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

作者 | 林语堂

来源 | 鸣仁文创

(载台北《读者文摘》1963年10月号)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1962年3月有一天，多云刮风，台北市街头人山人海，男女老幼约5万人，包括教授、学生、工人、店员、家庭主妇、立法委员和外交使节，站在街道两旁，怆然垂首伫候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学者胡适博士出殡。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港的村妇，摆出三牲素果，祭奠这位刚逝世的院长，并祷求他的在天之灵保佑她们的子孙将来也能像他一样光宗耀祖。

胡适遗体出殡时台北街头的送行场面

胡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启迪了当代人士的思想，也为他们的子孙树立楷模。荣衔学位多不胜数。最高当局甚至曾敦促他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和出任行政院长。但终其一生，胡适淡泊谦冲，平易近人。1949 年，他接到一封措辞恭敬有礼的电报，邀请他到夏威夷对美国议员演说。开头的称谓是:“Dear Esteemed and Venerable Dr. Hu”(“德高望重的胡博士”)。他简简单单地复了一个字:“Okay” (“好")。

胡适

他是学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恶毒批评和攻讦，几乎比任何人多。但是这些谩骂叫嚣丝毫不能影响或改变胡适对发展科学、民主制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胡适字适之，诞生于1891年12月17日，父亲曾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他幼年失怙，随寡母和三位哥哥在安徽黄山山麓偏僻的绩溪县长大。自幼颖悟好学，十多岁时便已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洋名著译本。17岁任文艺刊物《竞业旬报》主编，该刊在上海出版。

胡适

1910年，胡适进美国纽约州伊色佳市康奈尔大学，听从哥哥的建议，攻读农学。有一天，在鉴别苹果品种时，感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农，因此改读文科; 1915 年秋，又转到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深为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所感动，他的哲学也就以实用主义为基础。

这种注重实用的精神，使他和他的朋友任鸿隽、杨铨、唐擘黄及梅光迪等构成了新观点，竭力主张提倡白话，废弃文言。理由是:文言虽优雅传神，并且经过三千年来俊彦之士的雕琢炼冶，但也充满了虚饰的辞藻和陈腔滥调。他认为现代的中国人应以语体文写作，采用日常语言中生动有力的辞句为文字工具。

胡适与友人任鸿隽、陈衡哲

这是个很大胆的主张——等于提倡以现代英文或现代意大利文来取代绰塞时代的英文或拉丁圣经里所用的拉丁文。他的朋友虽然同意有改革的必要，却不如他那样积极。他为了证明白话可以取代文言，采用白话写诗。从那时起，他的文章都用白话。

1918年，他回到北平了，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员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那时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比他只小四岁，但是他给我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我听他引用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回国时的豪语道:“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汹涌的复兴波涛中。

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合编《新青年》杂志，又提出全国普遍觉醒的号召，主张革除传统的迂腐思想，纠正重男轻女的观念，准许寡妇再嫁，废除女子缠足，禁止扶乩卜卦等。

他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 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盜女娼的社会。”

这时民国初建，距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仅短短几年，正是西方文化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甚炽的时候。只有像胡适那样信念坚定的人，才敢公开指出中国不仅在枪炮和机器方面还赶不上西方，就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例如传记、历史、哲学、戏剧和现代艺术，也远远落后。换句话说，他主张“充分世界化”，或全盘西化。他相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能使中国追上时代。

不过，尽管忙于这场论战，胡适始终没有失去对别人的关怀。我当时刚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进的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结果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胡适（左）、林语堂（右）

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那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我答应他回国后在北大英文系教书，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2000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汇钱事。蒋先生问道:“什么2000块钱?”原来解救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他从自已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胡适的文学革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翌年，教育部命令所有公立小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教学，同时规定白话为“国语”。胡适的成功使他成为古文派众矢之的。

批评他最厉害的著名学者林琴南，一气之下写了两部小说来讽刺胡适和白话运动的其他领袖。但是胡适并未理睬这些冷嘲热讽。他对青年们说，如果他们在研究中国语言的实况以后还不能同意他的看法，那时再“出来反对”就是了。

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

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也许他与台北一个街头小贩的友谊最足以说明他的为人。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

胡适回信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他们持久而亲密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多年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找他。

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台大医院院长，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1939年，胡适

胡适家里来往的宾客很多。晚上客人走后，他就坐下来做他的研究工作或写作。他写过许多巨著，也写短篇论文。毕生致力于中国白话文学和中国哲学的历史研究，第一个证明《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自传故事的就是胡适。

他出版过无数专书和论文，但《中国哲学史大纲》却只完成了上册。他以18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的各种版本并写成许多专论。最后8年，他多半时间致力于撰写一篇关于禅宗神会和尚的论文。

中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驻美大使4年，成为罗斯福总统的 密友。早在1936年，两人曾在哈佛大学庆祝成立300周年时见过面，胡适在那次典礼中接受荣誉学位。罗斯福非常信任这位率直的学者，胡适也因此在出任大使伊始便为中国政府争取到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

1941年，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左）说明中国万人签名的文件

1945年胡适出任北大校长，1958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虽然健康不佳，但还是像过去一样献身工作。有一次他以青年导师身份，警告台湾大学一个学生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虽然胡适是中国最卓越的学者之一，他的哲学和所有伟人的哲学一样，基本上并不复杂难懂。他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又说:“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选举七位院士，胡适投下了赞成票。他的心情很愉快，兴致勃勃地周旋于他热爱的同事之间。将近黄昏时，院士们正纷纷告别离去，他心脏病猝发倒地。半小时后与世长辞。他嘴角的微笑说明他已经如愿以偿，为学术殉身。

1973年12月，胡适公园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和他的墓地附近落成。公园占地约一公顷半，风景优美，有喷泉，有亭台，有迂回曲折的小径。

他的故居现已改为胡适纪念馆，在那里，参观者可以看到他的毛笔、手稿和批注的书籍。离去时会对这位学者的言论风采绩业，悠然神往，肃然起敬。

胡适先生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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