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铁钱,掠夺的初衷,助长了财政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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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的财政挺有意思,财政数据完整却又散乱。一方面,宋代的财政收支非常完备,田赋、专卖和商税列支得非常清楚,甚至有底下州县的商税数据;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中充斥着大量的低价铁钱,导致宋朝的财政收入虚高。

  

  铁钱与宋朝的一国两制

  铁钱在北宋只是区域性货币。诚然,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中期货币出现短缺。例如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上奏说:“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余靖也上奏道:“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但北宋年间,官府却只在四川地区发行铁钱,其它地区都使用铜钱,从而出现“一个国家、两种货币”制度的状况。

  北宋的一国两制。或许是四川的地理位置特殊,北宋消灭后蜀,对天府之国的四川采取了特殊的治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方面。四川产铜较少,西汉就曾使用铁钱。五代孟蜀时期,四川铜铁钱兼用。北宋消灭后蜀,将四川的财富大量运往开封,《宋会要辑稿》记载:“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

  所以四川使用铁钱并不完全是商品经济的自身规律,更多是人为的因素。一方面宋朝把四川的铜钱全都运到开封,充实其它地区的铜钱储备;另一方面禁止铜钱进入四川,并用铁钱把四川人民的铜钱全兑换到官府手中,导致四川完全没有铜钱,只能用铁币。后来随着四川商品贸易的日益增多,铁钱不便携带的弊端显现,故在四川地区产生了最早的纸币。

  

  为什么宋朝在四川发行铁钱?原因众说纷纭,笔者的看法有三点:1)宋朝缺乏铜钱,五代十国都缺乏铜钱,所以都流通着不少的铁钱。所以北宋消灭后蜀,便把府库里的钱财全都搬到开封,充实东南沿海的货币;2)四川处于盆地之中,入川的道路极少,经济上独成体系,在四川发行铁钱,不会因为铁钱的扩散导致货币的紊乱;3)四川属于后占领的土地,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不够,既然全国都缺铜钱,为什么不索性牺牲一两个省的利益,保障全国的铜钱供应呢?别的省份用铁钱都容易扩散,想想只有四川最合适。

  

  铁钱标准,大钱7.7克、小钱4.2克。宋朝的铁钱分成大、小两种标准。大铁钱每1000枚重12宋斤、小钱每1000枚重6.5宋斤。史料《文献通考·钱币考》云:“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百九十二两,此其大法也。”古代1斤为16两,意味着用15宋斤铁来铸钱,损耗了3宋斤铁,得到1000文铁钱,重12宋斤。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铁钱每文重7.7克、小铁钱4.2克,而宋代铜钱的重量约3克,铁钱笨重的缺点可见一斑。

  

  铁币发行规模,年平均40万贯。北宋在益、邛、嘉、眉等州设置铁钱监,专门铸造四川地区的铁钱,中后期铁币使用范围扩大到四川和陕西两地。北宋铁钱铸造规模波动较大,宋真宗前期每年铸大钱50万贯,仁宗前期降到27万贯。到了宋神宗时期,为了筹集对抗西夏的军费,川陕地区的铁钱监也增加到9个,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铸币规模也达到88万贯,最高达到100万贯。因此北宋的铁币发行规模整体增加,年平均约40万贯。

  

  铁钱与宋朝商税的水分

  宋朝在国内存在两种货币制度:川陕的铁钱和其它地方的铜钱。造成的后果便是税收统计的紊乱,宋代的财政官员或许习以为常,但对后世之人研究宋朝的财政收支而言,容易形成误导。下面便以宋代的商税为例,分析铁钱导致的宋朝商税虚高现象。

  异常的商税数据。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同时继承了五代以来搜刮税收的本事,像明朝农民到城里卖农产品是不收税的,宋朝必须交商税,所以宋朝的商税非常可观。但查看《宋会要辑稿》却发现这样一个怪事:真宗天禧5年(1021年)的商税为840万贯,仁宗嘉祐(1060年)时期的商税为1100万贯,到了神宗就降到了858万贯。宋朝是一个对经济控制力非常强的朝代,全国有2000个商税关卡(明朝7个),按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商税应该逐步增长才对,为什么神宗时期的商税反而下降呢?答案是:铁钱。

  

  先看铁钱的价值。铁钱是一种价值量比较低的货币,从宋初便一直贬值。宋太祖时期,1文铜钱抵2.5文铁铁,太宗后期铜铁比值贬到5,真宗更是贬到6,这只是大铁钱,小铁钱更是1比10。铁钱贬值现象直到仁宗时期才开始升值,约为3,神宗时期稳定在1比2左右。如果四川百姓在真宗年间,要去买1头价值30贯铜钱的牛,需要携带1300公斤的铁钱,比牛还重,得花2辆车才能装下,这也是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的原因,铁钱太重了!

  

  再看商税的构成。如果研究历史只看表面的数据,或许就会以为神宗时期的征税不力或者商业萎缩,实际并非如此。史料《宋会要·食货志》有大量的商税数据,熙宁10年(1077年)的商税情况如下表:

  

  可以看到,四川4路的商税为166万贯铁钱,折合铜钱为83万贯,实际全国的商税为775万贯铜钱,因为铁钱的缘故,商税被高估了11%。

  最后看嘉祐年间的商税构成。四川4路的商税为600万贯铁钱,按1:3的比价计算,折合铜钱200万贯,加上川外4京13路的商税503万贯铜钱,实际的商税总额为703万贯铜钱。因为铁钱的存在,商税高估了57%。

  

  为什么四川的商税在神宗时期下降非常大?北宋前期在四川实行茶叶自由交易的政策,因此大量的商税来自茶叶交易,毕竟宋朝将近50%的茶叶产自四川。王安石变法后,四川的茶叶与川外一样,实行专卖和“茶马互市”的制度,茶叶流通环节交的商税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商税的大幅下降。

  

  实际的商税一直有所增长。真宗年间的铁钱贬值更加严重,铜铁比价高达6,假设天禧840万贯的商税中,分为400万贯铜钱和440万贯铁钱,则全国的实际商税为475万贯。因此可以看出,北宋实际的商税一直是增长的,铁钱的价值波动影响了整体数字。

  

  铁钱与宋朝财政的水分

  商税只是财政的一方面,实际上宋朝最大的收入来自茶、酒、盐的专卖,四川都是重要的财税贡献地区。以熙宁10年(1077年)为例,盐、铁、酒的专卖收入为2200万贯,占全年6177万贯收入的比例为35%。由于数据有限,未说明铁钱的数量,如果考虑铁钱的虚高,实际的收入应该低于6000万贯。

  

  总结:铁钱坑了四川人民,导致了宋代财政的泡沫

  1、铁钱的出现与商品经济有部分关系,但更大的原因是宋朝官府对四川百姓的掠夺,逼迫百姓使用笨重的铁钱。铁钱不但拖累了百姓的交易,贬值还使得百姓财富缩水。

  2、宋朝的财政收入中有大量的铁钱没有列示清楚,当时之人或许清楚,后人研究的时候,往往会高估宋代的财政收入。商税就是例子,仁宗嘉祐年间有1100万贯商税,其中却有600万贯铁钱,实际商税只有700万贯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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