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天女散花，含金量下降，新价值在哪？

群峰竞立，气象万千。

近期，国务院印发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总体方案，打造经营便利，货物进出自由、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从业自由，信息快捷联通的特殊功能区。

从第一批的上海自贸区设立到第二批的天津福建等设立，不过一年；第二批自贸区到第三批也是一年，第三批到第四批，也就两年。

还不是终点，每年两会中都有无数省市要申请自贸区。

仅仅几年，国家在自贸区领域，就进行了四次扩围，而且一次比一次多，估计再搞一两次，差不多全国各地一个省市区都有一个，天女散花，惠顾每家。

现在，自贸区不仅多了，还搞出了新意思，分出了片区，精兵中选精兵。

人人都有，还出了第二代，传统的自贸区含金量就下降了。

自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基本实现了四大突破，包括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已基本形成。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在重要领域的攻坚，上海自贸区则远远没有完成，如在核心和竞争性领域的负面清单，汇率的自由化，以及零注册制的推广等。重重阻碍，凸显在中国实质性改革的艰难，利益阶层力量之强大。

管用的一个就够了，若遇到矛盾就绕道走，不敢硬碰硬，再多也作用有限。

在上海自贸区尚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国家急切地推出好几轮自贸区扩容，并且搞出二代的林岗片区，预示未来的两大变化。

（1）天女散花，含金量大大下降

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

几轮自贸区强势推出，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演进轨迹，基本相同。

改革初期，中国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优先发展东部，然后实现东部带动中西部。率先布局上海，然后推进到广东、天津、福建，再到中西部，也是遵循这种模式。

当下，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市民富裕，受教育程度，以及现代素养都相对比较高。在这些区域推动改革，相对容易获得理解。

完成东部布局之后，国家未来的重点，必然转移到中西部。

自贸区的发展轨迹，未来将与新区的发展轨迹非常类似，甚至速度更胜一筹。新区的推出，首创在浦东，约十年之后，滨海新区推出，其后五年，重庆两江新区推出，再往后，速度越来越快，最近三年，竟然推出了六个国际级新区，等于一年两个，相对初期十年推出一个国家级新区，当下的速度，大约是当初的20倍。而且这还没有完，更多的新区正在申请中。

自贸区的最初设想，本来是等上海自贸区成熟之后，再谋推广。现在，因为某种原因，国家对于改革的速度设想，变得更为急迫。上海自贸区设立仅仅一年，就推出另外三个自贸区，而且这三个自贸区，面积均达数百平方公里以上，比上海面积更大，涉及的领域更广。并且，在普遍意义的全国试点之外，这些自贸区还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天津自贸区主要对准东北亚，大力发展航运，福建的自贸园区主要是发展台海贸易，促进对台合作的发展；广东自贸区是粤港澳合作升级版，主要推动粤港澳贸易自由化、粤港高端服务的合作等，带动珠三角实现二次飞跃。

三个自贸区还没有消化完，又推出七个。

七个自贸区没有消化完，又推出好几个。

自2008年以来，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所有的省区都被纳入国家战略之中。几乎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了整个国家的重新梳理。而这种国家战略的大跃进的轨迹，也与国家寻找新的增长极，实现全面崛起的轨迹合拍。

同样，自贸区是中国深入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并最终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抓手。未来的改革是加速度，而非匀速。

在此情况下，可以判断，自贸区也逐步告别试点阶段，走向普惠模式。

国家曾一度拒绝了27个省区的自贸区的申请，随着上次七大自贸区的落定，这次又多头并进，自贸区将呈现天女散花之式。后面还将发不少的自贸区帽子。

自贸区，从第二批开始，就开始不值钱了，未来预计国家的策略，是索性放开地方申请，中央搭台，地方唱戏，让地方自己折腾，自己突破。

都值钱，或者都不值钱，对中国的发展，反是一种最公平的模式，改革初期的试点制，使部分省区和城市，或者了超过其它区域的竞争优势，而未来中国的改革，需要的是全面突破，国家奉行的发展战略，也是全面崛起的战略，搞试点制，开小灶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2）自贸区应成为改革赛马场

