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雨掉泥坯到人均50平 70岁老人不惧“钉子户”参与家乡变迁

视频/胡曦予 栾琨皓 文/杨先华

李象恒，1949年11月16日生于天津。泥过土坯房、出过河工、干过地产开发经理、管过拆迁，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房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却坦言自己只是做了那个位置上该做的工作。回首过往，看着自己的一个个作品和天津城市面貌的巨变，李象恒心胸坦荡之余，是充满激动的震撼。

下雨掉泥坯，真想杀了老天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象恒出生于津南区咸水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最多时家里九口人，住在三间土坯房里，长身体时正赶上节粮度荒，上初中的李象恒只有44斤，但更让他至今想起都不堪回首的，是每到雨季家里的土坯房都要经受考验。“我家房子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之后盖的，当时大部分咸水沽人家住的都是类似的土坯房，还有用向日葵杆、高粱杆夹在泥土墙中间盖的，还不如土坯房。一到雨季，家家户户都害怕，因为下雨掉泥坯，不怕大雨，就怕下一天，所以每年雨季前都要加固。”

当时的李象恒已经懂事，能感受到父母的焦急与无奈。有一次刚加固完房子，大雨倾盆，泥浆顺墙而下露出了草，几乎一天白干，“真想‘杀了老天爷’！”也是从那时起，李象恒发誓要给父母建一间好房子，不再为下雨而犯愁。

四个月建永定新河桥，现在也不算慢

由于家里是农民，文革期间李象恒回到本村的生产队——咸水沽五街大队劳动。和很多老三届知青对那段蹉跎岁月不认可不同，在李象恒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甚至充满诗意的日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春天，我翻耕肥沃的土地；夏日，我插播嫩绿的稻秧；秋来，我收获金色的果实；冬去，我憧憬崭新的希望。锄落镰闪天地阔，脚下伴着泥土香。我也曾经当民工，挖河筑堤架桥梁。”

老辈人都记得，那段年月各个生产队都要义务“出河工”，支援国家建设。“从1968年开始，包括垫高北大港北围堤，后来挖洪泥河，印象最深的是建引河桥也就是永定新河大桥，只用了四个月，那速度现在也不算慢。”虽然条件艰苦，有时候要住在漏雨的窝棚里，但大家仍不乏苦中作乐的心境。“杜甫《春夜喜雨》里写道‘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我们给改成了‘晓看红湿处，那是五街的铺’。”

第一批开发商是“拓荒者”

从那时起，李象恒对桥梁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出差路过一些桥，他都要停下来仔细研究一番，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1975年文革末期，天津四个郊区分别成立区级建筑公司，从区生产队和村里挑选人组成，李象恒离开生产队进入南郊建筑工程公司机修厂工作。1998年公司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李象恒成为负责人，开始接触征地、拆迁、设计、建设。

提到房地产开发商，人们印象中都是穿金戴银、壕气万丈，拿着数十亿的票子想要哪块地就要哪块地，但对于第一批开发商而言，其实只是“拓荒者”的角色。“那时候没有通讯设备，顶多腰里别个BP机，有事儿找你要赶紧找电话回过去。工作也是什么都干，将装满各种文件、资质的小包别在自行车把上去办手续，我们俗称跑件。我记得光那种小包，我就用坏了是三个。”

“钉子户”住上新房就会理解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页，李象恒的工作恰恰是天津乃至中国百姓居住条件变迁的缩影：八十年代中期，李象恒家以及千千万万生活在津郊的百姓陆续告别土坯房，翻盖了砖瓦房，人们终于不用再为下雨和泥坯脱落而犯愁了；到了九十年代末，砖房被楼房小区取代，李象恒参与了咸水沽最早大胡同一带，也就是现在津沽休闲园片区的开发建设；2004年特岗退休后，他又进入津南区建委下属的安居公司，负责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拆迁建设。

“和开发商不同，安居公司秉承的精神是‘为百姓分忧，为政府作劲’，偏哪一边都不行。”新形势下，“住有所居”不再是标准，“居有所安”才是目标。为此李象恒调整工作思路，亲自去做一些所谓“钉子户”的工作：“修津南红旗路时，记得我去一个大姐家，她盘腿坐在炕上说‘你们有文儿吗’，我们转天把文件拿去，她看都不看一眼扔到一边道‘假的，这戳儿西大桥那有多少刻多少’。后来她又求我们修路绕开她的房子。”经过反复数次登门，李象恒终于做通了大姐的工作，多年后在街上偶遇，大姐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什么都懂，不就是希望多找你们要点儿嘛。”“很多人当时执拗，但过后都会理解甚至感谢我们，因为拆迁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且面积都比原来大了不少。”

四十年渐进式到飞跃式的“震撼”

如今，李象恒家的三间土坯房已经演变成了一家六口人均面积50多平米的宽敞高层楼房。整个津南区日新月异，早已不再是李象恒儿时记忆中那个尘土飞扬、进一次城需要半天时间的穷乡僻壤。2009年，李象恒参与了海河教育园的拆迁建设后，逐渐淡出一线。偶尔想到自己当年开发建设的小区，李象恒由衷地感慨：“参战的人那么多，我作为当时开发公司的负责人，组织大家规划、设计、勘探、施工、验收，只是做了那个位置上应该做的工作，对于最终的‘作品’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

经历了天津城市由建到拆再到建的过程，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同龄的建筑工作者，李象恒认为唯一能形容这四十年的就是“震撼”。“变化的速度太惊人了！从唐山大地震之后，房子盖得不少，但那是渐进式的。后些年特别是这十几年，速度不是渐进式的而是飞跃式的。”李象恒说，“现在我们也常在一起聊，那时候搞建筑区长才批几万，后来像一些大开发商陆续进入，现在一个小区动辄几十万平米、多少个亿，真是难以想象。津南如此，天津更是如此。”