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雨掉泥坯到人均50平 70岁老人不惧“钉子户”参与家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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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胡曦予 栾琨皓 文/杨先华

  李象恒,1949年11月16日生于天津。泥过土坯房、出过河工、干过地产开发经理、管过拆迁,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房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却坦言自己只是做了那个位置上该做的工作。回首过往,看着自己的一个个作品和天津城市面貌的巨变,李象恒心胸坦荡之余,是充满激动的震撼。

  下雨掉泥坯,真想杀了老天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象恒出生于津南区咸水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最多时家里九口人,住在三间土坯房里,长身体时正赶上节粮度荒,上初中的李象恒只有44斤,但更让他至今想起都不堪回首的,是每到雨季家里的土坯房都要经受考验。“我家房子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之后盖的,当时大部分咸水沽人家住的都是类似的土坯房,还有用向日葵杆、高粱杆夹在泥土墙中间盖的,还不如土坯房。一到雨季,家家户户都害怕,因为下雨掉泥坯,不怕大雨,就怕下一天,所以每年雨季前都要加固。”

  当时的李象恒已经懂事,能感受到父母的焦急与无奈。有一次刚加固完房子,大雨倾盆,泥浆顺墙而下露出了草,几乎一天白干,“真想‘杀了老天爷’!”也是从那时起,李象恒发誓要给父母建一间好房子,不再为下雨而犯愁。

  四个月建永定新河桥,现在也不算慢

  

  由于家里是农民,文革期间李象恒回到本村的生产队——咸水沽五街大队劳动。和很多老三届知青对那段蹉跎岁月不认可不同,在李象恒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甚至充满诗意的日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春天,我翻耕肥沃的土地;夏日,我插播嫩绿的稻秧;秋来,我收获金色的果实;冬去,我憧憬崭新的希望。锄落镰闪天地阔,脚下伴着泥土香。我也曾经当民工,挖河筑堤架桥梁。”

  老辈人都记得,那段年月各个生产队都要义务“出河工”,支援国家建设。“从1968年开始,包括垫高北大港北围堤,后来挖洪泥河,印象最深的是建引河桥也就是永定新河大桥,只用了四个月,那速度现在也不算慢。”虽然条件艰苦,有时候要住在漏雨的窝棚里,但大家仍不乏苦中作乐的心境。“杜甫《春夜喜雨》里写道‘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我们给改成了‘晓看红湿处,那是五街的铺’。”

  第一批开发商是“拓荒者”

  

  从那时起,李象恒对桥梁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出差路过一些桥,他都要停下来仔细研究一番,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1975年文革末期,天津四个郊区分别成立区级建筑公司,从区生产队和村里挑选人组成,李象恒离开生产队进入南郊建筑工程公司机修厂工作。1998年公司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李象恒成为负责人,开始接触征地、拆迁、设计、建设。

  提到房地产开发商,人们印象中都是穿金戴银、壕气万丈,拿着数十亿的票子想要哪块地就要哪块地,但对于第一批开发商而言,其实只是“拓荒者”的角色。“那时候没有通讯设备,顶多腰里别个BP机,有事儿找你要赶紧找电话回过去。工作也是什么都干,将装满各种文件、资质的小包别在自行车把上去办手续,我们俗称跑件。我记得光那种小包,我就用坏了是三个。”

  “钉子户”住上新房就会理解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页,李象恒的工作恰恰是天津乃至中国百姓居住条件变迁的缩影:八十年代中期,李象恒家以及千千万万生活在津郊的百姓陆续告别土坯房,翻盖了砖瓦房,人们终于不用再为下雨和泥坯脱落而犯愁了;到了九十年代末,砖房被楼房小区取代,李象恒参与了咸水沽最早大胡同一带,也就是现在津沽休闲园片区的开发建设;2004年特岗退休后,他又进入津南区建委下属的安居公司,负责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拆迁建设。

  “和开发商不同,安居公司秉承的精神是‘为百姓分忧,为政府作劲’,偏哪一边都不行。”新形势下,“住有所居”不再是标准,“居有所安”才是目标。为此李象恒调整工作思路,亲自去做一些所谓“钉子户”的工作:“修津南红旗路时,记得我去一个大姐家,她盘腿坐在炕上说‘你们有文儿吗’,我们转天把文件拿去,她看都不看一眼扔到一边道‘假的,这戳儿西大桥那有多少刻多少’。后来她又求我们修路绕开她的房子。”经过反复数次登门,李象恒终于做通了大姐的工作,多年后在街上偶遇,大姐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什么都懂,不就是希望多找你们要点儿嘛。”“很多人当时执拗,但过后都会理解甚至感谢我们,因为拆迁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且面积都比原来大了不少。”

   四十年渐进式到飞跃式的“震撼”

  

  如今,李象恒家的三间土坯房已经演变成了一家六口人均面积50多平米的宽敞高层楼房。整个津南区日新月异,早已不再是李象恒儿时记忆中那个尘土飞扬、进一次城需要半天时间的穷乡僻壤。2009年,李象恒参与了海河教育园的拆迁建设后,逐渐淡出一线。偶尔想到自己当年开发建设的小区,李象恒由衷地感慨:“参战的人那么多,我作为当时开发公司的负责人,组织大家规划、设计、勘探、施工、验收,只是做了那个位置上应该做的工作,对于最终的‘作品’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

  经历了天津城市由建到拆再到建的过程,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建筑工作者,李象恒认为唯一能形容这四十年的就是“震撼”。“变化的速度太惊人了!从唐山大地震之后,房子盖得不少,但那是渐进式的。后些年特别是这十几年,速度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飞跃式的。”李象恒说,“现在我们也常在一起聊,那时候搞建筑区长才批几万,后来像一些大开发商陆续进入,现在一个小区动辄几十万平米、多少个亿,真是难以想象。津南如此,天津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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