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贾康: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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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的发言(2019年7月28日上午)。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要抓紧时间,20分钟之内的这个题目原来有个约定,要讲一讲宏观经济形势方面的基本认识。从现在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特征来看,我觉得要提到在原来贸易摩擦升级没有不期而至之前,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曾经有长达12个季度,龙头指标GDP的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已经出现了一个带有中期特征的平台运行状态。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应该乘势争取完成在2010年以后中央所说的“稳”字当头、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的这样一个软着陆中间“L型转换”的确认,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强调的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要由新而入常。进入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平台状态,关键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本来,似乎这样一个转换就在眼前,但是现在要另作讨论了。

  在贸易摩擦陡然升级以后,我们看到的是2018年三、四季度往下走,全年报出来的是6.6%,但实际上四季度已经落到了6.4%,这就把原来平台的底线击穿了。到了2019年一季度,那个时候中美谈判传来一些令人感觉有希望的消息,市场预期有所稳定,继续报出6.4%,但二季度又不行了,大家知道二季度报出来的是6.2%,这样把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拉低到了6.3%。如果现在往前看作个粗线条的、不可能精确但是我们还不得不做的预测来看,下半年不排除经济继续下行。但我觉得在一年出头的时间里,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一开始那样一种大祸临头的带有夸张色彩的、应激反应式的恐慌心理。虽然大家预期不好,投资很谨慎,但是毕竟已经在消化这个不良影响方面看到了一些效果,而且大家也感受到了,贸易摩擦升级是坏事,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经济部分都是面临着一致的压力。其实倒反而给某些行业、某些部分带来了乘势扩大市场份额的机遇。在总体来说是坏事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大家也越来越认同要在不确定性面前抓住我们自己的确定性,那么就是要依托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我们要把握好自己可做的事情。

  可做的事情在制度变革这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在经济运行这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结构,提升我们的增长质量,形成我们发展的后劲儿。这些共识都在进一步的凝聚。宏观政策方面很显然,在货币政策的调整上看得很清楚,虽然总的概念仍然叫“稳健”,但是已经不提“中性”了,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呢?是松紧适度,而落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是最实质性的货币政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怎么松的问题,不能大水漫灌,但绝对是要掌握好节奏和力度,适当的松,而且现在的态度也是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在降息降准的操作路径上继续出手。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这个“更加积极”强调的除了适当提高赤字率之外,已经有了比较大手笔的安排,在减税降费这方面今年要达到2.1万亿元以上。在优化结构方面,财政政策它本来就应该更多发挥区别对待、点调控、有保有压的作用,现在也在不遗余力。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地方发行专项债在加快进度安排,而地方专项债又实际上带有非常明显的对应一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乃至产业园区、片区开发这样的“戴帽”特征,就是盯着一大群项目,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优化结构,而且现在明确地说这些专项债地方政府拿到手里,已经可以给相关的主体先注入资本金增信,然后再用到项目上,所以它的乘数效应、放大效应也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自己抓住可做的事情,不犯低级错误,今年的下半年经济下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继续对冲它,哪怕是下行,这个幅度也是可以得到对冲以后比较平缓的一个结果。

  

  今年两会上所提出的今年的增长速度,是从前面两年说的6.5%左右,要下调到6-6.5%的区间,那么也就是说底线是6%。这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上半年现在是报6.3%,下半年如果再继续下行,落到6.2-6.1%,仍然是在6%以上。只要在6%以上,我觉得大家就应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化结构方面。6%就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托底速度。现在来看,我们要意识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形势的严峻性,但是也确实要看到我们自己还是有底气、有客观的条件,利用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在这么多年成长以后形成的前面樊纲教授强调的整个产业体系、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的可观、可贵、可用,我们自己抗外部冲击的回旋余地,等等,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做好。当然,要做好也有难度,比如改革:关于改革中央这一段时间在下发的文件里重提“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我认为在大家已经感受到“改革综合疲劳症”的情况下,中央重提这样一个表述是有深意的。跟着的是今年3月份中办、国办专门下发文件,在地方工作一线和基层要减负,要破除形式主义,要让地方工作的同志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针对性就是要冲一冲现在这个僵化和沉闷的局面——官场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官不为,一个人在一线做事情,后面可以六拨人、八拨人跟着去挑毛病,地方的领导整天应接不暇的是各种各样的巡视组、督导组,各种约谈,各种各样的检查,实际上无法真正按照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去进一步开创新局面。中央强调这个文件下发以后,2019年要成为地方基层减负年,我觉得这都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必须抓住的实实在在的要领。要把这些做好,我想提一些自己认为可以强调的意见和建议。

