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肆”:西汉时,我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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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春秋以前,图书都掌握在所谓“史”的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被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贵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士”的阶层,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士大夫中间。这些“士”,后来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后备队,这时书籍生产开始由官方书写。

  

  一、秦始皇禁书与汉武帝征集书籍

  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禁书法令,私人不能藏书,更不准生产。因此,秦时我国的出版机构仍然主要是官修。生产书籍是用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

  秦始皇的禁书法令,一直影响到汉初。汉高祖对诗书不重视,藏书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时才取消禁止藏书的法令,这时民间方可公开藏书。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时,下令征集书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当时在官内建立收藏图书的馆舍,专门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个国家藏书机构,可以说,就是我国国家图书馆的起源。

  汉武帝时经过广泛的征集图书,使政府藏书增加很多。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时,再次下令征书,并令学者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大批书籍。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七略》。

  

  《七略》内容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后班固著《汉书》,根据《七略》改编为《艺文志》,共著录书籍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汉初大规模征收书籍和指定专人整理书籍的工作,为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初兴,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西汉书店的出现是我国发行史的开端

  西汉惠帝刘盈时,取消禁书令,这时私人允许藏书,后来才可以写书,当时的出版机构除官修书籍外,还有私修。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私家修史之风较盛,如后汉书、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这是广义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后,由于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统称为“版本”。

  

  我国书籍的出版有悠久的历史,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我国书籍发行的悠久历史,尚不被人们所了解。其实,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已经有了书籍的交换和贸易,出现了我国早期的书店,揭开了我国出版发行史的序幕。

  我国西汉时出现了书店,这是我国发行机构之始。自此,我国出版发行机构,从建立到发展,后来逐步壮大,使我国古代书籍印行初具规模。而当时的世界各国,书籍生产尚处在原始萌芽状态,他们还在用泥版、羊皮之类当作书本,不可能有书店的出现。就连后来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欧洲,在书店的兴办史上,比我国至少要晚四、五个世纪。

  

  三、汉代书店出现的原因

  古代称书店为书肆,亦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十来种名称。

  书店的出现,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读书的人增多,需要的书籍量增大。它是由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是,书籍的生产量增加,书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贸易和交换。它又是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产物。鉴于上述条件我国西汉时已经具备,因此我国早期书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原因的。

  

  西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制定了“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他加强了上层建筑的工作,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那时京师的官学主要是太学,由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学,叫做郡国学校。

  随着汉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太学得到迅速的扩展。据统计:西汉初、中期仅京师太学博士弟子人数;汉昭帝时太学生达一百人,汉宣帝时增为二百人,汉元帝时发展到一千人,到汉成帝时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学、私学的读书人更多。

  

  汉武帝采用策问,即考试的办法,鼓励儒生读书做官。各地学者、儒生和读书人为求功名利禄,必读儒家经典,这就促使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广为交换和贸易。

  另外,汉初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全国出现了以长安为中心,包括洛阳、邯郸、临、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随着大宗物资在市场出售,书籍也逐步成为商品。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当时有九个市,有六个市在大路西边称为西市;有三个市在大路东边称为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树林下聚会两次,交换各人带来的家乡特产、笙磬乐器和经书等。

  “汉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含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经书相予买卖,雍雍揖让,侃侃訚訚”。

  

  这是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学生买卖经书,开始还属于互通有无的性质,以后有人抄书出售,书籍已开始成为商品。书籍的供求需要日渐增多,就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店。

  我国西汉出现书店的最早记载,见于扬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扬雄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博览群书,才学出众。《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意思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说明西汉的书店已开始建立。

  

  西汉书店的出现,先在长安,随后在洛阳、邯郸、临、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陆续兴办。到了东汉,各地书店的建立更逐渐增多,不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轻时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

  在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书店已很普遍,书籍品种也多,且能“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便阅看。这样,家贫无书的王充,也能在书店里自学成才,后来成为汉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著有《论衡》八十五篇,永载史册。

  

  那当时的中小城市呢?另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说:

  “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

  这就是说,在小县城宁阳,也有人摆书推、开书铺,专门出售书籍。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各地书店的普遍建立,不仅是我国发行事业的兴起,也是我国书籍出版业繁荣兴盛,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艺文类聚》引自《三辅黄图》

  方厚枢:《中国出版简史》。见《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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