谁可执自贸区的牛耳？这是个问题。

上海曾被寄托厚望。管用的一个就够了，不管用，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个，人人有份。不客气地说，上海自贸区是不管用了，不然国家也不会在一年之后，马上推出三个，三个不够，又搞七个。这是一种变相的不满：在重要领域无法取得突破，国家寄望于多头并进，多点开发。

由此，未来自贸区成为一种普适政策之后，比拼的就是改革，谁能在改革领域走得更远，谁就是新一代自贸区的旗帜。

当下，负面清单制度，零注册制度，已经在很多地方落地，甚至比上海有过之而不及。同时，在上海等地推行不动的改革，在其他区域，反可以推行。

国家选择上海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选择上海，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失策。

中国初期的改革，确实是以东部为发动机，但是，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东部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增速变慢，一个是，改革的动力衰竭。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均失去了改革的锐气。尤其以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为最。虽地处东部，但是既得利益阶层强大，改革在全国不仅不领先，反显得滞后。起码在户籍改革领域，不是上海北京天津做出表率，给全国各地带来经验，而是上海北京天津必须乖乖地放低心态，跟别人学。

在第一轮的自贸区改革中，上海的阻力就不小，负面清单不痛不痒，核心领域民营企业仍然难以进入，没有建立起对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开放的很多是无关紧要的行业。服务业的开放，金融领域的开放，最后不了了之，改革实际上已经流产。而所谓的零注册，也受到很多行业限制，比如报纸电视台就不能自由开办，在此情况下，零注册也打了大大的折扣。

而天津和深圳，则令人失望。天津一方面希望获利于京津冀一体化，呼吁北京开放车牌，一方面却仍限制河北车辆，深圳则在市场改革领域倒退，在大运会期间赶人引起争议，突击限车引起了多个阶层的震怒。这些都表明，东部已经不再是改革的发动机，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坐大和固化，已经开始了“内地化”，甚至某些领域比内地还保守。

对于东部改革冲击巨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北京上海，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虽然当初首倡此项改革的改革者已失势，但作为一项改革试验，免费医疗却在神木生根，并且在为部分地区借鉴。再比如户籍改革，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的改革。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未来中西部，将建立一种不同于沿海的“内陆开放”模式，系列改革的肇源地，估计亦非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尤其是中部，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有增量，好改革，中部相对而言，改革成本也更低，是未来中国改革破局的最大希望。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特区的设立，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后期，“特区不特”成为特区的哀叹。但是，某种意义上说，“特区不特”正说明了全国其它地方，改革已经突飞猛进，区域间的差距缩小。

而本次自贸区，索性在几年内一步到位，表明未来中国将实行程度更猛烈的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10%的时代步入6%的时代，未来中速将是一个长期形态，唯有通过改革，继续挖掘整个社会的潜力。一个是，未来的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变到以创新驱动，而要创新，亦需加大开放力度。

未来的自贸区，需要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改革，成为自贸区，并不意味着相关人士官升半级，争取到政治特权，也不意味着可以向中央拿到更多特殊政策，而应该是获得更多的改革试验机会，实现更多突破。破除更多的桎梏。

以前的几个自贸区，国家均对其有不同的期待。辽宁自贸区，背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东北转型的重任；河南自贸区，背负着连贯东西南北，建设现代交通物流中心的重任；重庆自贸区，背负着发挥国家战略支点，带动大西北的重任；湖北自贸区背负着承接国家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战略性和高新产业突围，实现中部崛起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任；陕西自贸区背负着建设西部门户，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重任；浙江自贸区背负着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全球化的重任；四川自贸区，背负着加大西部门户城市开放力度和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的重任。海南自贸区，则是国家领袖亲自推动，要实现振兴海南的重任。

其中，部分自贸区，可能还有非常强的竞争性。比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陕西、四川都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而作为中国经济地理和交通中心的武汉、郑州虽然暂且后知后觉，未来也必然要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谁是改革高地？比拼改革力度。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而言，也应该放权，实现地方的自我改革，自我突破，自我升级。通过地方的创新，最后实现万马奔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