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十二时辰》中徐宾创造“大案牍术”来看唐代户籍制度

48集大型唐代长安反恐《长安十二时辰》已经更新到43集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度，纵横从这一部剧中给大家解读了十几期的唐代文史知识，人狠话不多，本文依然以《长安十二时辰》为引，从徐宾创造的大案牍术来看看唐代的户籍制度。

“大案牍术”到底是个什么鬼？

《长安十二时辰》塑造很多令人十分惊奇的古代黑科技，比如“望楼传信”就让人诧异，在古代真的有这样的通讯技术吗？

实际上在唐代时期是真实存在的，望楼就是岗楼，用于军事上的信息传递，实际上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成语“烽火戏诸侯”就是来源于此，马伯庸老师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将其包装成望楼，瞬间就高大上了有木有。

相对于“望楼传信”来说，靖安司徐宾创造的“大案牍术”那就有点让人无法相信，关于案牍，我相信大部分上过中学的同学都学过刘禹锡《陋室铭》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这里面的案牍，就是古代官方文书的统称，用于记录信息资料等内容。

所谓大案牍术，在《长安十二时辰》中被设定为，可以根据卷宗案牍来推测真相，预测未来，这种说法看似有些悬。

《长安十二时辰》，原著中说：“咱们靖安司草创之时，地点几经改易，最终定在了光德坊。这里同坊有京兆府，便于案牍调阅。”

而在靖安司中，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书吏，由此可见，大案牍术其实就是对数据的管理，对档案的应用，靖安司中的“徐宾”就最擅长在档案中发掘出有用的信息，并称其为“大案牍术”。

难道古代已经有了大数据应用？

我们来看书中调查龙波的一段，“凭借大案牍之术和祆教的户籍配合，他迅速地找出一个可疑之人。此人叫作龙波，来自龟兹，开元二十年来京落为市籍，同年拜入祆教，就住在怀远坊内，一直单身。供奉记录显示他最近半年来，给祆祠的供奉陡增，为此还特受褒奖。”

可见，大案牍术实际上并非是单纯的数据整合，而是一种信息检索技术，在靖安司的书吏并非是在计算，而是根据资料库，进行检索，最终寻找到蛛丝马迹，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大数据。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通过对农业生产信息的统计来制定生产政策，开创了我国古代对案宗利用的先河。

“大案牍术”与户籍之间的关系

想要利用数据，你必须拥有数据，前面已经说了，大案牍术实际上并非是数据运算，而是信息检索与整合。

卷宗和案牍就是检索的基础。这一点，在古代还是可以实现的，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资料的留存，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专门收录了一篇《货殖列传》，记载了当时手工业及农、牧、渔、矿山等行业的经营情况，对后世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户籍制度其实是古代最重要的案牍，也是古代统治者重要的管理工具。

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一，也是历代统治者管理老百姓的重要工具，通过户籍制度，官府可以更好的掌握辖区内的土地和人口情况，并且以此为基础，对老百姓进行管理。

从已出土的甲骨文来看，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口登记制度，即称之为“登人”或“登众”。但是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为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推行兼并战争，动员平民服兵役的策略，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基层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商鞅变法中就强调“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 ,壮男、壮女之数 ,老、弱之数 , 官、士之数, 以言说取食者之数, 利民之数 ,马 、牛、刍 、稿之数”。

到汉朝时期，户籍制度已经发展出雏形，在户籍簿上要记载户主的居住地址、年龄、相貌、肤色、职业、财产状况。如《居 延 汉 简 甲 编 》 第38简 中记载：“ 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长七尺二寸，黑色。”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 ,亭有长;十亭一乡, 乡有三老、有秩 、啬夫 、游徼。三老掌教化 ,啬夫职听讼 ,收赋税 ,游徼循禁贼盗 。”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

唐代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纳税制度紧密相连

马伯庸老师将“大案牍术”设定于唐朝，还算是明智之举，隋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户籍发展的成熟期，唐代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

《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 五家为保 。每里置正一人, 掌按比户口······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 凡三本 ,一留县 ,一送州,一送户部。”

唐代土地实行均田制，十分依赖对人口的登记，因此唐代前期政府对户籍的登记十分严格，甚至需要本人来“貌阅”，在制定“手实”，所谓貌阅类似现在到派出所照相，在唐代时，定薄之后就不能更换。

这一点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也有表现，还是在查龙波的时候，“天宝二载底市籍有过一次清册重造，但龙波的户口仍是开元二十年。有一位户部老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小纰漏。户籍上要写清相貌，若是旧册不造，则有可能冒名顶替。”

说明唐朝的这种人口登记相当麻烦，平均三年就需要“人口普查”一次，为了防止有人逃税、漏税，人口无故脱户，甚至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脱户者 ,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脱口及增减年状, 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二年 ,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 ,四口为一口, 罪止徒一年半 ,即不满四口杖六十 。”

严格的户籍管理，直接为唐代的纳税做了铺垫，唐朝的纳税制度是租庸调制，“租”指国家配给百姓田地耕种，百姓在接受田地的期间交纳一定的租额，年老以后将土地还归国家；“庸”指的是个体所需承担的劳役，每年为国免费干活一段时间；“调”是指百姓每年要进贡朝廷。

为配合田赋制度的推行，地方建立了严密的账籍系统，类似于现在的户籍制度，由州县官员记录属地人口户籍信息、壮丁信息，生老病死、搬迁都需登记在册，根据各家财产多寡分为九等，每三年重造一次。

唐代户籍制度崩溃带来的影响

唐代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均田制，纳税制度租庸调制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将大量无主的土地按照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在耕作一定时间后，将所有权给农民。

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

以此为基础，农民需要缴纳一定的赋税，也就是租庸调法: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5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75尺)，为庸 。

唐朝前期严密的户籍制度，保证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运行，加强了唐朝政府对人口和土地了控制，促进了唐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唐朝的租庸调让老百姓承担的赋税较前代略有减轻，老百姓因此能够安居乐业，最终创造了从贞观之治到贞观遗风，再到开元盛世等繁荣的局面。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出现了"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到开元二十九年，《唐会要》中记载:“天下诸州 ,每岁一团貌, 既以转年为定, 复有籍书可凭,有至劳烦,不从简易! 于民非便 ,事资厘草, 自今以后 ,每小团宜停 ,待至三年定户口 ,一时团貌 。”

可见，政府在户籍崩溃的情况下，也在逐渐放开户籍管制以此来妥协。

政府对人口和土地掌控不严，而没有纳税依据，天下户籍久不更造，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

而按照人口来征税，实际上是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在唐代中叶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唐代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纳税制度都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最终在安史之乱后，全面崩盘。

总结：

实际上，唐代社会制度变革的进程中，政府开始对户籍采取松弛的态度，减轻了农民的人身限制，提高了农民的身份地位。

户籍制度也由原来单纯对人口的控制，到宋朝时期逐渐发展为对财产的控制，这更加解放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了，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并非徐宾口中的，因为没有纸，唐朝户籍制度崩坏导致大案牍术失灵，一项社会制度的变更都是跟时代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大案牍术”，是建立在对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之上，并非良术。

PS:在目前的剧集更新中，已经露出马脚，徐宾才是幕后指使，大概是他想要炸死李隆基，然后让太子推行新政，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两税法。到宋代的时候，户籍制度更加成熟，为宋代城市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