朝官场的能力，正如《香港日报》后来的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华尔活着，他的影响、名望与他控制清朝官员的巧妙手腕可能将使他保持自己的地位；由于清政府的信任，他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地方当局的权力和控制。以此看来，他的死是清廷的不幸。”[7]

立于上海外滩的常胜军纪念碑

虽然在华尔最后的时光里，他因为受河伯的拉拢而受到清朝官员的怀疑，出现了信任危机，但是他有着很强的官场适应能力，知道在太平军的作战中，自己应该将获得军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鸿章，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官场中获得平衡，获得更多的信任，而现在华尔死了，李鸿章明白，要想继续控制常胜军，必须使用像华尔那样的人，因为白齐文的劫饷殴官事件给他提供了惊人的例证，这更给李鸿章提供了控制常胜军的理由和借口。

所以，白齐文的被撤职以及《统领常胜军协议》的签订，这对李鸿章与士迪佛立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特别是对李鸿章来说，此时的常胜军已经成为公认的清军的一部分，增强了李鸿章的权力，所以说，对李鸿章来说，是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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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2]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7页。

[3]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8页。

[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卷三，页10。

[5]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6]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9页。

[7][美]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雇佣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汝企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