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缺乏领袖、没有权威，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首要原因

“八一九”政变失败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引发了许多问题：为什么这部貌似强大、使全世界恐惧的“苏联领导层”机器会陷于瘫痪呢？

就像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所说：“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失败呢？”

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缺乏坚强果断的核心——领袖。叶利钦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在叶利钦看来，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戾的、偏离常规之处。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在叶利钦看来，克留奇科夫患有“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叶利钦说：“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一位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但是，他绝对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

苏联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是，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更为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变得难以解释地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离伍。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虚伪狡诈，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根本就不适合成为“领袖”。他当选副总统时的表现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亚纳耶夫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亚纳耶夫是苏联副总统。在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他可代行总统权利。于是亚纳耶夫被推到前台。

但是，“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只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的一切极端努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勒庞所言：“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

马特洛克回忆，最初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放逐，他的苏联朋友们是何等的恐惧，但是看完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令人惊奇地轻松地笑了起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自信的领袖，也不是可以恐吓一个国家臣服的暴徒，他们不过是胆怯的、竭力自保的官僚，他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却永远不能容忍他们的软弱和懦弱。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鄙视对象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不会跟随他们，他们也没有强迫人们那样做的意志和手段。”

叶利钦指出：“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