  在经济运行上,我们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引领新常态争取完成L型转换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市场决定论”,优化结构最根本的要靠经济手段为主,市场优胜劣汰为主。所以,政府更多的作用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全国复制了11个自贸区概念,以及还有极端化的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区。这方面对政府管理给出的规则,现在强调了,对企业是负面清单,对政府自己是正面清单,这个规则非常好。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不去碰负面清单上的禁止事项,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当然,同时要靠法治化保障这样一个宽松开明的让企业充分发挥创造潜能的制度环境。而反过来,这时候怎么保证企业的负面清单能够真正落实呢?对政府必须有约束,政府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正面清单。政府能做什么事情,都要得到授权。在我们国家要推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法案的形式说清楚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什么样的事权,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把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形成明细单和与支出责任对应的一览表。这样的一个改革意义深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进一步把它贯彻好。这是我们说抓好可做的事情中意义重大、从当下到长远都非常重要的有贯彻市场决定论这种制度建设意义的大事。

  另外,我觉得要特别强调,中国现在必须扩大内需,而且我们在前几年已经看到了进出口对于每个年度经济增长(表现在GDP增长几个百分点里)的那个贡献已经很低了,这也是我们的底气之所在——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扩大内需,这个空间,就是有效投资的空间要摆在第一位。我不同意有一些观点特别强调中国现在就是要调动消费的潜力,靠消费支撑出来一个新局面。我觉得这里面认识的跳跃性太大:中国现在一定要紧紧抓住我们还相当可观的有效投资空间,它所匹配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客观需要有后面可观的要做的这些投资,从中心区域的比如说100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必须抓紧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是国际上的基本经验,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在这些中心区域让它的公交体系有足够的支撑力。在这个方面,它应匹配的很多的事项,如停车场、停车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有国际经验可循,也有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这个方面当下不要有任何迟疑,现在正是利用我们的产能多做这种事情的好机会。而这样的投资建设又往往正好匹配的是产业园区、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各种各样特色小镇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方面政府的财力有限,那么正好可以结合着改革创新,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四两拨千斤”,财政出很少的钱,在某些项目上甚至基本不出钱,用一些“可行性缺口补贴”的那些钱,一个缺口补贴就调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政府体外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把要做的事情做起来。我们可做的有效投资,在具体的项目上如果说到乡村振兴,那更是有很多在不同的政府辖区里定制化形成方案的空间和必要性。这种有效投资怎么样抓住机会?客观上可利用我们已有的钢材、水泥、设备、劳动力所有这些要素,有这些产能,有这些潜力,我们把它们用起来,关键是要有好的机制比如PPP。这种有效投资形成支撑,能带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和整个社会、市场上预期的相对稳定与向好,那么它跟着调动的,就是我们巨大的消费潜力。老百姓收入可以继续增长,就业可以得到对冲下行压力以后的基本稳定,那我们的消费潜力是跟着发挥出来的。投资的目的和归宿,一定是消费,一定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但是,你以为可以把投资放在一边上来就讲消费,就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那就变成了本末倒置,就变成了这个消费没有后劲儿,会落入福利赶超陷阱,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觉得这一点在当下特别值得强调。去年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只有5.4%,今年上半年报出来,也只是回升到5.8%,这显然没有充分利用我们有效投资的潜力。关于这个潜力进一步的调动,我们有信心,要更好地运用法治化、阳光化和专业化合在一起规范化发展的PPP,把中国有效投资的空间用好,把有效投资的好机制结合着市场决定论、结合着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守正出奇这样的追求,充分调动起来支撑我们的发展。

  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比如鼓励科研创新;给企业界继续吃好“定心丸”;房地产业怎么样真正打造长效机制;还有减税让利的改革深化还要进一步全面推进,除了税,除了养老缴费,还有好几百种行政性收费,还有很多隐性负担,一定要在配套改革、“拆香火”这样攻坚克难的过程中,把企业和纳税人的负担真正降下来。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请贾老师回答提问:“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探索,有什么新的举措和思路?

