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是挤出消费的罪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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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将扩大消费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提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的要求。一个常见的疑问是,在房价高企的当下,以促进消费来拉动经济的空间还有多大?

  先抛开房价的问题不说,仅从微观数据上来看,我国居民早已摘掉了“少消费、爱储蓄”的帽子。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万元,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已达2.6万和1.2万元,这意味着居民当前的增量储蓄是有限的。早在2013年,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支出就已接近可支配收入的80%。

  过度消费在年轻群体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据央行近日公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作总体情况”统计,全国信用卡应还信贷额已达约7万亿元,其中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约800亿元,而70%以上的信用卡持卡人处在20至40岁之间。这些数字无非表明,收入处在上升期的青年群体不只爱消费,还普遍接受负债消费。

  但从宏观统计上来看,以支出法来计算的我国GDP总量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近年来始终低于55%,和欧美国家超过80%的消费支出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提升空间似乎又很大。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取向从20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如今,而且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用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最自然的政策选择。

  如果说宏观数据理应是微观数据的加总,那么以上两组事实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但合理解释这个矛盾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居民已经处在“消费过度”的边缘,那么留给消费扩大、消费升级的调整区间就会是相对狭窄的,这关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和着力点。

  理解这个矛盾,先要理解国民总产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统计差距。或者说,从国民总产出即GDP口径来看,我国的总消费支出占比仍然过低。而从居民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口径来看,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大潜力是有限的,因为居民的消费倾向已经很高了,除非动用往年的储蓄存量用于消费。

  从GDP口径来看,国民总产出并非仅仅属于居民,而是被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划分,当前在我国的划分比例分别约为25%、15%、60%,在居民分配到的60%收入中,城镇居民还要扣除社会保险等社会性支出,剩下的才是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还要扣除种子化肥等经营成本,剩下的才是纯收入。

  另外一方面,在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分化过大现象。除去美国这一特殊案例之外,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总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就越高,贫富分化过大的经济体往往总消费不足。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市场经济在城市当中的确立,我国进入了收入结构的快速改善阶段,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年均2000万新增农民工涌入城市,肩挑背扛出了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改善了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催生了大批中产阶层的出现。

  但我国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开始出现了转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8年的6.5%。也正在2011年前后,城市岗位求职人数与空缺岗位之比首次超过了1,到2018年底增加到平均1.23个求职者竞争1个工作岗位。一些中低收入群体并非没有增加消费的意愿,而只是没有提高消费的能力。

  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容易拉高人均消费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却难以拉高总消费支出占GDP之比。一方面因为从分母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数值上几乎只是人均GDP的一半;另一方面,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支出中大部分属于投资而非消费,根据投资乘数理论,投资比消费更能增加GDP统计数据。

  微观上的消费过度暗示着,为了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提升消费质量,重点之一在于提高居民部门的GDP划分比重,而不在于进一步提高居民自身的消费倾向。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政策调整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包括提高个税扣缴基数、为中小企业普遍减税、降低企业社保缴纳比例等。

  宏观上的消费不足暗示着,为了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改善总投资与总消费之间的失衡,重点之一在于努力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分化,增加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体现在大部分居民的小康生活,而不是少数居民的奢侈性消费。

  除去以上两点,高房价也的确加剧了宏观上消费不足的现象,高房价催生了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宏观统计上投资和消费又是相互替代的,投资占比高一定意味着消费占比低。

  最后来看,房价是挤出消费的罪魁吗?是又不是。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高房价挤出了消费是不言自明的。从统计上看,购买房产被计入投资、而并非计入消费;从现实上看,为了购房不但要省吃俭用,甚至还要掏出“6个钱包”里的储蓄存量,而这些储蓄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消费。

  但从总体上看,房价并不一定是挤出了消费的罪魁,或者说挤出的程度或许有限。这是由于购房本身是收入转移的过程,比如购买二手房之后,买房人的消费被挤出了,但是售房人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并由此可以增加消费,假设两个人的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致,总消费数据在宏观统计上并没有变化。购买新房也是一样的道理,购房支出也被其他主体获得,虽然中间有政府税收和企业收入的截留。

  从动态上来说,房地产投资本身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房地产本身可以拉动从上游钢铁水泥到下游家电装饰的诸多行业发展。近十五年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2%以上,若加上关联行业计算则该数字高达30%,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就没有消费的稳定增长。早在2009年前后,就出现过对于房价上涨将挤出消费的广泛批评,但其后的事实反而证明,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抵消了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房地产投资还能否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如果不能,扩大消费的政策组合就应当是稳定房价水平、降低税收负担、缩小贫富差距,而这个组合正是未来较长时间内的政策抉择。

  作者为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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