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效应递减，“没人带孩子”是制约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

“没人带孩子”也是制约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尤其是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专家测算：托育服务的发展可以带来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可以使生育二孩的比例提高8%~10%。

近日，一些城市陆续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出生人口的相关数据，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比如河北省平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没有明显增长，新出生人口中二胎及以上数量占比两年基本持平。延安市统计局发布的消息，该市人口出生率在经历2016年的波动上升、2017年掉头向下后，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2014年“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低。

上述城市的统计局认为，具体原因在于育龄夫妻生育两孩的意愿总体仍不强烈、乡镇级卫生院妇产科医疗资源缺乏、女性就业问题加重、生活成本过高等。

从全国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较上年减少约200万，是连续第二年下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调整效应在今年应该消失了，因为补偿性生育在过去3年中已经完成了。如果生育率不能回升，出生人口就会持续减少下去。”

目前，不少省份为了提升生育意愿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就对《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提出符合条例规定生育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60日；减轻生育二孩家庭负担，对其入托、入学给予适当补贴等。

生育率不及预期是相对的

平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从抽样调查结果看，医院和村委会今年上半年出生人数较上年同期均有回落。其中两家医院2019年上半年共接生孩子1532人，同比下降3%；被调查的三个村(居)委会2019年上半年出生人口90人，同比下降11.7%。

延安市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上半年两家医院出生人口共计2714人，较上年的2807人下降了93人，其中一胎1286人，同比降低了3.3%；二胎1275人，较去年的1321人减少了46人；三胎及以上153人，同比减少了89人。

另据重庆卫健委发布的信息，今年1~5月份，全市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数为71554人，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30054人。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为了提高生育率，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我国在近些年也是动作频频。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将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全面二孩的确发挥了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

此外，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一直低于1.6，直到2013年回升到1.6，2016年为1.62。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就可以回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而对于上述城市出生人口不及预期的情况，李建民表示，不及预期应该是相对于政策目标而言的，全面二孩政策预期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1.8左右，但目前来看可能只有1.6，今年或许更低一些。此外，生育率的下降还和育龄妇女的数量、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关系。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曾介绍，2018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7年减少700余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500余万人。

延安市统计局也提出，目前的婚育主体主要是80、90人群，其绝大多数是当年的独生子女，大多追求更有质量、更加满意的婚姻生活，其婚姻观、生育观更趋于理性、成熟，导致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生活难兼顾，生二胎的群体目前主要是30~40岁之间的人群，父母大都在60~70岁之间，照顾孩子成长比较困难，从而降低了生育需求。

一系列政策提升生育意愿

李建民认为，如果想提高生育率，要做到三件事：取消生育限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消除个人生育赤字、提高生育意愿。“在低生育率国家，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是普遍现象。”

事实上，为了鼓励生育，全国各省份已经从孕期、产后、育儿等多方面发力，政策大致有以下四类：加大医保支持，推行基本生育免费；延长产假、配偶陪产假(护理假)；增加产科、儿科医护力量；推行弹性工作制，支持生育后重返岗位。

比如，目前各地产假大体上可以分为128天、158天、180天三档，配偶陪产假(护理假)时长大体可以分为7天、15天、30天三档。针对异地夫妻，安徽、陕西有延长陪产假的措施，安徽从10天延长至20天，陕西从15天延长至20天。

此外，“没人带孩子”也是制约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尤其是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供给不足。

原国家卫计委家庭司2016年委托研究机构开展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发现，近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护，有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33.8%有托育需求，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43.1%。60.7%的一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而不愿生育二孩，28.1%的一孩母亲因顾虑“影响工作和事业发展”而不愿生育二孩

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未入托育机构的主要原因有“附近没有接收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机构”(30.1%)和费用太高(占21.6%)。但世界经合组织(OECD)资料显示，2014年，OECD的33个国家平均入托率达到了33.77%。

事实上，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在微观层面上有利于儿童发展、母亲健康、家庭关系和谐与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在宏观层面上有助于全面落实二孩政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提高社会效率、增加有效劳动供给、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均衡发展。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梳理社会力量进入的堵点和难点，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地方政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用人单位内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

“托育服务的发展可以带来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可以使生育二孩的比例提高8%~10%。”一位人口学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