  贾康:我觉得这个思路,中央在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有非常清晰的表述了。说了多年的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中央当时强调,要构建基础性制度,要推进基础性制度建设。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性制度建设至少有不可忽视的四大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房地产在发展中间,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建成区会继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城镇要有能力接纳未来几十年还要陆续进城的差不多四亿人,而且他们要成为市民,这个供地,怎么样在中国“基本农田占补平衡”的前提之下源源不断地有效地提供出来,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息息相关。一定要把中国的土地制度在城乡概念上打通——现在已有些探索,除了现在说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这种较谨慎的试点之外,我认为要特别看重重庆的地票制度探索。它是在占补平衡前提之下已形成了全套经验的。远离城乡结合部地方的农民、农户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通过宅基地更有效的利用而腾出地皮复垦,通过小田变大田腾出田埂的面积等等复垦,增加了的田地,要测算当量,分五档后进入地票市场交易。通过市场机制,给了这些远离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他们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同时又可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占补平衡的大前提,又可以对接市场机制,很好匹配上政府来引导的土地收储制度,源源不断地跟着顶层发展规划来供地,这是土地制度方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很遗憾,重庆的地票制度改革早就引人注目,曾经有别的地方跟进,很快就被叫停。前几年据说要推广的,到现在为止,又无声无息。对这个改革我认为要进一步积极探讨,打通城乡土地的这样一个市场关联,建立土地的统一市场,我们有这么好的探索和经验,要积极总结,进一步把它完善。

  第二,住房制度显然必须双轨统筹。做了这么多年,光讲房价是只看了表面现象,各地房价指标是商品房交易形成的均价,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一般而言光讲均价意义不大,更何况还有很多托底的保障轨上的供给必须考虑落实——重庆经验是要托到40%的份量,深圳甚至提出要托到60%,这一块市场房价反映不出来的供给问题,怎么组织,怎么实现?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里面托底,应该是把廉租房、公租房打通(因为已区分不开),再主攻共有产权房,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使年轻白领、收入夹心层能买到最适合他们的共有产权房,等等。这个保障轨道托好了以后,商品房轨道上的市场供应,应该更公平、更放开、更充分,应该尽可能消除商品房轨道上的行政手段限制,从而消除那些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副作用。

  第三,投融资制度。在投融资制度里的改革重点是不光有商业性金融,一定还要有政策性金融。因为整个房地产的供给是商业轨和政策轨必须一起起作用才能形成的一个通盘运行体系,这个投融资的创新和改革,和我前面所说到的PPP,有内在的联系,很多的连片开发,把宜居城市建设中各种类型的住房,全都打包在连片里,可以很好的利用政府体外的资金力量,产生乘数作用。

  第四,是房地产领域已说了多年但现在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还皱眉头的房地产税。我一直坚持,房地产税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在贯彻中央“加快立法”要求的过程中有一个实际的推进,不能仅在网上继续大家光是宣泄情绪和各种观点在私下里碰撞。一旦进入立法过程以后,把草案公布于世,征求全社会的意见,大家一起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思路主张,要开电视、广播直播的听证会,最关键的不是讲你主张什么,关键是要讲你的主张或者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全社会一起来“走向共和”式地寻求最大公约数。我虽然一直坚持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但是我特别强调不能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必须在中国解决好一个非常关键的免税部分怎么处理的问题——立法中要充分考虑。

  长效机制包括前面至少四大方面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它是改革到深水区的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问题。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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